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管院院长吴晓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原标题：浙大管院院长吴晓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而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则是中国企业的崛起。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迅速追赶并站到世界前沿是走了一条现代化的 “不寻常路”。其中，认清“创新”和“追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和特殊战略地位，系统地研究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有效指引企业管理能力建设，推进企业能力整体性提升，进而带动我国经济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无论在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提升与完善，还是提供有效的现实企业指导上，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更进一步看，基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管理理论不仅具有引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具有影响世界，特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管理提升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自 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基于工厂制度的企业迅速成为各国经济博弈大舞台上的主角。在中国，自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以来，历经15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制造的规模终于超过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直至超越美国。中国人在曲折中始终坚持一股不屈不挠的气概、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终有一批能与世界企业并肩的中国企业站起来了。

当工业文明的火种在英国燃起之时，有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和劳动分工理论;在法国，有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和十四条管理法则;到了德国，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官僚组织理论;在美国，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德鲁克的现代管理理论等。还有那些基于著名的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分析提升而成为影响世界的管理书籍，如美国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日本藤本隆宏的《丰田制造体系的演进》等。

如今，回首中国企业的崛起之路，总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唤： “中国的管理学者该登场了”。的确，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是中国学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提炼并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规律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中国企业的非凡崛起自有一番特别的心得和自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跃升，虽然有对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学习，也融会了东方传统文明 “阴阳辩证”思想，却不是西方管理理论所能完美解释的，也不是大中华儒商说所能恰当诠释的。中国近40年压缩了西方企业数百年的历程，中国企业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后来居上式的崛起，从量变到质变，从“削足适履”到“进入无人区”，从“追赶”到“超越追赶”，个中自有其科学真理的存在，这正是当下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深入企业、沉到底、顶到天，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揭示真理、诠释真理、普及真理。

百余年来，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均衡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将建立和维护稳定的平衡作为企业提升绩效的核心命题。而中国领军企业的管理实践告诉人们：当变革成为唯一不变的常态，当打破平衡成为一种主动的管理行为，当迭代、试错、流动、不确定性、灰度等等 “干扰项”不再是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例外，当人与事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管理学者需要重新审视已经习以为常、曾经奉为圭臬的众多管理教条，需要翻开用“另一种逻辑”实现“非线性成长”的新型企业管理体系的一角，需要梳理中国企业“非线性成长”管理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但是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中国领军企业的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已经到来。未来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重大创新。需要看到，揭示 “所以然”背后的“之所以然”才有普遍价值，并且能够被广大学习者在运用中演绎和发展。这就需要中国管理学者们探究“之所以然”的努力奋斗。

形成中国情境、时代引领、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不可或缺地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有其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和重要理论构建价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是在特殊的中国情境下开展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管理思想上的原始创新站到了世界前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通过模仿和再创新实现了管理上的进步。如今，中国企业的追赶是否还能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实践提炼的理论加以解释 ?是否又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追赶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得不考虑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发达国家企业崛起时所处的情境，新兴工业化国家企业崛起时所处的情境，与现在的情况是不同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是在市场取向的制度变革、多样化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新兴的全球网络等新情境下展开的。这决定了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对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研究必然要突出特殊的中国式管理的特色，而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应该植根于中国式的“制度+技术+市场+网络”。因此，对中国式管理实践的多阶段性、多样性、多层次性、多主体性，特别是非连续性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

第二，系统研究全球化、网络化、数据化时代下中国管理学体系的新内涵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挑战性。中国企业已经从以往的封闭环境进入全球化、网络化、数据化的新环境，管理理论的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从中国管理实践的环境来看，以往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一直处在封闭的环境中，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线性方式发展生产能力。全球化、网络化、数据化新环境的出现重塑了世界经济，也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带来了更加开放的创新环境，中国的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已经和全球的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全球网络进行知识转移、组织学习和技术能力培养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条件下开展管理实践的新形式。全球化、网络化、数据化的出现，在企业战略制定、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组织变革和学习等方面，都会对传统的管理理论提出严峻的挑战。相当大一部分传统管理思想和方法将不再适用，需要建立全新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目前，关于中国企业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及动态演进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管理体系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将为检验现有理论，探索新理论提供可能，也将成为推进我国管理理论发展，提升企业管理创新实践的一项重要研究。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是丰富世界管理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发达国家主导的主流管理理论体系忽视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践，中国企业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的巨大成就正推动和要求中国管理理论走到世界理论前沿，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涌现了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但可惜的是，在中国企业实践获得巨大成功的背后，相应的理论贡献却未在国际主流管理学研究中得到体现，在国际学术界也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研究起步于 20世纪90年代，前期研究基础较好，已经有一批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持续研究，这些管理理论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但总体来看，中国的管理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多是对国外理论的复制性研究，研究问题过于零散，缺乏系统化、体系化，缺乏重大理论贡献。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将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需要研究者通过深度多案例研究、扎根研究、跟踪研究、调查统计、建模仿真等多种研究方法，以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管理学多学科领域合作研究的优势，多视角深度探索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成功因素、作用机制及其发展、演进机理，研究复杂多变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技术体制、市场空间与全球网络情境下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模式、机制及其演化规律，提升我国管理学基础研究和理论的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管理领域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总结并提炼中国情境下企业管理实践的特殊规律，同时上升到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管理实践的普遍规律，将对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提升产生非常重大的意义，最终形成具有独特贡献并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作者系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吴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