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港湾中非区域中心党总支书记兼克里比地区项目总经理李敬军： 男儿志兮天下事 但有进兮不有止

（原标题：中国港湾中非区域中心党总支书记兼克里比地区项目总经理李敬军： 男儿志兮天下事 但有进兮不有止）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克里比报道    

他曾遭遇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火箭弹袭击，亲历了武装撤离的胆战心惊，也经历过斯里兰卡海啸的救援。在中国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中，像他这样有多国工作经历以及严酷环境考验的人并不在少数。 正是这些磨难以及他们不忘初衷的坚持与追求，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充满理想与经验的中国工程师。

诸多磨难尽管在内心波涛汹涌，但信念却像暴风雨中颠簸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这就是不凡之处。李敬军在海外工作18年，先后在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苏丹和喀麦隆工作。工作期间，他曾遭遇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火箭弹袭击，亲历了武装撤离的胆战心惊，也经历过斯里兰卡海啸的救援。在中国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中，像他这样有多国工作经历以及严酷环境考验的人并不在少数。

但正是这些磨难以及他们不忘初衷的坚持与追求，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充满理想与经验的中国工程师。对同行而言，他们做着平凡的工作，但对于我们而言，他们做着不平凡的事：长期在海外生活，对父母亲的孝道只能是多打几次电话，并不能“常回家看看”；对妻子儿女的关爱只能是“隔着屏幕”的对话。在海外的工程建设者中流传一个真实的故事：平日父亲只能在微信上与女儿对话，当他回家时，女儿见到现实中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肯相认，父亲把自己关到另一个房间中，隔着房门打开微信听到女儿喊“爸爸”，心都碎了。

只有两条路可以通向远大的目标，并完成伟大的事业：力量与坚忍。他们经历了大多数人没有经过的，为的是最初的梦想，锲而不舍、默默坚守。面对工作的挫折与艰险，他们选择了责任；面对生活的考验与磨难，他们选择了坚守。

李敬军1993年毕业于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大专）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1995-1997年工作于中国港湾孟加拉办事处；1999-2004年任中国港湾孟加拉SD 桥项目部商务部经理；2004-2005年任中国港湾斯里兰卡A5公路项目B标段、C11公路项目、POTUVIL海啸援助项目经理；2005-2006年任中国港湾孟加拉办事处副总经理；2006-2007年任中国港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二次进场项目经理；2010-2011年任中国港湾苏丹办事处副总经理；2011至今任中国港湾中非区域中心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兼克里比地区项目总经理部总经理。

两件难忘的事：瓜达尔港遇袭与斯里兰卡海啸救援

《21世纪》：长期的海外经历，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李敬军：参加工作后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一是我们在瓜达尔港项目遇到火箭弹袭击。当时我参与了项目主体完工后的二次进场，因为机电设备安装还有一些收尾的事，公司就派我去了，不到一年就遭遇了火箭弹袭击。对方主要袭击一座山的取水处，后来我方发现了一个定时发射装置，目标就是我们的营地。当初建营地的目的是保证安全，2004年，我们有三名同事在路上遇袭身亡。就在半夜12时左右，一颗火箭弹打到水塔边上，引起了剧烈的爆炸，差一点就打到营地，我们因此躲过一劫。

《21世纪》：二次进场有多少人？

李敬军：那时候营地人很少了，只有十多个人。直到收尾工作结束后，我们仍然面临火箭弹袭击的危险，巴方对我们的安全特别重视，研究了几套从瓜达尔撤离的方案，一是派军舰从海上走，撤离到卡拉奇；另一个方案是派直升机，避免陆路的危险；最后一个方案是从陆路去瓜达尔机场，最终采用的是陆路这个方案。这是我第一次坐装甲车，虽然路途不是特别长，也是挺难熬的；车队最前面是警队摩托车，中间是装甲车，我们坐在装甲车里要带钢盔，殿后的是架着机枪的军用吉普车，路两边有警察站岗。我们最后撤退时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21世纪》：陆上走其实很不安全。

李敬军：不过，那天我们都非常感动。在瓜达尔那段时间，我们与港务局、项目相关的业主以及负责安全保卫的相关方面都相处得非常好，当我们终于到了瓜达尔机场时，包括警察局、安全部门、边防部队，还有海军的负责人，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列队欢送。后来，我们乘坐巴方海军的运载飞机到卡拉奇。临上飞机之前，所有人都是热泪盈眶，瓜达尔项目终于结束了，他们为了我们在这里顺利完成项目，做了很多的安全保障工作，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所以大家都很感动。

《21世纪》：瓜达尔港二次进场你负责什么？

李敬军：我是项目总负责人，主要是负责机电安装，项目最后的竣工验收，向港务局分项移交工程，以及做供水测试等等。2004年我在斯里兰卡，正好遇到海啸，那是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

《21世纪》：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你在斯里兰卡？遇到了什么？

李敬军：我当时是在A5公路项目，在宝石城附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那是一个周末，正好赶上当地的一个节日，项目部带着大家去了科伦坡北边海边游览。12月26日早晨七八点钟，大家都起床了，有几个同事去海边散步，我和一个同事在房间的阳台上照相，发现潮水涨得很高。散步的同事说一开始没有太在意，随着潮水不断地涨，开始觉得不太对劲。这时一个同事在后面喊，快往回走。这时，木头已经漂浮起来了，潮水迅速地涨上来了。当他们往回跑的时候，发现已经跑不到酒店了。酒店和海滩中间有一些小树，他们跑到那里都爬到树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潮水就把游泳池给淹了，直接冲到了一楼的房间里，就听见酒店一楼的窗户玻璃霹雳啪啦碎了，还有人们的尖叫声，此时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我赶快组织大家往楼顶上跑。也是万幸，我们这边没有遭遇巨浪。潮水慢慢退去后，我们从房顶下来，发现一楼一片狼藉，沙发、床垫等全都被冲出去了。我们赶快集合队伍迅速撤离。撤到停车场时，发现水都已经涨到车轱辘上面了，再涨一点发动机肯定被淹了。

《21世纪》：如果是在南部海啸重灾区就非常危险了。

李敬军：刚回到驻地，随即接到通知，让我负责带队去一个小岛上进行援助工作。这个小岛面积不是很大，有一座水泥桥和陆路连接，桥被冲断了，印度政府派了工兵帮助架钢架桥，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把桥两边的路基做起来。我带了项目部一个当地的施工副经理先期考察情况。真是惨不忍睹，空气里全都是尸体的味道。那天又下大雨，好不容找到一个民房驻扎下来，就马上开始调设备，找石头找土填塌陷的地方。那段时间，太阳把我们晒得跟黑猴似的。但那一段时间也挺自豪的，印度派了工兵架桥，加拿大派了部队联接交通，美国派了一艘小航母到附近用黑鹰直升机运物资，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志愿者也去了，我们是中国的代表，觉得挺自豪的。大家合力进行援助。

四海为家，选择这份工作就选择了一份责任

《21世纪》：A5项目结束后，你又调到哪里去了？

李敬军：后来调回孟加拉吉大港，从吉大港回国工作是应该是2005、2006年，然后就是刚回国不久就去瓜达尔二次进场。2007年在国内，2009年我父亲去世。我和父亲的感情很深，从小我的父母分隔两地工作，我母亲毕业于河北农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她在张家口工作，我的父亲是老师，在河北滦县工作，我妈是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所以我从小在北京的姥姥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跟我父亲在一起。1976年唐山大地震，就在地震之前，我妈探亲来到滦县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哭着闹着非要跟我妈走，结果就去张家口了。没多久发生了唐山地震，我妈为得到父亲的消息都快急死了，好在我父亲住在学校，房子和窗户门框都变形，但是没有塌，躲过了一劫。后来我考上大学，毕业之后分回北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和父亲在一起朝夕相处了10多年，所以父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

父亲去世20天后，201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我就去了苏丹。临走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北京空空荡荡的家就剩我母亲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只能她自己料理自己了。我妈今年71岁，作为儿子，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感到特别内疚。

我在苏丹办事处配合总经理工作，当时的项目主要是在苏丹港，并已经开始筹备喀土穆新机场项目。苏丹是我们港湾的老牌办事处，港湾成立之后没多久就有苏丹办事处了，业务一直在持续。虽然单体项目规模不大，但是意义在于怎么进行持续发展，我们怎么帮助业主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同时我们企业也能够实现生存和发展。我在苏丹工作了一年。主要是配合那里的同事管理经营，开拓市场，进行在建项目管理，期间也去邻国厄立特里亚开拓市场。

《21世纪》：你的经历真是挺丰富的。

李敬军：毕竟在港湾从1993年到现在23年了，海外工作也10多年了。2011年春节过后，我回国休假，在迪拜机场转机的时候接到公司领导电话，说克里比深水港项目要上了，派我做项目总经理。我休假20天左右，之后回苏丹做工作交接，就来到克里比深水港项目。

《21世纪》：所以我们觉得你们快成半军事化了，基本上一个工作完就转移战场，而且说实话是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吧，一直在很大压力下工作。

李敬军：做项目就是这样，因为项目结束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办事处或者在中心本部相对来讲会稳定些，我也不知道这种工作生活、这种节奏还要延续多长时间。其实也挺想早点回国稳定下来。不过，选择了这份工作，在享受自己努力后获得的成就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要负起一份责任，这是任何时候不能忘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公司领导对我的信任和能力的认可。对于我个人来讲，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在克里比深水港这个项目之前，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项目，项目本身5亿美元，加上高速公路又是5个多亿美元，还有一个进场道路4000万美元，马上克里比港口二期开始，又是7个多亿美元，加起来一共18亿美元。好在不是同时开工的。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要服从公司的安排，因为做了这个职业就要敬业，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这是应该的。

《21世纪》：十多年来一直在东奔西走，你们这样的工作会不会遇到婚姻危机？

李敬军：我今年44岁，我们常年在外，肯定会遇到婚姻问题。不避讳地讲，我已经离过两次婚，常年在外肯定是主要因素。比如1995年我第一次结婚，那时候在孟加拉工作，出去之前认识了当时的女朋友，1997年时，对方就有些承受不了了，让我必须回国工作。后来跟公司提出申请，我就回国了，但还是离了。之后有了第二段婚姻，但是1999年又要被派出，关系还是没有维系下来。从女方来讲，主要的诉求就是这个男人家里的什么事都管不了，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如果再遇上生病更会加重孤独感。第二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每次探亲一个月，回来的时候有陌生感，刚刚熟悉起来就又走了。我能理解。

《21世纪》：有没有孩子呢？

李敬军：我没要小孩。后来，与第二任妻子也没有要小孩。之后是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现在没有自己的小孩，她也是离过婚，有一个女儿。

我是两方面考虑，第一是面对现实，我还是要长期驻外，有了孩子也照顾不了。第二，妻子带来一个女儿，就把她视如己出。其实也是很害怕再受伤，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十分的信心，毕竟离婚两次了。所幸的是，现在我们还比较稳定，能够互相包容、理解、支持。我妈非常理解我，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抱孙子的事，这让我心里更加难受。实际上在海外工作，婚姻是一方面，还有老人。我妈前些年能跑能动的时候，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兴趣，喜欢旅游，我就尽力赞助她，让她开心。上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跟我妈聊天，虽然您挺独立，不愿意请阿姨，但岁数也越来越大了，有些事还是要提前考虑，关键是一个人也不安全，等到出问题的时候再琢磨就来不及了。我想不外乎两条路，一是跟我们一起过，严格地说是跟我现在的妻子一起过。实打实说，虽然媳妇对我妈特别好，但是我总也不在，把照顾老人的事情都让她承担，这难免不太好；另外一条路就是送到养老院。

《21世纪》：你觉得还能在海外工作多少年？

李敬军：我个人的想法是，怎么着也得把克里比深水港二期和高速公路搞得差不多，对公司有个交代。差不多应该是在2019年，到时候也快50岁了。我也想和母亲、妻子在一起享受享受生活，岁数再大想跑也跑不动了。

（编辑：赵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