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探索融合式精英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 姚建莉 实习生 吴佳宝 上海报道
十几年前，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三所学校拉开了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的序幕。
十多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得到了颇多关注，更被寄予促进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变革的厚望；同时，它们也饱受争议，尤其是第一批的三所独立院校。
身处工业园区发展全国领先的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发展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常常被作为全球一些重大教育论坛上跨国教育案例。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这所学校未来的教育将与苏州园区资源进行融合，“未来社会的人口中，10%可能是专业精英，20%是行业精英，而现在的教育模式培养的大多是基于专业的精英人才。我们在未来十年里，要在现有的精英培养模式基础上，探索一种新型的行业精英培养道路。”
探索融合式精英培养
《21世纪》：你怎么评价西交利物浦大学过去取得的成绩？
席酉民：过去十年，西交利物浦大学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试图通过教育创新，如四个导师制度、研究型导向教学以及不一样的管理体系等，去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甚至世界的教育发展。
第二，目前全世界大学的运行方式采取的仍是层级化的官僚体系。这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韦伯的层级结构和专业化分工原则建立的体系，已经非常不适应当代大学的管理。因此，西交利物浦逐步探索基于网络化大学运行方式。
第三，大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要求下越发紧密，社会可以进入到学术社区里面进行合作。在网络化环境下，探寻大学和社会互动和共生的一种新型合作方式。
第四，在前三者的基础上，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世界的教育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在全球一些重大教育论坛上，西交利物浦常常被做为案例以探索跨国教育、大学的领导模式和管理方式。
《21世纪》：那么未来十年呢？
席酉民：十年以后，西交利物浦将不再是简单的学习者与跟随者，而要成为某些方面的领导者。
在我们的假想下，未来社会的人口中，10%可能是专业精英，20%是行业精英，其余70%的人充分享受前两者开发出来的生活品牌。
近来，机器人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是社会热议的话题，人如若要利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去发展新行业，就必须有超越机器人的智慧。而现在的教育模式培养下的人才，大都是基于专业的精英人才。专业对于人们的职业帮助是有限的，对未来去引领一个领域的作用更是有限的。
具有超越机器人智慧的人才需要一些更广泛的，关于行业的、领导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训练。如果学生到了社会上再开始受到行业本身的训练，需要三四年才能融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西交利物浦在未来十年里，会继续改进现行的精英教育模式，同时探索融合式精英的培养模式。
《21世纪》：能具体谈谈融合式精英的培养模式吗？
席酉民：简单说，就是被西交利物浦大学录取的学生，会先在通识教育的平台上提升素养。一年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学校、专业和个人的理解，去选择从事专业化的精英道路还是从事融合式的精英道路。做出选择以后，参与到两种不同模式的培养当中。
在未来十年，要在现有的精英培养模式基础上，探索一种新型的行业精英培养道路。目前，行业精英的培养道路有三条：1.行业、企业定制化教育；2.创业加学业；3.创业加社区。
传统高等教育改革的“催化剂”
《21世纪》：中外合作大学运行至今情况如何？
席酋民：中外合作大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引进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去改进中国的教育状况。这些学校不希望成为国际学校的分校，也不希望成为国际学校的一个教学点，而是希望成为一所总体而言独立的大学，一所世界认可的国际大学。
为了达成这一核心目标，独立院校应当把国际上最优的实践，包括英国的高教育质量、美国的灵活性与中国的重基础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适应未来需求和趋势的大学。
《21世纪》：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本身的影响如何？
席酉民：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在数量上仅是国内办学的冰山一角，但对发展新型教育理念却起着极为重要的探索作用。和早期的中外合作企业一样，相当于在羊群里放了几只狼，通过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来唤醒一些学校，或者打造一些竞争者。它并不仅仅是对中国目前教育体制的一个简单补充，更像一种“催化剂”；像中国教育面团里的“酵母粉”。
《21世纪》：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这十多年里遇到了哪些问题？
席酉民：首先，一些中外办学机构疑似跟风现象严重，没有搞清开办的原因、目的、意义和价值。任何学校都不能是简单地模仿和复制，这些办学机构一定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形成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次，办学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很多机构没有着眼于未来，如持续的投资问题、人的维持问题。一旦政府停止支持或者学校遇到重大障碍，那么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最后，办学模式背后的治理问题、领导力的问题、规划和每个环节的设计问题，直接会影响到它的组成和发展。合作办学要长期生存并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设计和模式来保证。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外合作办学的外部环境？
席酉民：第一，法制环境需要得到完善。比如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中外合作办学与民办大学要重新注册为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机构，进行分类管理，这是一个进步。但相应的配套还没有完全到位。
第二，从社会舆论和国家对教育的管理来讲，也存在一些问题。最根本的是对教育的理解，当下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依然是应试。社会舆论营造出的教育氛围使家长被社会“绑架”，没有足够的力量跳出来。
第三，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及资源配置问题。国家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得人们的精力不放在教育上和研究上而放在资源的追逐上。高成本运转的社会，实际上大家只看到了金钱的成本，没有看到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里大量的高端人才的精力和时间没有放在他应该放的教育科研上，这种浪费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
所以我们在一二十年前一直在给教育部建议，国家应该怎么样配置教育资源，大学校园应该公开按照大学的规模、研究层次以及师资能力，建立透明、规范的资源配置体制，让校长、教授专心做各自该做的事情。
（编辑：李二民，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yaojl@21jingji.com，liem@21jingji.com）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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