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债转股签约金额超4300亿 规模无预设计划

（原标题：郭树清：债转股签约金额超4300亿元 规模无预设计划）

经济增速下滑、金融风险暴露，都给银行业监管提出挑战。

在3月2日国新办举办的“银行业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刚刚履新银监会主席三天的郭树清与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曹宇以及助理杨家才一同出席介绍相关情况。

郭树清指出，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遵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他还表示，要积极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坚持自主协商确定转股对象；银行要积极争取地方支持，与政府、企业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共担风险，探索推广债委会联动模式。

市场化债转股不搞“家长包办”

3月2日，农行与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签署框架协议，共同设立100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启动公航旅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全部实施后，预计可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3.5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债成本。

债转股成为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3月2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郭树清介绍，目前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4300多亿元，实施金额400多亿元。在回应债转股规模是否有计划时，郭树清表示“没有预设计划”。

在发布会上，“市场化”、“法制化”一直伴随“债转股”出现。

“没有规模、没有指标、没有进度要求，相关各方完全采取自主独立的方式，就像恋爱、结婚一样，完全是独立、自主、自由的，没有政府命令、没有家长包办。”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不过，对于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 僵尸企业 禁止作为市场化债转股的对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山东调研时了解到，山东省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落地山东能源集团。通过银行分阶段实施210亿元的债转股方案，带动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逾6个百分点，直接融资成本降低20个基点以上，节约财务成本逾15亿-20亿元。

在全国，云南锡业、中钢集团、陕西能源集团、武钢集团等大型企业相继与银行开展债转股相关签约工作。目前这些项目均为国企。

一位资管公司研究人士表示，上一轮债转股行政化色彩很浓，其中部分债转股项目是由于行业快速回暖使得企业复活。而市场化债转股的基本前提是企业可救，通过债转股为企业减负，进而使企业能够实现自我“造血”。

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直接持有工商企业股权。王兆星介绍，当前阶段债转股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施：一种是把债权资产转让、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包括长城、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各省相继成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二是鼓励银行利用现有的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子公司实施债转股；三是批准符合条件的银行设立专门经营债转股的实施机构。

包括农行、工行、中行、建行等相继宣布拟成立专营“债转股”的资产管理机构。农行副行长楼文龙表示，银行选择自己新设投资功能的附属机构在效率、资金成本和损益内化等方面具有优势。

王兆星介绍，目前已经有一批想设立的机构已经上报到国务院，这对设立机构的资本、业务范围都会有相应的监管要求。至于是否会涉及修改《商业银行法》，需要根据形势发展，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

探索、推广债委会联动模式

对有三家及以上债权行的企业，自2016年起银监会引导银行业组建债委会，在保护银行债权、维持企业稳定、防止逃废债等方面效果凸显。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披露，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成立的债委会12836家，涉及用信金额约14.85万亿元。

“债委会形式是个很好的办法。”郭树清表示，债委会促使银行、企业、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坐下来共同面对问题，哪怕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如资不抵债、破产清算、债务重组等问题都可以协商，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作用更好。

郭树清以自己亲历的山东肥矿集团重组举例，肯定债委会作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两次到山东采访肥矿集团重组事宜。山东肥矿集团一度严重资不抵债，2016年初提出的重组方案清偿率仅四成左右。但在债委会的协调下，将肥矿集团可持续经营的优质资产注入新公司，相关债务进行重组分配，保全了债权银行的全部本金。

农业银行山东分行行长益虎介绍，债委会组建后召开过3次全体会议，50多次主席行联席会，与股东单位协商41次，使得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

山东地方监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肥矿集团重组不仅维护了债权行的利益，并且避免企业直接关停带来1.7万名员工的就业难题，通过盘活存量优质资产让企业实现新生，对处置“僵尸企业”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债委会在防风险方面的作用已经显现。王兆星表示，由银行债权人和债务人自主协商、自主谈判，来寻求最佳的债务解决方案，是企业和银行实现互利共赢的一种创新和探索。到目前为止，这种创新、这种机制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在江苏和江西等地，各债委会立足企业经营状况，通过“债委会+松散银团”、“债委会+资产重组”、“债委会+综合金融”、“债委会+拆圈解链”等多种方式稳定地方金融秩序，帮助“去产能”企业有序退出，对暂时困难企业稳贷、增贷使其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