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港湾南苏丹办事处商务经理阿托伊·邓·阿克： 希望中国港湾坚守在南苏丹

（原标题：中国港湾南苏丹办事处商务经理阿托伊·邓·阿克： 希望中国港湾坚守在南苏丹）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南苏丹朱巴报道

与阿托伊站在一起会有压迫感，因为他身高2米多，据说阿托伊所在的丁卡族（Dinka），是世界身高最高的民族，平均身高在1.82米以上。

阿托伊1972年出生在西加扎勒河州（省会是瓦乌）。1986年随全家到苏丹首都喀土穆。2008年阿托伊毕业于苏丹喀土穆埃尔内林大学法学院（Elneelin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Khartoum Sudan），毕业后来到现南苏丹首都朱巴。在加入中国港湾之前，他在很多企业工作过，包括2008年到2010年间为阿托伊亚特公司（主业为道路建设）工作。后来又在南苏丹的一家道路建设公司工作，直到2013年加入中国港湾南苏丹办事处，担任中国港湾南苏丹办事处商务经理。

“这份工作是我的生日礼物”

《21世纪》：你加入中国港湾不久就遇到了南苏丹的第一次战乱。当时中方人员都撤离了，是你一个人看护公司和财产。等中方员工回来的时候发现，院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电脑只要插上电源就能工作。战乱来临，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寻求安全的地方，你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

阿托伊：我在中国港湾工作的第一天是2013年5月23日，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甚至我的父亲和我的妻子也认为，这份工作是给我的一份生日礼物。

仅仅在不到7个月之后，12月15日就发生了战乱。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是星期天，而且就在离这里（中国港湾营地）不远的地方开始的，接着16日、17日的情势非常危急混乱，人们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我在家中感到非常地担忧，因为中国同事所住的院子只有几个保安，而那些保安手中只有棍子。我想尽快见到中国同事，但是已经戒严管制没法出门，我只能在家待了两天。到17日早上，我跟我的叔叔说，我一定要碰碰运气，去见中国同事，叔叔坚定地告诉我：“别出门！”但是我一心想确认中国同事是不是安全的。

虽然他拒绝了我，但我还是想试试。我给许多朋友打电话，希望确认当时外面的情况，看能够走哪条路到达营地。朋友们纷纷告诉我哪些路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当时戒严已经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使用，所以我只能走路去营地。

《21世纪》：当时营地里有多少人？

阿托伊：一共有9个中国同事。我到了之后，张立忠经理召集会议，讨论如何撤离朱巴。最后决定由我找一架飞机送走中国同事。我花了将近两天时间，在机场和营地之间跑来跑去，但是也没能找到一架能把中国同事带走的飞机。到18日晚上6点，我跟张经理商量，花了两天时间也找不到飞机，建议他们走公路，到南苏丹和乌干达接壤的小镇。陆路撤离的方案让张经理很犹豫，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路上安不安全，要多久能到等等，我告诉了他所有了解到的详细信息。从朱巴到边境小城尼穆莱（Nimule）只有192公里，路上相对比较安全。张经理和中国同事开了会，也和喀土穆总部联系汇报了情况，到晚上7点的时候，张经理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开始准备上路，决定在第二天一早7点钟出发。我们花了整整一晚上准备。从朱巴到尼穆莱的路程只花了4个小时，我一路陪着他们去的。到边境大概是中午11点。但那个时候尼穆莱小城变得非常拥挤，到处都是逃离的人和车。我让中国同事跟着车流走，自己打了摩的去移民局和海关帮他们办手续，因为不仅护照要盖章，还要给过境的车办过关手续。在边境有一座桥，过了桥到西岸就是乌干达了。我目送他们过了桥，然后在当天回到了朱巴。

《21世纪》：你是说，你一个人回到朱巴？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牵挂，非得回来不可？在回来的一路上你都经历了什么？

阿托伊：进入中国港湾的这天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天，这份工作对我而言就是一份礼物，所以我决定留在朱巴，看管中国同事留下的营地和物资，我们在朱巴的办公室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如果我也去了乌干达，就没有人看管营地了，所以我回到了朱巴的营地。那天从朱巴-尼穆莱的A43号公路只有我这辆车是从边境返回朱巴的，其他的车都在往边境走。虽然一路上没有看到军人或者武装分子，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整条公路只有我的这辆车是向朱巴方向走的。

《21世纪》：当时你已经到边境线了，但是又返回了朱巴营地，这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公司给你的任务？

阿托伊：当时张经理还有中国同事都劝我和他们一起撤离到乌干达，但是我拒绝了，我选择回到朱巴营地照管公司留下来的物资。我在国家安全部、苏人运等组织有很多朋友，时时了解最新的局势和情况。我也跟张经理和其它同事经常联系保持沟通。当时留下来的只有两个司机还有我。我就住在营地里，一共住了三个多月，一直到后来所有的中国员工回到朱巴。

《21世纪》：当你的同事从乌干达返回朱巴时，是什么场景？

阿托伊：张经理和几个同事是第一批回来的，看到他们回来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之前很担心，也许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回来了，而且张经理是第一个回来的。当时我特别希望那是最后一场战争，希望所有纷争都可以就此平息，让国家开始进入经济建设时期。

我在中国港湾工作是为国家做贡献

《21世纪》：虽然你希望那是最后一场战争，但是2016年7月又发生了冲突，你的同事又再一次被迫撤离。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阿托伊：上次战乱之后一直到2014年3月，所有中国同事都回到了营地。从那之后到2016年7月冲突事件爆发之间，中国港湾在南苏丹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签署了很多项目的意向书。最主要的就是由中国港湾南苏丹办事处承建的朱巴国际机场一期工程。没有想到的是，2016年7月初又爆发了冲突，情况更加糟糕。

整个市区每个地方都有激烈的战斗，包括我们在机场附近的工地。而我们办事处的情况也和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整个办事处只有9名中国同事，但现在规模大得多，包括项目团队、施工团队、办事处人员共有73人。为了机场项目，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停歇，为的是按时完工。

《21世纪》：当时中国员工包机撤离到喀土穆，你和上次一样，又一次肩负起了照顾营地的责任。这次又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因为这份工作是你的礼物吗？

阿托伊：是的。因为当所有中国同事离开的时候，在营地还有很多设备与车辆，而我们这里又是冲突中心。我花了几天时间思考怎样才能保护好这些施工设备，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这次的营地规模更大了。战争总要过去，建设总会开始，如果设备坏了会给公司造成损失。留在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份工作对于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礼物，我希望能够为公司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所以这次我决定留下来，照管好营地。

《21世纪》：你想过家里人怎么办吗？

阿托伊：一开始要说服妻子的确不容易，我告诉她，我要留在中国港湾的营地，她和孩子留在家里。我尽可能地说服她，让她和孩子待在家里，但是她并不是很高兴。她说，如果武装分子要控制朱巴，首先就要控制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中之一就是朱巴机场。她问我，“为什么要待在中国港湾的营地？”我向她解释说，希望能够为公司做一点事情。她说，“即便是可能有生命危险吗？”我说是的。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21世纪》：你对公司有情感与责任感。南苏丹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非常需要建设，你作为南苏丹人，加入中国港湾为南苏丹建设工程的公司里，是不是也有一份对国家的责任在其中？

阿托伊：我在政府部门有很多朋友，我曾经告诉他们，我在中国港湾工作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因为中国港湾在为我们国家做工程。在我到中国港湾工作之前，公司就已经在苏丹进行了很多项目，这也是我选择在中国港湾工作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过我的工作，我可以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我希望中国港湾坚守在南苏丹

《21世纪》：你希望通过努力把它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说你希望未来南苏丹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阿托伊：我的梦想就是看到内战能够结束，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战争一天不停止，国家就没法发展。我们的机场项目，本来2016年底就可以完成的，但因为2016年7月的冲突，工期不得不延迟。一个国家只有在局势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展。所以我的梦想第一个就是希望看到国家能够稳定，然后实现发展。目前，中国港湾和南苏丹政府合作正在建设一系列项目，但是其中大多数项目都因为战乱的原因不得不暂停。如果没有战乱，很多项目很可能已经在施工阶段了，比如朱巴国际机场。但是因为战乱，项目都没法进行下去。其次，希望中国港湾在南苏丹能够更好的发展。很多南苏丹人都说，如果自己是总统的话，会把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交给中国港湾来做。因为大家都能够真切地看到，中国港湾在南苏丹所做的工作和成绩。目前，我们整个国家唯一的一个在建项目就是朱巴国际机场，政府自己没有项目在建。所以我的第二个梦想就是中国港湾能够拿到南苏丹重大工程项目。如果南苏丹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与中国港湾合作。在南苏丹搞建设并不容易，但正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中国港湾开展了多个项目，这非常不容易。现在我们正竭尽全力在这里开展业务。基础条件很差，政局也不是很稳定，但是中国港湾和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正是靠出色的员工完成的。

《21世纪》：你在中国港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都学到了哪些东西？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阿托伊：首先是效率。那时候我们还在之前的营地里，张经理有时候会和我们说，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一项什么工作。这种为工作规划好时间节点的方法让我受益很多。这并不是一种命令，但是给你设置了时间限制，必须在这之前完成，在很多公司或者政府部门里都做不到这一点。我学到的第二点就是合作。公司有市场推广、商务合作、行政后勤等各个不同的部门，部门之间需要通力合作。同事之间并没有非常强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个团队，共同来完成目标。有时候我对一件事情不是很明白，会寻求同事的帮助，反过来有时候同事不懂的，我也会帮助他。不仅是中国同事，所有南苏丹、中国员工在工作中都很团结，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我学到的第三点就是在新的组织、环境中工作。之前我都是在喀土穆等苏丹的国有公司工作。但是我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同事都非常好，公司管理也是井井有条。在军队里，有上下等级之分，在其它公司也有职务高低之分，但是在中国港湾则没有严格的差别。我们一起工作，共同分享信息，关系非常融洽。

《21世纪》：中国有一个词叫做“共同成长”，你加入中国港湾，其实就是与国家、公司共同成长。

阿托伊：我刚才也说了，在南苏丹做生意是非常困难的，南苏丹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机会非常多，所以我们需要重视南苏丹这个市场。即使南苏丹有战乱，局势也不稳定，但是总有一天，局势会稳定下来，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我希望中国港湾要坚守在南苏丹，在这里开展业务、建设项目，这是我们的机会。中国港湾现在是在南苏丹拿到项目的第一家中国企业，而且也是第一家在南苏丹建设项目的中国企业。南苏丹办事处为市场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跟踪许多项目，除了朱巴国际机场之外还有很多别的项目，比如河运等项目。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南苏丹取得成功，在这里的各个项目最终都能取得成功，因为南苏丹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编辑：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