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依然是 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

（原标题：高考依然是 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6月7日，全国有940万考生走进考场，参加2017年高考。2017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选择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全国卷，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份仍为分省命题，试卷从印厂到考区，将全程进行GPS定位和移动视频监控。

因为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因此就有了不少关于1977年高考的回忆。经济学家汤敏的一篇文章将扩招与恢复高考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跟改革开放后当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扩招的过程中有不少问题，但是利大于弊，方向没错，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可以显现出来。

以扩招为视野去回望高考制度，也许会比单纯的回忆与纪念更有意义。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570万人，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为 5%。二十多年来，录取规模的持续增加，2013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76%，创历史新高，部分省市高考录取率甚至高达90%以上。2014年、2015年录取率微降，但也有74.3%。其中，以考生人数来看，在2008年达到峰值，为1050万人。

坦白说，扩招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世界银行的“适龄青年入学率”（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统计，1990年代中期中国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而韩国 51%，中国台湾39%，中国香港20%，印度8%，印尼10%，泰国19%。无疑，近年来随着扩招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适龄青年入学率”显著提高。此外，通过扩招，彻底扭转了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模式，而转向了普及教育，为通识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识教育，首先是指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学习，因此与普及教育是相通的。大学里除了教学生专业与技能，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更好的培养价值观的场所，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通识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大学不仅仅是改变命运的跳板，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相比于高中毕业就走向社会，更理想的是走进大学，确立自己更好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扩招为更多人提供了机会，为社会培养更多博学多才、行为优雅的人创造了可能。

从大学生就业来看，根据大学生就业比较权威的麦可斯公司的调查数据，我国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概在92%左右。因此，就业形势的严峻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并非完全是因为扩招。

当然，长远来看，大学专业设置与各专业招生比例，确实需要与市场需求以及经济结构转型进行更好的对接，高职高专扩招应该更快一些，招生工作需要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答记者问中指出，国家安排分省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计划总量时，重点考虑各省高考报名人数和入学机会、经济支撑能力和高校办学条件、区域公平和国家重大战略等一系列因素，每年各省高校招生计划随上述因素的变化动态调整。

同时，整个社会与改革在不断地趋进公平向度，高考制度中也不例外，招生工作的公平性也不断在加大。根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所介绍的2017年招生计划安排的几个特点来看，尤为明显，比如继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确保省际录取率差距进一步缩小；适度扩大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规模，确保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引导中央部委所属高校适度增加本科招生规模，确保这些高校投放到31个省份的招生计划总量不降低或略有增加。这其中既包括了针对特定人群加大招生公平的措施，也在不断促进招生工作中的省际公平。

坦率地说，高考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重要的考试制度，人们需要看到高考制度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尽管改革的目标需要尽善尽美，但是任何一项重要改革的过程会比较漫长。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不能忽视高考制度的重要意义和成绩，肯定与坚持高考制度，不断探索合适的改革路径，用心呵护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才是正确对待高考制度的心态。(编辑 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