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中美贸易"结构性差异"主要指产业结构差异

（原标题：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差异” 主要指产业结构的差异）

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全球前两大经济体领导人的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探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两国元首会晤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启动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就中美贸易问题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屠新泉。

中美贸易结构性差异的三大因素

《21世纪》 ：4月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再次强调，中美贸易“反映了双方结构性的差异和内在的发展需求”。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差异”具体是指什么？

屠新泉：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差异”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差异。从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业占比仍较大，而美国则是服务业占比较大（占比超过70%，接近80%）。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中，中国主要生产商品，美国主要生产服务，反映到货物贸易就是中国有顺差，美国有逆差。而在服务贸易上美国是有顺差的，只是由于服务的可贸易性较差，使得美国的优势不能完全转化为顺差。此外，美国还通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市场利益，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设立的关联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当地销售，远远超过外资企业在美国所创造的销售额。这是美国的结构性优势。

另外一个角度，从世界储蓄来看，中国是储蓄盈余国，储蓄大于投资；美国是储蓄小于投资。中国是要输出过剩的储蓄，美国要吸收过剩的储蓄，所以反映到贸易差额上，美国会是逆差，中国是顺差。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来看，中国多数制造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端，或者说处于加工组装阶段，这个阶段容易出现贸易顺差。美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出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也会反映成逆差。

《21世纪》：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

屠新泉：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的位置，也是由于各个国家拥有不同的相对比较优势。我们在加工组装环节更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人力资本、资金、金融市场上更有优势，更多地去做高端研发环节。应该说处于价值链更高端往往掌握更大的主导权，也有更高的利润率，但是反映在贸易结构来看，价值链高端未必表现为总量的贸易顺差。事实上，中国几乎对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贸易顺差，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或处于更有利的价值链分工位置。

《21世纪》：有了结构层面的解释，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是一个问题吗？

屠新泉：得从哪个角度看。贸易逆差一般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国际收支的问题。如果持续逆差会造成外汇短缺，但这个问题对美国不存在，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

第二，贸易逆差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制造业就业。因为进口总是多于出口，相应地，显示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或者说制造业份额的下降，进一步的后果，就是制造业失业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个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制造业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进口的问题或者说贸易逆差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更大的原因在于美国要素禀赋的变化，尤其是技术进步以及服务业的更大的优势使得制造业相对的优势下降，所以更多的资源（包括就业）从制造业转移出来进入到服务业，或者转化为对外投资，到海外生产当地销售。而对外投资虽然为美国资本创造巨大利润，但却不能惠及美国国内的工人。这也是美国国内出现反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首会晤有利于缓解两国贸易紧张关系

《21世纪》：此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对未来两国经贸关系有什么影响吗？如何看待新的对话机制，尤其是全面经济对话。

屠新泉：因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包括刚上任的时候，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表态是比较强硬的，提出了不少的问题。在前不久，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两份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行政命令，要求就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现状进行评估，找到美国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的原因，也是为了通过调查结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施加压力。所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的目的，我觉得主要是为了缓和气氛，为今后几年的中美关系建立一个框架和基调。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在经贸领域，两国之间不会出现太激烈的对抗的情况，比如贸易战，但是大大小小的摩擦肯定会有一些。

全面经济、外交安全、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这四个新建的对话合作机制和以前的战略经济对话内容上差不多，只是进行了重新整合、问题归拢和分组，比较大的变化是在层级上进一步提高。两国最高领导人也会对这些机制实施更加直接的领导和介入。

《21世纪》：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中方阐明两国经贸互利双赢的本质，重申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希望美方放宽对华出口限制，进一步平衡双边贸易。”在扩大对美国进口和市场开放方面，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有哪些困难？主要涉及哪些行业？

屠新泉：市场开放方面，从关税角度看没有太多可做的。因为中国在货物贸易比较开放，虽然名义关税比较高，9%左右，但实际关税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免税的项目，而且只有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才能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相互削减关税。

扩大自美国进口方面，一个是能源、石油。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储量和产量去出口石油，中国对石油需求很大。当然，我们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也还是非常大的，不过这主要看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另外，美国在农业生产上也有很大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我国在农业资源上是稀缺的，包括水和土地，因此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可以缓解我们的资源短缺，当然也可以满足我国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

还有就是鼓励、吸引美国制造业企业到中国投资。因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下降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可以带来进一步的贸易，所以在这一方面，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有很多可做的。

《21世纪》：你觉得目前中美经贸谈判的难点在哪里？

屠新泉：谈判焦点，美国方面一贯地直接地关注贸易逆差问题，认为中国对美国顺差太大对美国不利，这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与以前不同的，美国这次没有特别强调投资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方面，我们是坚持提放松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对美投资受到的国家安全审查等问题。

美国对所谓的互利共赢的理解侧重于互惠开放，或者说对等开放。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主要问题是美国是结果导向的，也就是希望看到贸易差额的绝对或相对缩小，但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也不是中方能够决定的。中国一直强调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这不是中方主观意愿的结果。双方主要矛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只要中方作出足够的努力，并在扩大市场开放上有可观的进步，美国应该也会理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不会去采取极端措施激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