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者”阚治东：IPO发审权应该下放

（原标题：“布道者”阚治东）

绛红色的窗帘被放下后，屋子里瞬间暗了，65岁的阚治东一身藏青色西装，坐在上海四川北路东方汇富宽大的办公室里，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拉出长长的影子。

这天是3月17日，一个寻常的周五交易日下午，上证指数刚刚结束四连涨，以3237.45点收盘。

“我离开证券业好多年了，现在做股权投资，和资本市场紧密关联，因为退出渠道主要也是资本市场。”一副金丝眼镜背后，阚治东目光灼灼。

与管金生、尉文渊等一批证券业创始人的低调不同，这位参与199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的拓荒者，2005年以创投界为突破口，成为深圳东方汇富创投总裁，高调回归资本江湖。

IPO发审权应该下放

“现在的资本市场，和当初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水平，早年我们干的是初创市场，从最初的 老八股 （上海最早的8只股票）发展到几百股，市值很小，但是今天，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都在千亿元以上。”阚治东回忆。

20世纪90年代，他曾亲历中国证券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而现在，IPO提速时代正在到来。

自2015年重启IPO至2017年2月，沪深两市共305只新股上市，几乎以每天3家的高节奏发行。

“我们明显看到IPO审核速度是加快的，不过我认为不必夸大市场影响，毕竟市场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前几天我参加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的活动，深圳市金融办和深交所的领导，还在探讨创投的退出渠道。”阚治东表示。

不过，他并不认为新股发行数量和频率的悄然加快，就意味着IPO注册制的到来。

“注册制应该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简单看IPO数量和频率多少，还是看发审权在哪里”，阚治东认为，将发审权由监管层下放到各个交易所，是成熟市场的通行做法，“前一两年，IPO注册制引发很多争议，甚至恐慌，很多人认为注册制意味着股票无限制发行，导致股价全面下跌。但从我的角度，注册制绝对不是企业申请就可以上市。”

阚治东拿高度市场化的香港证券市场举例，“上市企业也要递交材料，保荐商要审，律师要审，最后上报香港联交所，联交所还会提出很多问题，最后审核通过后，才能去挂牌交易。我相信，即使今天实行注册制，上交所、深交所的权力下放到哪里（也有分寸），也绝对不会不做内审。”

为什么支持注册制？

阚治东认为，这更符合国际市场以及各个交易所之间的运作模式。“其实，交易所就是一个公司，香港联交所、美国纽交所、东京证券交易所都上市了，这些交易所就像一个个大商场，人们进去消费的东西是股票、债券等，相信每个交易所都会选择最优秀的商品进行销售。”

而注册制的好处在于企业有更大选择权，“企业去哪个交易所，应该出于自身发展考虑，而不是计划性分配。”

相比于拥有200多年历史，坐拥资本市场头把交椅的美国股市，年轻的中国A股更像一列高速行进的火车。截至2017年1月，A股上市公司总数3087家，总市值超51.7万亿。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对这几类市场准入门槛高低以及估值悬殊的质疑。

对于阿里、京东等本土互联网企业纷纷赴美上市，阚治东表示，“主要还是国内对上市公司的政策限制（连续三年盈利3000万），很多互联网企业，前期累积用户和大数据，这些过程都要烧钱，所以前期不盈利，不能在国内上市。”

阚治东呼吁，对于略有盈利的新兴企业，应该放开门槛，鼓励其上市。事实上，他接触的不少企业对此呼声强烈，“一些企业利润可能目前达不到连续三年盈利3000万，但是可以达到连续三年盈利500万，这些企业是不是能够尽快上市？条件是不是可以修改？这样说不定可以再造一个BAT”。

对于上市城商行的张家港行（002839.S2）和重庆银行（1963.HK）估值差异，阚治东则笑着解释，“香港市场较成熟，而A股市场具有高成长性。这个背景下，就会导致A股上市公司市盈率普遍比港股高”，但他认为，“只要在供求关系下的价格差异都是合理的”。

此外，阚治东对新三板专板泼了冷水，“大家对新三板转板的预期正在降温”，“一万多家新三板公司，符合转板条件的起码有好几百家，怎么可能一下子转过去，从我的角度看，难度系数很大。”

PE领域的“混改”

2005年创立至今，阚治东的东方汇富几乎覆盖了PE的所有阶段：天使基金、大学生创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扩张期的并购基金、pre-ipo基金。目前，东方汇富共有30个创投团队，每个团队管2-3只基金，已投资项目超过200个。

面对10万亿规模的PE白热化竞争，深耕区域、跟随国家产业政策，与政府和大型社会资本合作，成了东方汇富的投资逻辑。

“我们把团队放在贴近项目的区域，上海、安徽、广东、广西，在青海、甘肃也有布局，大部分拿第一手项目。”阚治东提到，他们更倾向于和政府，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国有投资集团打交道。“甘肃兰白基金，我们是和兰州市和白银市政府合作的”， 为了体现一带一路的政策特点，他们甚至考虑把广西团队改名成“亚太汇富”。

在阚治东看来，所有的投资围绕一个原则展开： “允许有失败的项目，不允许有失败的基金。”

不过，阚治东似乎急于和一些流水线式生产的“PE工厂”划清距离，“我们和他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没必要扫街，我们的团队在安徽高新区入驻8年，高新区有多少企业，这个企业今年状况怎么样，去年状况怎么样，我们了如指掌。”

但是，乐视似乎成了一个意外。

2015年5月13日，乐视体育宣布首轮融资8亿元，其中A轮由万达投资领投，A+轮由云峰股权投资领投，东方汇富等7家机构和个人跟投。其中，东方汇富投资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6.34%，此后，东方汇富还跟上乐视体育B轮融资，并向乐视手机豪掷8000万美元。

对于上述举动，阚治东坦承，“我们的确给乐视手机投了8000万美元，乐视体育投了，既然当时我同意投了，也就承认当时的选择”。

不过他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体而言，我对高市盈率、长期亏损、要价很高的项目并不支持，这可能和我们团队的年轻投资者之间会产生一些分歧，当然我也相信他们对新生事物，对未来的行业前景敏感性比我更强。”

眼下，2000万辆共享单车的风口正打开，但是背后的资本推手，颇耐人寻味。

“自行车行业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行业，现在的管理又不规范”，阚治东并不看好这个凶猛扩张的行业， “这个行业的发展势头，不亚于当年的滴滴和优步，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它的持续性”，抽着烟的阚治东凝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