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有天赋，但能在逆境中坚持多久？——读《被误读的创新：关于人类探索、发现与创造的真相》

（原标题：你很有天赋，但能在逆境中坚持多久？——读《被误读的创新：关于人类探索、发现与创造的真相》）

⊙夏学杰

你很有天赋，但能在逆境中坚持多久？

——读《被误读的创新：关于人类探索、发现与创造的真相》

⊙夏学杰

创新，在当下，是个相当时髦的词汇。谁都愿意沾一沾它的光，开口闭口谈创新，似乎不谈创新，就OUT了。可是，所有在热烈谈论创新的人，是否真正明白创新的内涵，或只是一知半解，只是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恐怕就很难说了。凯文·阿什顿在《被误读的创新》中直言不讳：世人误读了创新，创新能力不是天才独有的，每个人都能够创新。创造并不是魔法，而是工作。

全书开篇于天才音乐家莫扎特的一封信。这封信1815年刊登在德国《综合音乐杂志》上。莫扎特在信里将其创作过程描述为“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我的创作主题会越发广阔，变得清晰而有条理。即使创作内容很长，它也几乎是以全貌完整地出现在我脑中，如此我只需一瞥就能审视它的全部，像审视一幅精美的画作或一座美丽的雕像。我也并非是在想象中部分地去听这些乐曲的，而是一次就将它们全部听完。”然而，这封被后人反复用来解释创作灵感的信是伪造的。在莫扎特真正的信件中，他表述的创作过程是，先大略写下作品，然后修改，有时会卡壳。可见，即便如莫扎特那般不世出的天才，其才华也没有到神乎其神的地步。所以，凯文就觉得有理由怀疑一些流传甚广的创作神话了。诸如天才在某些时候会有强大的洞察力，伟大的事物和思想能被完整地创造出来；那首诗是在梦中写成的；某部交响乐是一气呵成谱出来的；有的科学定律是在“我发现了”的尖叫声中实现的；企业是靠魔力建立的……在凯文看来，这些都是浪漫的胡扯。

凯文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创新的故事——史蒂夫·乔布斯的创新来源于哪里？为什么捕鼠器会成为专利最多的发明？幽门螺旋杆菌是怎样被发现的？让牛顿站在肩膀上的“巨人”究竟是谁？完整的一罐可口可乐是如何诞生的？第一架隐形飞机是怎样造出来的？头脑风暴真能产生更好的点子吗？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创新型组织？通过对人类创造史上重大案例的梳理和解析，凯文揭示了人类探索、发现与创造背后的真相，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通过这些故事，凯文想表达的、概括的是，创造是一项全民性的活动，创造力是人类天生就有的能力。创造并不神秘。创造很寻常。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于无数前人的聪明才智之上，个人的最大贡献，也仅仅是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一小步。决定能否会成为成功的创造者的，不是有多么聪明，多么有天赋，或多么努力工作，而是如何去应对创造中的各种逆境。只有保持“初心”和初学者的心态，才会发现新的问题，注意到被忽视的东西，看见意料之外的事情。

当然，类似这样放低创新门槛的建议，以前也有过。比如美国商界传奇人物杰克·韦尔奇就建议重新定义创新，让每个人参与其中。可惜，大多数人和商业领域的权威专家们在思考创新时往往思维过于狭隘，因此与多重增长机遇失之交臂。重大的、颠覆性的突破，本来就少见，以这样的高标准来定义创新，会把太多的人挡在创新的门槛之外。杰克·韦尔奇说：“在商业领域，最好将创新定义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渐进式改进’，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实现创新。创新可以是，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不断的、正常的事情。创新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心态，每个员工，无论位于哪个级别，在每天早上踏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都应思考如何创新，心想‘我今天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方法’。”显然，杰克·韦尔奇不希望把创新弄得太狭隘了，不要把创新看得那么高大上，但他并没有轻视重大创新，没有颠覆天才的作用。而凯文则直接挑战天才在创造上的作用了。

“创造是留给天才去做的。”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信条经历了17世纪启蒙运动、18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和19世纪工业革命，延续到了今天。凯文在总结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直言不讳地说：“再见了，天才。”他认为天才的时代已经终结。天才与创新能力无关——即使在创新能力被定义得很广泛、被测量得极慷慨的时候。实验结果表明，创新能力和总体智力之间没有联系。创新，像人类的所有能力一样，不同的人能力的范围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在能创新的人和不能创新的人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电网，将天才和普通大众分隔在两边。

照凯文的说法：工作是创新的灵魂。工作就是起早贪黑，拒绝各种约会，放弃周末，写了再重写，检查又修改，死记硬背和例行公事，盯着空白的纸张怀疑自己，在不知道从何处开始的时候开始，而且在继续不下去时仍不停止。这绝不有趣、浪漫，甚至在大部分时候十分枯燥。如果我们想创新，那就必须——用保罗·加利科的话来说就是——割开我们血管，让血流出来。创造就是工作。就是如此简单，而又如此困难。

既然创造就是工作，那么，能否推导出工作都是创造呢？我想，应该不能。否则，还有必要探讨创新型组织吗？只是凯文若不做惊人语，就不能获得更多的关注；若不偏激，公正公允地去表述，就没有多少亮点可闪耀了。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创始人艾德·卡特姆与记者埃米·华莱士合写的《创新公司》曾这样表述：“要想见证伟大，就必须经历一段不伟大的平庸，这个道理，有些人是不能理解的。在创意的环境中，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捍卫新生的构思不受这些人的摧残，捍卫未来，不要驻足过去。创新，最初可能很幼稚，即便不太幼稚，也会让别人一时无法理解和适应，这时如果不保护那些创新者们的忐忑不安的心，久而久之，创新者就会望而却步了。”那么，凯文是如何看待创新型组织的呢？对抗新想法，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一个创新型组织的标志是比一般组织更能接受新想法，重视行动胜过重视言语。巴尔扎克曾说：“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作为创新型组织，就该全力呵护创新性的成长。

现在人们喜欢强调点子的力量，似乎有了个好点子，就能将一家企业转危为安甚至飞越无限。凯文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创新的神话将“拥有点子”与实际的创新工作相互混淆了。想法就像种子一样，很丰富，只是其中绝大多数永远都得不到什么发展。此外，想法很少是独创的。多数事物是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同时被发明出来的。所以，有想法并不等同于创新。创造是执行，而不是灵感。很多人都有想法，但很少有人为了制造出信念中的东西而采取步骤。飞机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奥维尔·莱特和威尔伯·莱特两兄弟并不是最早想出要制造一架飞行器这一想法的人，也不是最早开始制造的人，但他们是最早试飞的人。

读中国古书，常会读到一些传奇性的出生，其奇异程度超乎人们的常识。不仅有母亲可以怀孕数年，而且还可以无父。如《独异志》中记载：伊尹无父，生于空桑中，禹妻化为石，后剖腹而生启。东方朔据说是星神下凡，东方朔“自入仕汉武帝，天上岁星不见。至其死后，星乃出。”这些思维，跟被神圣化的创造大致不差吧。有的人喜欢自我神圣化，绝缘于尘世，为了告诉人们：吾之创造是尔等学不会亦做不到的。久而久之，创新就成了外人难以窥见其真面貌的神女。除此之外，神圣化创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习惯去为自己偷懒找借口，创新都是天才的事，至少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干得出来的，非我辈所能。

凯文还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凯文并非是纸上谈兵的主儿，在美国的大学中，许多教授都是创业者，凯文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无线射频识别网络系统的先驱者，被称为“物联网之父”。作为一名高科技创业家，他曾创办了多家成功的企业，其中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另一家与他人联合创办的Zensi 公司于2010年被贝尔金国际（Belkin）收购。凯文说他的经历和他读过的那些关于“创造”的书籍中的故事毫无相似之处。没有什么魔法——虽然有少数的灵光一闪——只有成千上万个小时的工作。虽说他的物联网后来是成功的，2013年，他起的“物联网”这个名字被添加到了《牛津词典》中，被定义为“被人提议的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在物联网中，每个日常物品都连接到网络，使它们能够发送和接收数据”。凯文说，建设“物联网”是缓慢而艰辛的，充满了政策上的担忧和各种错误，与宏伟计划和战略毫不相关。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通过失败来获得成功，学会了预见冲突，不为逆境的到来惊讶。

撇开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谈，就揭开创新的神秘面纱而言，《被误读的创新》还创造于每个普通民众，鼓励人们不再自惭形秽瞻前顾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披沙录

■披沙录

据估计，现在每两天产生的数据，就相当于人类文明伊始至2003年所产生的数据的总和。而且，随着几乎所有的一切事物都被数字化，可用数据量将每两年翻一番。大数据不仅体现在大体量、高速度上，也体现在多样性上。大数据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将非结构化和结构化的数据集结合，获得新见解。非结构化数据有许多来源，包括社交数据、视觉资料、文档、电子邮件，乃至语音数据。将多个较小的数据集结合与将大型数据集结合相比，它们产生的见解是一样的。因此，数据字节产生的见解对中小型企业的作用，与数拍字节或艾字节数据产生的见解对大型跨国公司的作用相当。本书分享了30余个领先企业的成功经验，探讨了亚马逊、苹果、耐克、迪士尼、壳牌、沃尔玛、摩根士丹利、洲际酒店等知名企业利用大数据战略获益的做法，为大中小企业提供了构建大数据战略和关键大数据能力的清晰路线图。

“战略”一词原是军事用语，用来表示指导全局的计划和策略，后被引申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20世纪60年代，战略思想开始运用于商业领域，并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进化思想一起成为战略管理科学的两大思想源流。不断更新的科技带来不断更新的商业模式，也需要我们不断地革新经营理念。与其重复别人走过的坎坷路，不如带着前人的智慧和教训迎接未来。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战略为我们领路，规划未来。为了与读者谈一谈什么是战略、什么是商业模式，日本战略咨询大师铃木博毅精读了30多本管理学名著，花了十几年时间去实践。因而，他能在本书中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总结10个领域的30个突破窠臼的商业战略布局和引领潮流的商业模式。通过一点一点地剖析古代的战争战略和现代经营战略理论，以及探讨它们是如何应用于现代企业经营之中过程，让读者了解管理学大师们的胜利法则，观察著名管理案例的细节。

在当代美国社会，正涌现一股强有力的声音，致力于美国重归伟大复兴之路，声讨自由政策的失败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美国宪法学者、里程碑法律基金会主席、著名脱口秀主持人马克·莱文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在今天的美国，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正逐步吞噬公民社会，而父辈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继续容忍当前的严峻形势。只是，通过疯狂滋长且即将崩溃的津贴计划以及由此引发的巨额债务、平庸的教育、接踵而至的移民浪潮和国防安全的恶化等问题，将逐渐威胁到他们的孩子和后代的未来。基于千禧一代正面对的债务、教育、医疗、国家安全等尖锐问题，这位曾经的里根总统时期内阁成员高级顾问呼吁所有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发起一项新民权运动，力促自由与繁荣。他热切希望年轻人振作起来。

这本书评集，由作者近几年公开发表的书评汇编而成，集中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系列见解。在他看来，诸如政治秩序、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学人文等，都可能成为时代变革的推手。显然，这是一种立足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读书维度。全书分为“历史进程的刚与柔”、“近代中国的伤与痛”、“社会发展的兴与衰”、“转型时代的思与行”、“科学精英的诚与爱”五个部分。作者在多篇书评中都坦率地提出了他的观点，具有思考性和研究指向。比如作者直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虽然是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然而对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叙述尤其对儒家、道家及官僚制度的叙述和评价，均还停留在常识介绍的浅层。对英美的崛起与迷失、苏格兰对现代世界文明的贡献、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二战后的现代世界、巴西足球王国背后的利益较量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评析。

拼接当年那些

被遗忘和无视的场景——读《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

⊙徐 瑾

拼接当年那些

被遗忘和无视的场景

⊙徐 瑾

如今，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已进入了美国乃至世界的集体记忆中。但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大萧条？谁该为大萧条负责？人类是否有能力避免另一次大萧条？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口述史权威斯特兹·特克尔出版他的代表作《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时，就已有了强烈的今昔对比之感。当时有不少年轻人就已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大萧条。有人感叹：“如今的年轻人假扮自己崇尚贫穷。穿牛裤、吃汉堡包，这些都没问题。然而，相比于没有汉堡包可吃，没有牛裤可穿，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受过贫困的折磨。他们没有经历过恐惧。他们从没有见过摇篮里的婴儿因为饥饿而哭号……”

大萧条过去了，但类似大萧条那样的威胁却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当失业、饥饿、恐惧、耻辱等黑暗情绪一起袭来时，我们能否做好准备，起码和当年的美国人所做的一样好呢？斯特兹·特克尔的采访或许可以作为对比，为写作《艰难时代》这部口述史，他采访了数百人，从达官显贵到普通民众，行业、阶层、种族各有不同，可谓研读美国大萧条的一手资料。

大萧条对应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被一位美国议员定位为“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 Thirties）”。有人抱怨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小偷，为了要生存不得不做点什么。而也有人比喻，那时候，“我们就是土狼，失业的土狼。”

失业是当时经济的主要问题。直到1939年，美国劳动力的供给量是4000万，失业人口则是1000万，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25%，而此前几年甚至还更高。失业造成大批的流浪者，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流浪者并不友好，流浪是那时候被逮捕和拘留的常见罪名，甚至还高于盗窃。难怪一名流浪者感叹:“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就是如此恶劣，美国不同州的法律各异，但对于流浪汉普遍都充满了偏见和警觉。在有的州，在车里睡觉都是违法的，在有的城市，在天桥下睡觉是违法的，甚至有人还要求在垃圾箱里投放老鼠药。

如此之高的失业率以及随之而来的流浪汉大潮，构成了当时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特大课题。1932年，约有200万漂泊无依的美国人。其中，有因大旱三年而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更有忽然失业的中年汉子带着生病的婴儿。流浪者群体中也不乏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意气风发的银行行长或曾在著名报纸上发表评论的名作家。对此，罗斯福政府必须作出应对。而在那时候的美国，失业保险的概念还是超前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官员都觉得这方法很可怕，属于他们眼中的赤色社会主义。回头来看，这一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当时看来颠覆性的想法，其实也是罗斯福在社会压力之下的灵机一动，“在与之相关的人的心里，他们的感觉由来已久。想要改变社会的意愿，只是出于愤怒，出于需要。在我看来，哪怕是更为激进的想法，他们也会接受。”

关于罗斯福新政，我们现在需要理解的不仅仅是罗斯福这个人，更应该通过罗斯福理解那个时代。事实上，正是社会底层的压力促使罗斯福提出了诸多改变，“罗斯福反映了当时的倾向——更多的是情绪上的，而不是认识上的。它不仅仅是国王恩赐那样的问题。来自底层的压力是事实。”

当旧的体系不再能够应对新的问题时，幸运的年轻人往往获得更多机会。大萧条是经济事件，而当时的经济学对认识危机很不完备。在大萧条之前，多数媒体还在鼓吹繁荣，一些财经专栏曾乐观地预测“经济即将上交一份尚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当大萧条来临，新政府上台之后，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获得了机会。乔·马卡斯是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他1935年从纽约州立学院毕业，去了华盛顿研究失业问题。

对于乔·马卡斯这样的年轻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充满梦想与机遇的年代。他们需要不断回答别人提出的大问题，诸如社会在向哪个方向发展之类。他回忆说，“新政”就是年轻人的天地，“我还年轻，二十二三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成了部门的领导。我们和一些大佬开了次会，讨论要做什么。我指出了一些问题：让我们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立马让我接手。我组建起这个机构，雇了七十五个人。”事实上，很多问题他们并不知道答案，但是他们的意见可以直达上层。他们是时代的小部分幸运者。

对于大萧条的受害者来说，有的人声音被记录，有的人则一直被选择性无视，比如黑人。《艰难时代》可谓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也揭露了一些被集体遗忘的部分，比如种族。有的讲述人不无苦涩地说：“黑人生来就是过萧条日子的。所以，你们所说的大萧条对一个黑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在他们看来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做看门人、搬运工或是擦鞋匠。只有影响到白人，才会得到重视。”大萧条中白人“穷困潦倒”，“黑人的境况也更加不堪，在他们的蓝调音乐里，这一不争的事实被反复吟唱。”在当时的种族隔离情况下，黑人遭遇的歧视以及伤痛其实在集体讲述有被遮蔽一面，但反过来说，白人受到阶层滑落的冲击可能从社会层面也更巨大。有人就说：“很少听说黑人会因为钱自杀。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有钱。”

遗忘与记忆，从来都是历史的互动部分。记忆大萧条并不是美化苦难，人们在受苦，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记录只是为了历史的见证，不仅是为了经历的人，也是为了后来者。正如斯特兹·特克尔所言，年轻人不了解大萧条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成熟，反而标志着“我们的不成熟”：“该是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解它在我们身上加诸了什么，因而也是了解在他们身上加诸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