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静：穆迪调降中国评级存在三大误判

（原标题：杜静：穆迪调降中国评级存在三大误判）

杜静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24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调降至A1，同时将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

穆迪提出调降评级主要有三个理由，即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地方债及企业债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专家认为，穆迪的观点存在对中国经济明显的误读和误判，评级结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报告中预测，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达40%，2020年达到45%。但事实上，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6.7%，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今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有望保持合理规模，2018至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预计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高级交易员李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来，中国5年期国债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基准价格在80个基点左右，而这一指标几年前曾高达150个基点，这说明国际市场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风险在降低。穆迪公布下调中国评级的消息后，离岸人民币微跌，总体来说市场反应平稳。

其次，穆迪认为，中国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随着改革持续深化，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再次，穆迪在报告中称，除了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这更是对中国法律和相关法规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规定，穆迪的上述观点不成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帕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政府债务水平仍然比较低。同时，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要健康，中国政府持有的金融资产远超负担的金融债务，中国拥有充足的“财政火力”来管理债务风险。

自去年以来，不少西方机构和媒体多次谈及中国债务风险。去年3月，穆迪就曾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中国经济后来的实际表现却是“稳中有进”。

穆迪此次在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同时，上调了中国的评级展望，似乎在显示其评级的平衡与公允。但业内人士指出，穆迪此举更多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变化，在对未来前景持同样预期的情况下，调低当前评级，展望就会上调。

有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对信用咨询市场具有重大影响，但其评级方法存在缺陷，信誉早已受到质疑。

首先，西方评级机构过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较大，主观性较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歧视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程伟力表示，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获得的评级通常比负债水平近似的发达国家低8到12个等级。随着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2015年也仅仅缩小了两个等级。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6年股东大会上，“股神”巴菲特被问及为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没有得到3A最高信用评级时说：“这种信用评级根本是错误的机制，而且是阻碍不前的机制。”

其次，评级机构过度依赖历史数据，评级行为高度顺周期，难以做出前瞻性的预警。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穆迪评级没能起到预警作用，仍一直将希腊的A1评级保持到2009年年底。要知道，A1评级是穆迪评级体系中的第五高评级，这说明穆迪评级存在滞后性，缺乏前瞻性。

当然，尽管西方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存在偏差，我们不妨本着“兼听则明”的精神，将这些机构的观点视为对防范风险的提醒，把风险管控进一步做牢做实。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管控债务风险，包括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全面构建债务监管体制、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加斯帕尔所说：“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债务风险问题，并已采取相应措施。”

（作者为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