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 把控质量成关键

（原标题：京津冀协同推动 中药材产业发展 把控质量成关键）

为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中药材协同发展，日前北京、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在河北滦平县召开了京津冀首届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

“要以此次大会作为三地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抓手，进一步强化中医药企业、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北京市农委副主任吴更雨在上述会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实际上，河北省一直在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河北省中药材等产业的升级转型，早在2016年，《河北省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就提出要加快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使中医药产业成为河北省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

据了解，为更好地促进河北省中药材基地的发展，最大效应的发挥其作用，河北省滦平县等正在尝试“中药材+旅游”的发展模式，而国家相关政策也支持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过，产业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也不是短期之事。

而在成都中药材天地网主任刘红卫看来，中药材的发展质量是关键，目前中药材市场准入门槛过低，生产源头体系太弱，市场无序竞争带动产地无序种植使得各种乱象频生。“中药材行业必须再造一个闭环流通体系，从源头把控质量，才能促进药企更好地发展。”

中药材协同发展

2016年2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指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30%以上，使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

河北省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来推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2016年《河北省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快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到2020年力争中药材种植面积发展到120万亩，带动14万人脱贫，使中医药产业成为河北省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

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段玲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河北省有众多的道地药材，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目前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且燕山、太行山区域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均适合中药材的种植。同时，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帮助乡村脱贫。”

上述京津冀首届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直接为京津冀中药材企业搭建了一个产销衔接平台。据了解，大会活动期间还达成了多个采购协议，签约涉及黄芩、黄芪、金银花等45个品种共13.5万吨，收购额达到23.8亿元。

另据记者了解，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环境下，河北省正在探索 中药材+旅游 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模式，滦平县就是其中试点之一。“滦平县着力培育了以 中药+康养+旅游 为引领的发展支撑，着力将滦平打造为包括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于一体的居游共享北京后花园。”滦平县县长于山在上述大会上表示。

目前，中医药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方兴未艾，一系列相关政策也提出要促进中医药与健康养老、旅游产业等融合发展，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过，产业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也不是短期之事。原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亦曾指出，我国目前中医药健康旅游商业模式还不成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较低。

质量问题成关键

在京津冀协同下，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将获得更多的支持。不过，在成都中药材天地网主任刘红卫看来，中药材的发展质量是关键，目前中药材市场准入门槛过低，生产源头体系太弱，市场无序竞争带动产地无序种植使得各种乱象频生。

据了解，由于中药材的前端被定位为农副产品，所以其市场准入门槛过低，农民、种植户、商贩等均可经营，致使中药材从种植到加工，再到市场销售，基本上全是个体户与小型企业来承担，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企业不成规模，机械设备少条件简陋，管理松散卫生极差，马路晾晒霉变生虫随处可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药企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中药材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行业痛点。“现在包括我们在内的中药企业都调高了中药材采购标准，并调高价格，保证质量。我们前几年也开始布局中药材源头，自己掌控种植、采收、加工等。”

不过，很多企业自建种植基地的做法收效甚微。据了解，前些年很多大型药企为了保证中药材原料的质量，投巨资建设了很多种植基地，本意是实现生产质量完全闭环，但由于不专业成本高竞争不过农民，现在几乎是名存实亡。

刘红卫认为，随着行业大变革的来临，中药材现代贸易流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势在必行。在这个体系中，产需对接加速，中药材仓储物流体系实现基础保障能力；信息、标准和电子商务平台，形成产业链条全面贯通和高速运转，发挥枢纽和桥梁作用。

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中心专家谢晓亮看来，建立中药材生产质量追溯体系，是实现中药材稳定、可控的根本措施，推进我国中药材生产在质量追溯和质量监控方面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可实现对种植规模、种植品种、发展区划等的宏观决策指导。

但目前受诸多因素影响，质量追溯体系和平台建设还存在追溯过程受限、平台建设停在表面、追溯板块不贴近基层等一系列问题，很难调动药农、生产基地的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