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冬天，那个史上罕见的考场

（原标题：四十年前的冬天，那个史上罕见的考场）

我当时所在考场，师生同考俨然常态。别的考场，还有夫妻同考、父子叔侄同考，那场景真乃古今罕有。那年的高考极大影响了我国的发展进程，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让我们铭记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在山西农村插队的北京青年，劳动积极，勤奋好学，为人和善，但数年来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总是落不到他头上。他知道原因，首先是没有过硬的关系，没人向公社领导打招呼；二是家庭困难，拿不出钱送礼。绝望吗？不！决不！小伙子还有智慧和胆识。他在北京的父母家有架台式收音机，在当时，特别是农村，还是个稀罕物，谁家有个台式收音机，大体相当于现在有5X宝马的面子。他把那个收音机拿到村里，趁着公社书记不在家，到了他家里，对书记老婆说：“我是某某某，把这个收音机放在这里”。没多久，小伙子得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临走那天，同样趁着书记不在家，又把那架收音机拿走，坐着火车回北京上大学去了。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明白，那时几乎天天演绎着这类为求生存而博弈的故事。在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入学的日子里，“领导批准”是最关键的。而像上述故事中的公社党委书记这样的领导不在少数。

沉闷中一声惊雷。1977年，恢复高考了。笔者有幸作为高二在校生和毕业生于1977年冬和1978年夏参加了两次高考。我当时所在考场，师生同考俨然常态。别的考场，还有夫妻同考、父子叔侄同考，那场景真乃古今罕见。那年的高考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让我们铭记终生。

我从小的梦想是能成为大学生，可按“文革”期间的大学招生规定，“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大学复审”，像我这种小学公办教师家庭的平民子弟，加上姥姥家富裕中农背景，永远都没可能有机会被推荐给“领导批准”，取得上大学的推荐资格。一面是“我想上大学，我要读书”的一种渴望，另一面是对机会做梦都不敢想的绝望，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渴望与绝望的冲突、交织的感觉，是如此苍白。而且，我家哥俩，尽管就生活在农村，但按当时的政策，我们这种农村双职工家庭也必须至少有一个子女上山下乡，父母为此经常彻夜不眠，犹豫着要不要让我哥哥先参加工作。最后做出了让哥哥先就业的艰难决定，哥哥1977年进了县城工厂上班。我当时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父母的这个决策，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别无选择。这样，对我来说，高中毕业就意味着下乡插队的开始，我为此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当年秋假，我们中学双职工子女正在公社中学农田劳动，傍晚收工回家后带着一副疲惫的身心吃晚饭时，父亲兴奋地聊起白天赶集时听到的要恢复高考的传言。当夜，16岁的我捂着被子偷偷啜泣了整宿。恢复高考，恢复正常的文化考试并按成绩择优录取，我们就有了可参加高考的机会，仅仅是个可以参加考试的机会！但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了。

那年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由各省单独命题，且每个学校在校内自行组织，两人一张桌子，与平时上课无异，只多了两名监考老师外加县里两位巡视员。当时是两榜录取，第一榜全县18个公社预录取了180名考生参加体检，最终二榜录取指标是110名。当时只有3名在校生一榜入围，我是其中之一，排列全县所有考生第52名。

因为各种难以述说的原因，我又参加了1978年夏天的高考。这一年，全国统一命题，5门课，英语作为加试科目，成绩只供参考。全公社没有一名考生参加英语考试。这年考试组织也规范了，全县集中在三个考点，我在全县最偏远的公社，到离家近百里的一个中学参加笔试。除了物理成绩相对不高，我是为数不多的全部五门成绩全及格的考生，在全公社名列第一。

日月如梭，40年过去了。恢复高考，对我们国家、对我们那一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思考多年，我的结论是，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文明的回归。一个社会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要强调公平的规则和规则公平、机会的公平。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的法律地位、权益、责任等方面处于平等状态。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

机会公平包含了起点公平、程序公平和环境公平。前者指的是在受教育时，都有进入某些教育机构平等的参与机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机会平等的重要内容。程序公平包含了在程序上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每个相关利益方都可以在规则形成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确保在规则形成过程中，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参与，都有公平机会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或提供智慧，或兼而有之。环境公平，则要确保他们有获胜的机会和被选择的机会。

当今，又有人以素质教育和民众的呼声为借口，提出取消闭卷考试。试想，如果仅凭招生人员人为判定学生的所谓综合素质，平民百姓的孩子的平等竞争机会在哪里？君不见，刚刚试点自主招生，就有某知名大学招生处处长因贪腐上亿金额而被处理。全靠闭卷考试，确有其弊端，但其公平作用至今无法取代。而社会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底层有文化有志气的青年因失去公平的机会而陷入失望绝境，将会怎样？

（作者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