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到雄安新区的房 “小铁皮”已经千金难买

（原标题：买不到雄安新区的房，就买辆车吧。在这些城市，“小铁皮”已经千金难买……）

投机客们之所以瞄准了车牌，恐怕也是看上了限购能为这块“小铁皮”带来的价值。

“买不到雄安新区的房，你就买辆车吧！以后新区的车牌也值钱了。”

没想到这句话真的被人做起了文章，4月10日以来，关于保定购车摇号的传闻在社会上传播，雄安新区三县近几日就出现了购车异常现象。

据新华网报道，安新县从事汽车销售的小张告诉记者，前两天有几个北京人，一下子买了30多辆车去车管所上牌照。

但雄县、安新、容城三县纷纷通过官方微信微博和张贴告示等方式，辟谣了“保定购车摇号”的传闻。

4月16日，容城县连夜发布《通告》，要求汽车经销商及广告经营者不得发布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严禁以不正当手段“炒车”，严禁以任何形式推波助澜汽车“抢购风”。

这一次，游资的小火苗还未燃烧，就又被扑灭了。

从“炒房”到“炒车”，在刚刚设立的雄安新区，所有可能被视为财富的东西都炙手可热。这次投机客们之所以瞄准了车牌，恐怕也是看上了限购能为这块“小铁皮”带来的价值。

目前，国内车牌限购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杭州和深圳。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在今年3月份的某沙龙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就抛出来一个有趣话题：哪些投资能够跑赢广义货币的增长？

他分析指出，从现有数据来看，1985年到2017年M2（广义货币）翻了303倍，30年的复合增长率为21%。那么，你要投资什么东西，才能跑赢M2的增长呢？邵宇说，有四样东西：第一、上海四大核心区的房价；第二、冬虫夏草；第三、股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车牌。

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想拍到上海车牌的人们，内心要经历一番狂风巨浪。

据中新社报道，上海4月车牌拍卖于4月15日结束。当日共有252273人参与竞拍，比上月减少9737人。本月最低成交价和平均成交价分别为89800元人民币、89850元人民币，均创造了四年来的价格新高。

中标率4.8%是什么概念呢？约相当于21个人竞争一张车牌，或者竞拍21次才能拍到一张车牌：竞拍者从老婆怀孕到孩子两岁，每个月都有一个周六，因为拍车牌而不能好好玩耍。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行牌照拍卖的城市，可以追溯到1986年。

198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块私家车牌“沪AZ0001”在上海诞生，以10万元天价起拍。上海市交管部门规定私车牌号使用 “自备车”的第一个拼音字母Z，上海人称之为Z牌照。

1994年，上海开始以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额度进行市场化分配。从1994年到1999年，总共拍卖私车额度才1.1万辆。这段时间，“Z”字牌照底价一般是10多万元，最高时接近20万元。

不过，沪牌拍卖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也是近两年的事。

2008年，沪牌拍卖基本定型为现行的模式。2011年之前的三年，每月的拍牌人数多数时间保持在2万人以内，基本上呈现50%左右的中标率。2010年12月甚至出现了1.1万人拍9000张牌照的景象，基本来者有份。

来源：DT财经

但进入到2014年，拍牌人数突然暴增。当年1月，拍牌人数就超过了4万，两个月后增到6万，4月达到9万，5月开始上海拍牌人数进入10万+模式。当年上海禁止私下买卖二手车牌以及更严格限制外牌的风声等，都推动了人们拍牌的紧迫感。

2016年6月19日晚，上海市交通委连夜发布了《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管理规定》修订版，主要调整了个人申请参加沪牌拍卖资格条件。

简单来说，就是想拍上海车牌，必须上海本市户籍／居住证＋3年社保或个税＋无车无牌＋遵纪守法。

上海车牌也因此被戏称为“全国最贵的铁皮”。

但有钱也不是你想花就能花，北京的摇号政策也让很多购车者苦不堪言。

北京于2010年12月底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也就是俗称的“限购令”。

随后，2014年又颁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2013年修订），明确牌照指标按年度确定，每两月配置一次，并规定个人累计参加摇号25-36次未中签的，中签率自动升为当期基准中签率2倍；累计参加摇号37-48次未中签的，中签率自动升为当期基准中签率3倍，以此类推。

根据北京市发布的通告，2017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置总指标额度为15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额度9万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额度6万，与2016年相比变化不大。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申请。根据去年的申请情况，2017年个人新能源汽车指标或将在4月份发放完。

2016年，北京个人新能源汽车指标申请就已经呈现出火热现象。因采取“直接配送，先到先得”原则，去年8月份个人新能源汽车指标已经全部派完。

一位负责北京地区新能源汽车销售的业内人士曾对汽车头条APP表示，去年8月全年新能源汽车指标就派发完，然而10月份仍有约1万人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12月份申请人数提高到2万人。如果按照此趋势，2017年2月份如果又有2万人申请，2017年个人新能源汽车指标在4月份就将派发完。

北京摇号之难连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都连声叹气：“我家里是我的夫人、女儿、女婿、小外甥女、外甥女婿，五个人摇了好几年了也都没摇上。”

在北京的带动下，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杭州和深圳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汽车限购大军。

人口多、汽车保有量大的其他城市，则成为下一个限购城市的预测对象。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都曾相继“中招”，如今又轮到了话题上的雄安新区。

而政府之所以要对汽车实施限行限购措施，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为了治理交通拥堵、减少尾气污染。

娃哈哈的总部位于受汽车限购影响的杭州，其董事长宗庆后就曾提出过取消汽车限购的提案。

在2015年两会期间，宗庆后曾经表示，“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问题而采取了汽车限购和限行措施，实际上治标不治本，车照堵，空气照污染，而汽车限购车牌拍卖动辄几万元，不仅增加了民众的生活负担，还抑制了内需，影响了汽车行业的发展。因此，建议尽快取消汽车限购限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

交通拥堵作为世界性难题，同时也是各国所面临的挑战。那些城市化较早的国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汽车最多的国家，90年代中期，纽约等城市交通拥堵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为解决拥堵，纽约中心区停车场通过收取高额停车费缓解交通需求，并建设停车-换乘（Park and Ride）系统，在郊区和卫星城精心设计了与站点衔接良好的停车设施，鼓励引导城市外围地区居民在进入城区前进行交通方式转换，极大促进了小汽车交通总量削减，缓解了市中心交通压力。

美国在税收政策上则实行高额牌照税、驾驶执照和停车费。在曼哈顿中城停车场每小时至少需缴纳8.99美元，在其他一些闹市区则甚至高达20-30美元。

丹麦的税收体系则被用于限制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拥有私人小汽车所需缴纳税款高达购车费用的3倍。同时，为了限制购买大型、高油耗车辆，购车缴纳税款随车重和发动机排量的增加而增长。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小汽车拥有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其次，丹麦城市中心区限制停车泊位供给。过去几十年间，哥本哈根市每年减少2%-3%的停车设施供应。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非常完善。同时，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政府1975年实施地区许可证制，购车必须先购买一张有效期10年的“拥车证”。因为数量十分有限，供不应求，所以标价一直在上涨，且10年后必须重新支付费用。此制度的实行使得新加坡汽车数量增长未超过3%。

随着汽车数量和出行需求的不断增长，许多媒体和网友也对“中国式治堵”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质疑：限制出行和购车是否是治理拥堵的唯一方式？完善公交网络、停车费和燃油税改革、提升交通文明等方面是否已经没有上升空间？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也表示，“限字令”并非万能药，根本方法还在于转变城市发展思路，出台市场化手段等深层次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