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圣克拉拉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指数中心馆长Marguerite Gong Hancock： 复制硅谷关键要创造自由创新环境，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基础）
特派记者 张涵 硅谷报道
对于美国硅谷和中国的科技圈来说，前斯坦福商学院教授、地区创新和创业项目主任、现任美国圣克拉拉（硅谷的重要组成城市）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指数中心馆长玛格丽特·汉考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恐怕都是少有的“圈内人”。
她的父母都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汉考克儿时的记忆不但有充满花香的Palo Alto小院，还有父亲的同事、“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与父亲共同探讨工作的场景。
从“半导体工业摇篮”仙童公司的变迁到乔布斯的崛起，玛格丽特的成长见证了硅谷早期的变迁。“可以说我是坐在了 观众 席的第一排。”在圣克拉拉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汉考克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在哈佛大学短暂求学后，玛格丽特1987年回到斯坦福担任商学院研究主任，其研究课题为以硅谷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她主编的《硅谷：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栖息地》是了解硅谷最权威的著作之一。
她在斯坦福主持的中国2.0项目曾在多年前邀请包括马云、李开复在内的企业家座谈，并见证了包括携程网创立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1.0时代。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也作为区域创新专家走访了二十多个国家，并根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创新角度对中国的观察，撰写发表了《大中华区创新的任务》等著作。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她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硅谷标志：自担风险、自由创新
《21世纪》：硅谷的起源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项广播通讯技术；1939年，斯坦福大学两位同学在车库里建立后来著名的惠普公司。在你看来，硅谷发展中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汉考克：毫无疑问，19世纪以来加州北部地区在经济、基础设施、技术上的发展，二战时期美国对前沿科技的需求，包括斯坦福、伯克利等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为硅谷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957年，八位科学家同时退出“晶体管”之父肖克利的公司，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首先，是这个公司和仙童的科学家首次将“硅”带入硅谷。他们用硅来取代传统的锗材料，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晶体管，成为整个芯片产业的核心，带动了硅谷第一波以半导体为基础的产业革命。而其后仙童又启发促进了今天雅虎、脸书在内的上百家企业，硅谷与仙童有渊源的企业的总市值要超过2万亿美元。
其次，这八位科学家自发为了追求一个独特的研发愿景而成立仙童，这不但成为了硅谷第一家由风险资本投资创业的公司，更造就了硅谷人为了创造和改变而自担风险、另立门户的氛围。
第三，仙童公司成立之时，八个人分别在一元的纸币上签字作为对彼此的契约，表明彼此之前不存在传统公司的等级关系，而是在平等的关系上共同追求前景，这也奠定了硅谷在创新人力上灵活和平等的姿态。
可以说，仙童的建立引发了业界的震动，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技术领先、志同道合的开创者在资本的扶持下，创立自己的公司实现愿景。而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也成为硅谷能够在一浪又一浪的技术进步中不断创造新企业、自我更新的必要条件。
《21世纪》：除了仙童公司以外，被称为硅谷心脏的斯坦福大学也被认为是硅谷的摇篮，目前硅谷的所有核心企业与斯坦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立硅谷生态圈中，斯坦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汉考克：1951年，特曼校长决定创办“斯坦福科技工业园”，这被认为是标志性事件，事实上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初衷是希望人才不要回到美国东部。此后，工业园区建设、科研成果的产权保护、斯坦福本身对相关企业的投资和运作，在学校周边形成了一个生态圈。最早，投资人均表示不会投资开车20分钟以外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硅谷的范围扩大到了目前的湾区，北到旧金山，南到硅谷两边，而斯坦福仍然是技术和人才的中心。
《21世纪》：如果仅从产业需求和学术背景来看，波士顿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最后却在和硅谷的产业创新竞赛中落后。能否讲讲硅谷和波士顿为何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汉考克：我们认为产业的发展与地区的文化和企业模式也非常相关。比较而言，东部128公路地区是一个自足、保守与单一的成熟社会，强调的是威权与阶级。东岸的高科技厂商，如当年的微电脑产业、DEC，采用的都是垂直整合的发展策略，具有严谨而完善的内控管理与组织制度，习惯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而硅谷则采用的是扁平化的组织管理制度，在一个开放和弹性的体系下更加强调人才的自由流动、创新知识的分享、产业间的密切合作与策略联盟，可谓是一个以新兴与创新为导向的多元化社会。
关键在于创造自由灵活的环境，而非优惠扶持
《21世纪》：除技术外，在制度层面，硅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
汉考克：有一点需要澄清，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政策是专门针对硅谷的，这也是硅谷能够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最有趣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政策是不重要的。政策对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至关重要。比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使得人们愿意去冒险，而不需要承担破产后太大的损失；可延续的退休金计划，使得雇员在换工作之后仍然保持此前的退休金。
这些制度整体来看有以下两个效果，即人力资本的灵活和资金流向的灵活，而这也是硅谷创新的根本条件。
这里有一个笑话，很多人说，硅谷的成功归结于IC，这个缩写是硅谷初始核心产业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s），也表示印度人和中国（Indians and Chinese）。长期以来，中印两国移民在硅谷占到40%以上，这种开明文化以及开放的制度保证也是保证硅谷成功的重要因素。
《21世纪》：在过去25年中，不管是柏林还是新加坡，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希望可以打造一个自己的硅谷。而作为斯坦福教授，你也在过去25年中为超过20个国家就区域创新提供建议。对一个地区的政策来讲，你一般有怎样的建议？
汉考克：首先我会讲的一点是，建立湾区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绝没有一个对每一个地区都适用的政策方案，最核心的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不需要政策扶植、自然增长的创新经济体，而培养这个环境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第二，我对地方政府的建议一般是首先考虑该地区自然的优势在哪里。在考察中我发现，很多地区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吸引大企业的进驻，但企业既然可以成长，就可以搬走，对于一个地区来讲，最重要的是发展优势，使得人才愿意留下来。对于硅谷来说，顶尖的学校是核心的竞争力，生态系统是核心竞争力。政府主要考虑如何为发展和增长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重点在于如何给予长期发展空间，而非短期的优惠政策。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创造一个让人们勇于承担风险的环境。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愿意留在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硅谷可以成功的原因。很多地方忘记了现在人才处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一些政府部门认为，我们只要给予税收减免等政策，就可以把人才留住，但显然这完全行不通。
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创新基础，深港结合优势明显
《21世纪》：在你十年前撰写的《中国2.0：一个数字超级大国的崛起》中，你表示，高校云集的北京和开放的深圳具有明确的创新优势。目前来看，中国的情况如何？
汉考克：从2000年前后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进行互联网创业到现在，中美的创新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复制硅谷模式转为向美国输出创新模式。
而在过去的三五年中，有几个明显的变化：首先大部分中国创新企业都已经在硅谷扎根，并直接参与到包括自动驾驶、AI（人工智能）等最前沿的研究中；此外，中国资本对美国创新产业的收购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人才上来看，不管是对百度前任首席技术官吴恩达这样的硅谷顶级人才，还是中级程序人才，中美资本已经出现了激烈的争夺。这些正在如何改变硅谷，是目前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
从中国自身来讲，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中国每个地区都有很鲜明的优势，北京的高校研发优势，长三角的市场优势，华南的制造业优势，使得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发展策略。
《21世纪》：目前中国在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你认为这个地区的优势在哪里？
汉考克：在过去30年中，广东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早深圳特区的设计，到现在，深圳已经变成了全球的硬件创新中心。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深圳最令人激动的是开发、设计和生产一体的生态系统。其中实力最强、最创新的企业，包括华为、腾讯、大疆等等，已经是绝对的世界型企业。但整个系统中还有无数的小、中、大型企业，诞生和死亡周期甚至比硅谷还要迅速。这表明深圳和周边地区的创新生态非常健康。
目前在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了多年的基础，粤港澳进一步的融合将加强深圳和香港的优势。香港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大门，而创新的一个根本是如何撬动全球的资源，因此香港将为深圳提供一个更好的台阶。另外，香港的教育科研水平很高，深港结合将在研发和教育方面对整个地区进行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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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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