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资管开启统一监管时代：引导金融做减法

（原标题：大资管开启统一监管时代： 引导金融做减法）

一名银行业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当前中国资管业运转的复杂程度，已经完全不亚于美国。金融如果要靠穿透监管，必然滞后，且存在风险隐患。站在更高的视角，应考虑如何引导金融做减法，回归简单。

3月10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确实在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问题，已经就比较大的问题在一行三会和外汇局之间初步达成了一致，可能会进一步细化后做出一些初步的规范。

就2月市场流传出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内审稿，监管层对于资管“化繁为简”、去嵌套、投资品标准化的引导强烈而明确。

大资管行业发展到2016年末超90万亿元的规模，对应社会融资结构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引发监管转向。

某种程度上，影子银行与资管如影相随，也可简单理解为，影子银行是银行表外的债权融资市场。在传统金融机构难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时，就出现了影子银行。也正出于此，影子银行一度被看作是补充金融不足的方式。

然而，从金融不足到金融过度，风险正在进一步积累。

从资管可投资的三大基础资产来看，债券（固收）、股票（权益）和类信贷（非标），暂且不论私募股权（PE），类信贷部分投资相互嵌套，规避相应监管的风险计提要求，将风险包装，从银行传递至非银机构，甚至传递给个人投资者，正是当前中国资管行业埋下的隐患。

回归简单、透明

无论是央行此次统一监管框架，还是银监会还在修订的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办法，其中都涉及到了限制投资非标和去嵌套的内容。

在央行统一监管的意见征求中，限制非标投资的目的，是为防止金融机构借助资管产品，规避资本监管约束实现表外放贷。“限制”措施包括：允许具备评估和管控非标资产风险能力的金融机构投资非标，限额管理，禁止期限错配，最终实现逐步缩减非标资产规模。

相呼应的，银监会修订中的银行理财监管办法，去年草稿版中也要求理财投资非标只能对接信托计划，且不能多层嵌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该修订版本之前，银监会还在酝酿制定针对表外业务风险计提的文件（理财包含于表外业务），曾经对非标投资有明确的计提要求条款，但最终出台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关于风险计提的具体内容。

就目前来看，针对具体投资资产的风险计提，也是银行业内对于银监会即将出台的监管办法的重点关注内容。

央行协同三会的统一监管方案中，一是要求名为代客理财，实际承担兑付责任的资管业务，要建立资本约束机制。而资本约束如何体现，业内十分关注。此前银监会的监管办法草稿中，曾对银行理财分类管理类提出了一个50亿元资本净额的划分门槛，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该条具体内容可能最终有所变动。

央行统一监管方案中还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按照管理费收入的10%进行风险计提。有接近的监管人士明确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10%的风险计提是为操作风险和不可抗力做风险缓释，而不是用做投资亏损的兑付，与“打破刚兑”并不矛盾。

无论是限制非标投资，还是防止金融体系内资金空转，消除嵌套都理所当然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

“穿透”是过去一年多金融监管的热门词，但不可否认，“穿透到底”是对监管部门的巨大挑战，也未尝不是对社会资本的损耗。

一名银行业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当前中国资管业运转的复杂程度，已经完全不亚于美国。金融如果要靠穿透监管，必然滞后，且存在风险隐患。站在更高的视角，应考虑如何引导金融做减法，回归简单。

“债券、股票和类信贷，是资管投资的三类基础资产。我们所说的‘非标’基本就是类信贷的概念。银行具有传统的信用风险研究优势，并不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资管金融机构都有这个优势，而且银行业不应该脱离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计提的约束来做类信贷投资。”上述银行业资深人士表示。

对于非标债权标准化，目前市场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认为，标准化的资产才能普遍意义上成为资管产品的可投资产；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过度金融化敲响了警钟，余音未止。

仅从规模数据来看，我国债市和股市相对信贷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截至2016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53.6万亿元，股票市值约50.6万亿元，银行信贷规模约105万亿元。对比美国的融资结构，据Wind统计，美国债市存量38.92万亿美元（截至2016年9月），股市市值约25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末），贷款规模约12.44万亿美元（截至2016年末），资产支持债券余额13.48万亿美元（截至2016年9月）。

减少“非标”规模的挑战

今天中国大资管行业的发展，实际上离不开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的大背景。追溯银行理财业务起源，可以说是将银行表内做不了、放不下的贷款承接出表，对接类存款的理财资金。

按照央行“逐步缩减非标资产规模”的思路，落实过程中不得不追问三个问题。其一，银行表内资产转表外驱动力之大，如何解决；其二，“非标”资产，包括银行存量资产，如何“转标”，如何防范转标过程中的风险；其三，即使“非标”在金融机构（持牌）和场内市场得到规范和限制，包括各类交易所在内的场外市场又如何落实整顿规范？

第一个问题，涉及贷款监管。重新审视贷款要求，是否有不合理之处，导致合理的融资需求被挤压？比如，合意贷款这件“束身衣”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问题，通过证券化手段来使非标债权成为可交易的标准品，首先要保障底层资产的可靠程度。引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正是底层为次级贷款的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证券化基础设施的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在债券（包括证券化产品）发行市场是否也需要进一步的统一监管，以防监管套利？

第三个问题，可以结合银行不良资产来看。大量不良资产通过在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银行机构间相互代持，实现部分或全部出表。甚至有的不良资产做成私募ABS产品，在类P2P平台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相当于银行支付利息换取资本充足率考核，加快资金周转。

尽管银登中心2016年82号文已经规定，不良资产收益权的投资者限于合格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参与认购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不得投资，但地方交易所各类通道产品并没有真正受到限制。堵住了金融机构的“进水口”，水却向非金融机构漫淹。统一监管甚至不限于央行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业务表外化、非信贷化，并不能一棍子打死，主要是看风险是否可控。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3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一些银行非信贷资产已经超过了信贷资产，或者表外业务甚至超过了表内业务，这是利率市场化的结果。从监管角度，鼓励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多元化，利润收入的多元化，但不希望银行的风险过于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