考古学视野中的早期历史叙述

（原标题：考古学视野中的早期历史叙述）

梁捷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是中国考古学界极为熟悉的朋友，当年在哈佛师从张光直先生。这些年来，罗泰经常来中国考古讲学，还积极参与公众讨论，但他本人的研究很少被国内引介。《宗子维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主要从考古材料研究周代社会，出版后曾获得美国考古学会年度最佳图书。

中国的考古资源十分丰富，科学考古却是自上世纪20年代才开始，至今不过百年。中国考古进展迅速，成果不断。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基础建设，不断有重要考古发现，社会影响不断增大。但罗泰指出，中国先秦时代的考古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与其发现数量不相匹配。近年来，中国各地都有大量该时期的重要墓葬、遗址、窖藏出土，但我们对先秦社会的基本认识却没有大的进步。罗泰认为，这与考古学界的方法论有关。

“宗子维城”语出《诗经》，意思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是立国根基，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认识周代诸侯国内外关系的基础。但这种抽象观念并不容易验证，我们也不知道这种说法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多大差距。罗泰在《宗子维城》里就试图主要依据考古材料而非传世文献来还原周代的一些政治社会结构。

中国人重视文字，古人即有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习惯，还有竹木简、石刻以及甲骨文等，都包含了文字信息。自宋代以来日渐成熟的金石学，其目标就是研究各种来源的文字资料，为传世文献的考证研究服务。现代学术建立以来，“二重证据法”也好，“疑古学派”也好，均没有摆脱这一范式。而中国考古学受其影响，也往往有以“考古”证“史”的倾向。

可在罗泰看来，考古本身就是一门独立学问。考古材料并不一定要为传世文献提供佐证，它本身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如果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上找到铭文，有助于断代，固然很好。如果没有铭文，也无损考古发现的价值。器物埋葬的地点、形式、数量、规格、各种器物的组合、与周边历史遗存的关系等等，无不包含着重要的古代信息。中国有丰富的古文字和文献，本是有利条件，有时却反而束缚了学者的手脚。

而且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之间也存在“断裂”。这种断裂可以尽量缩小，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我们已经挖掘了成千上万的先秦古墓，只有极少数正好能与文献上的具体人物、事件相对应，绝大多数都为匿名。我们对每一个古墓的了解程度也不同，有些可以了解得很深入，另一些只能知道个大概。但每一处古墓都提供了历史信息，都有历史价值，就看研究者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过度追求将地下文物与文献记载相匹配，反而容易犯错误。

罗泰指出，中国考古学界常见的一个研究缺陷是追求微观事实，忽略宏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由于中国有厚葬传统，所以考古常由发现古墓开始，发掘古墓的重点也是陪葬器物。但从考古科学角度而言，墓地往往离生活居住区不远，因此对古墓的研究应当与周边环境、房屋遗址、城邑等联合起来。古墓里的陪葬品能说明许多问题，古墓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亦能说明很多问题，后者往往还需要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辅助。

即使是发掘古墓本身，也有许多文物之外的考古细节值得关注。例如墓葬主人的性别、年龄等生理特征，单独看也许没什么，从一个墓群乃至更大地区来看，就能发掘出丰富的社会学含义；又比如中国考古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各地不同葬俗，如屈肢葬、腰坑等特征，但一般只是用它们作为判断墓主人来源的证据，很少真正分析这些葬俗背后的思想观念。而在这些地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工具亦大有可为。

回到罗泰自身的研究，此书基于考古材料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涉及姓族差异、民族融合、社会等级变动等大问题，极为尖锐大胆。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观点是，他归纳出西周后期与春秋时期的两次重大礼制改革，都对应着社会阶层的流动。

《周礼》和《公羊传》里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这类记载。而在考古中，确实发现了一些西周高级大墓符合七鼎、五鼎这样的列鼎制度，可也发现有一些早期大墓根本没那么多鼎和簋，另一些晚期古墓则僭越了该制度。罗泰认为，孔子念念不忘的周礼并未真的在西周早期施行，而到西周晚期有一段时间施行，后来又被废弃。孔子怀念的只是比他略早一些的社会流行礼仪罢了。

而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诸侯国不断被兼并，地方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社会阶层又进一步发生分化。尤其贵族地位出现分化：上层贵族向上流动，与周天子并驾齐驱；数量更多的下层贵族则向下流动，与平民相差无几。文献中很难找到时间与之相应的证据，但大量考古材料支持这一次社会礼制变动。因为越是往后，下层贵族的墓葬里就越难出土高级青铜器，往往就用陶器来替代了。

罗泰的这些观点肯定会有争议，远非定论，还需要学界继续研究。但他精彩地展示了一种利用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把枯燥的考古变成生动可读、引发思考的历史叙述。(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