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总体规划草案:2020年人口、建设用地规模双减

（原标题：北京总体规划草案征求意见 2020年人口、建设用地规模双减）

“和谐宜居之都”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关键词，而在上版总规中，与之对应的目标定位则是“现代国际城市”。

时隔15年，继2002年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之后，北京再出新版城市总规。

3月28日上午，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发布通知，公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下称“总规草案”）已经编制完成，并开始征询和吸纳公众意见。

在北京以转变发展方式、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背景下，此份规划，被认为是北京从“增量”转为“减量”的首个城市总体规划。其具体内容与规划精神，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发展目标：和谐宜居

据了解，总规草案中，将有六大部分支撑。其中包括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发展目标；调整城市空间布局，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科学配置资源要素，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大城市病”以及转变规划方式，保障规划实施。

其中，北京的城市发展目标主要为，到2020年，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实现阶段性目标，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到2030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到2050年，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境良好，经济文化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世界级城市群。

“和谐宜居之都”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关键词，而在上版总规中，与之对应的目标定位则是“现代国际城市”。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刘岚芳认为，虽然建设宜居城市，在过去北京城市规划中也有提到，但并不是发展目标的重心所在。这种城市目标重点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北京正在从过去的经济发展为规划核心，向城市功能为规划核心的思路转变。

她表示，这是由于北京相对全国更早地进入经济新常态，并且更早进行了经济发展新旧动力转换。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带动的产业转移，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逐步与首都功能相适应。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城市问题，需要利用规划去引导并解决这些问题。

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蒋三庚则认为，北京城市发展目标转变所体现的，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也是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总规在战略定位、空间布局、要素配置、城乡统筹四大中心环节的部署，其出发点都是“人”。

不仅是发展目标，“以人为本”也体现在总规的各个细节。以居住环境问题中，近期最受居民关注的空气环境为例，总规草案首次提出，到2020年，要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56微克/立方米左右，到2030年，达到国家标准的35微克/立方米左右。

首份“减量”规划

2016年5月，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王飞在解读总规相关工作时称，强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刚性约束，坚持“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向更加注重减量提质转变。

其中，“减量”思想，被认为集中体现在城市规模的控制上。总规草案提出，2020年，要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在2300万人；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至2860平方公里左右；203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至2760平方公里左右。

不仅如此，王飞当时还透露，北京将逐步降低平原区开发强度，到2020年控制在45%以下，远期力争下降到40%以下。

城市结构方面，在新版总规中，过去“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也被“一主、一副、两轴、多中心”的新结构所取代，通州从过去“多中心”中的综合服务中心，转变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市提出，要在城市副中心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对此，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认为，北京从过去强调多中心，变为加大城市副中心建设力度，是客观条件限制下，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阶段性任务。未来，在副中心建设中完成相应的经验和道路探索后，北京最终必然也必须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防止规划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打折扣”，总规草案也作出相应部署。2016年底，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主任魏成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进行一年一次的“城市体检”，并对其实施机制实行动态维护。

而在蒋三庚看来，针对具体问题而言，规划操作落实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增强周边地区的人口“磁力”。

他认为，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城市规模必然难以控制。而要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引导人口向周边地区转移，就必须遵循“人随产走”的发展规律，通过各种措施和政策，提升北京周边地区，包括基础设施水平、产业水平、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在内的吸引力。而这种“软硬件”能力的提升，对资金和政策支持的需求极大，必须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使区域协同合作触及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