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锦秋：证券支持诉讼 需建立索赔信息披露制度

（原标题：证券支持诉讼 需建立索赔信息披露制度）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昨天发布公告，征集因安硕信息误导性陈述利益受损的中小投资者，支持投资者向高鸣（安硕信息原董事长）、曹丰（安硕信息原董秘）及安硕信息提起索赔诉讼。这是投服中心继对匹凸匹、康达新材之后第二次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布征集公告，向特定上市公司提起证券支持诉讼。

去年12月，安硕信息、高鸣和曹丰三责任主体因误导性陈述，遭证监会行政处罚。本次投服中心将高鸣作为第一被告，要求其承担首要赔偿责任，将曹丰和安硕信息作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个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引领作用。

《证券法》第69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控股股东、实控人有过错的，应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实案例中，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赔偿主体大多是上市公司，较少追究到董监高、控股股东的连带赔偿责任。

董监高、实控人等利用上市公司法人资格虚假陈述，获得直接或间接利益，然后将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上市公司，显然很不合理。有些获赔投资者或已抛售离场，让上市公司作为赔偿主体，等于让后来买入的股东赔偿一部分钱，更无公平性。2003年最高法《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文简称《若干规定》）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包括发起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中介服务机构等；在安硕案中，高勇、高鸣为公司实控人，且高鸣作为时任董事长，成为虚假陈述第一被告，追究其首要赔偿责任理所当然。事在人为，是谁策划、实施的虚假陈述，就理应由谁承担责任，天经地义，上市公司最多只承担兜底责任。对此，《证券法》修改时或应考虑修订第69条。

本次投服中心提供证券支持诉讼，需接受中小投资者的委托，投资者向投服中心递交证据材料，即视为投资者同意投服中心支持索赔诉讼。此前有些投资者可能就索赔事项已与其他律师形成委托关系，这种情况投服中心不予受理，但这些投资者同样可依法独立维权。由此，安硕信息虚假陈述索赔，可能形成投服中心与其他独立维权投资者“并肩作战”的情形。

依据《若干规定》，既有单独诉讼也有共同诉讼的，法院可通知提起单独诉讼的原告参加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在开庭审理前确定，原告人数众多的可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应经过其所代表的原告特别授权。这就是说，在虚假陈述共同诉讼案中，投服中心为部分投资者提供支持诉讼，成为共同诉讼之中的一名诉讼代表人，但还需选出一名至四名诉讼代表人，总共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实现相互监督，防止诉讼代表人与被告之间产生不当的利益关联。

投服中心作为诉讼代表人，委派公益律师或工作人员参与诉讼，履行的是公益义务，有一定经费支撑。但其他投资者若当选诉讼代表人，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而诉讼成果则由所有投资者分享，这或许要考虑激励机制，或可将诉讼获赔的一定比例资金奖励给诉讼代表人。

还有，如何确保诉讼代表人能切实代表利益受损中小投资者利益、而不会让被告所收买，这还需建立科学严密的选举制度；代表人不仅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还要有一定的声誉，最好自身还持有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这是诉讼代表人争取维护投资者权益的最大动力源泉。而且，如果诉讼代表人在诉讼中不能履行职责或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赋予投资者重新选择诉讼代表人的权利，另行选定代表人，对此也应有机制保障。

无疑，与此相关联，还需建立索赔诉讼信息的及时披露制度。诉讼代表人在与被告达成赔偿方案之前，应将方案相关内容告知投资者，由投资者讨论并投票决定是否接受。法院在批准和解方案前，也可继续实质性审查和解方案，防止形成过度偏向性的和解方案。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涉及千千万万投资者，投服中心理应在其中发挥支持维权作用，但投资者利益多元、意见不容易统一，投服中心也难大包大揽，需与其他投资者诉讼代理人通力合作。（作者系资深经济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