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复杂性与模糊性 背后的逻辑——我为什么要写作《白银帝国》

（原标题：历史复杂性与模糊性 背后的逻辑——我为什么要写作《白银帝国》）

历史复杂性与模糊性

背后的逻辑

——我为什么要写作《白银帝国》

徐 瑾

《白银帝国》并非我一直想写的书，甚至其最后的形貌，也与我最初设想的大为不同。

《白银帝国》的缘起，某种程度上是上一本《印钞者》的延续，但体系更为复杂庞大。《印钞者》的主题是中央银行与金融危机的历史，在比较东西经济制度的同时，我发现在东西经济大分流之下，早就出现了货币与金融制度的大分流。简而言之，欧洲中世纪金银铸币并用，中国则在宋元明时期试验各类纸币，这已是极大的不同。在地球另一端，地理大发现带来美洲贵金属，虽然欧洲人最初梦想找到的是“黄金国”，但结果是白银的数量与影响都远超黄金。就这样，白银不仅流入欧洲，中国也通过贸易汲取了世界白银，完成了自身的白银货币化。随后发展方向则近乎相反，白银的大量发现使欧洲发生了价格革命，过多的白银也使金银复本位制度发生了倾斜，多数国家放弃了复本位改用金本位，最终发展出现代银行纸币制度。至于中国，则从此陷入神秘的白色金属中。上述错综复杂而又互为镜像的历史棱镜，令我非常着迷。历史学家或许更关注王朝更迭，而经济史学家更在意GDP之类的比较，对于货币，两者则明显重视不够。说来也不奇怪，即使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多认为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如此一来，金融史仍旧存在不少空白之地，我有时难免觉得，不能简单责怪货币战争或跟风阴谋论（甚至简单反对货币战争）之类的书籍占据市场，原因是经济学界与历史学界对金融史都涉足甚少。

好奇一直是我的阅读与写作动力，也是我的天性。我对白银与东西货币制度的话题很好奇，好奇彼此间的区别与变化，好奇表面现象之外的机理与动力学原理，也好奇其结果与潜在影响。于是这本《白银帝国》从白银的传记开始，记录其在中国的前世今生——从上古时代到20世纪。循着一层层的化石探寻下去，构成了对往昔帝国金融、经济、政治转折的历史追问，全书的篇幅和所耗费的时间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如何追溯白银乃至中国货币史的历史真相？我最初想通过不同材料的对比完成量化统计，比如计算中国白银流入数量。随后，在实践及思考过程中，我发现已存在一些类似的工作，有的可能具有突破性，有的只是可有可无的补充。或许，树立一个数据标杆是切入某个领域的捷径，但并不是我最欣赏的方式。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探索复杂性与模糊性背后的逻辑。最终，我仍旧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寻求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及更好的解释。

经济学更多是一种方法论，有一种简洁的逻辑凌厉感，而历史则不同，自有一种真实的壮美与尊严，无须太多演绎与附会。近些年批判国人信仰缺失的声音此起彼伏，姑且不说这些批判是否正确或偏颇，我总隐隐觉得，历史其实是中国人的集体宗教，今日诸多问题的求解，注定需要回溯到过去的时间之中。

我过去常常开玩笑说，不了解一件事，就去写一本相关的书吧，所以《白银帝国》也是我在金融史领域的一次跋涉。然而，金融史既是我近些年感兴趣的新领域，又因话题之大与涉及之广，促使我不得不付出额外努力，写作过程难免缓慢甚至停滞。正因如此，《白银帝国》写作过程之久、工作量之大，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涉足领域越多，时间越长，阅读材料就以指数形态翻升。某一题材有太多资料，对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一种赐福，同时也是一种重负，稍有野心，就会感觉到这种基于丰富与复杂要求的压迫感。一位备受尊重的中国历史学家感叹，在列举参考资料时曾经如何努力显得其不失过分宽泛。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心有戚戚，跨学科的金融史更是如此。由于《白银帝国》涉及的年代久远、范围广阔，太多资料需要补充，参考书目中所列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仍旧有太多未完成的阅读在前方延展，构成未来的兴趣延伸点。我有时甚至会想，如果把想看与需要看的资料全部看完，是否会双目泣血，而且，如果起初知道这本《白银帝国》需要投入如此之多，我是否还有勇气开始。

经济人在意机会成本，人生最大的成本在于时间，毕竟生命短暂，那么就应该将时间花费在美好的事上。每当念及投入三、四年时间完成与现有学界论文和流行读物有所区分的一部作品时，我难免反思这件事本身有多大意义，或者自己的工作究竟有没有附加价值？中途甚至几次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写作也几次停顿停摆——困难不仅仅在于工作或者生活的打断，甚至有时单单想到这一主题的宏大，就足以让我丧失一半信心。幸而，最终仍旧是主题自身的宏大与迷人，把我重新召唤到书桌边。

金融史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甚至走在路上的人不少也是误入歧路。但如果有幸遇到有趣的主题，我也期待赋予其新理解。从长久来看，一切人世努力都不过是时间的遗迹，可以选择怀疑或相信其机制。最后，我还是选择相信这些努力的价值，毕竟执念是人生前行的动力之一。

《白银帝国》以金融和经济切入，其实涉及财政、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我也因此涉足不少原本陌生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我往往抱以敬意。我的路过，也许只是偶然，错漏之处，还请读者海涵。

本书写作临近结束的几个月，我都在工作之余的晚上修改。窗外偶尔闪过一二车灯，远处的江边隐约传来鸟鸣与轮渡声，隐隐然有种雕塑快要成型、破茧而出的激动，也涌出一些几乎不敢相信的感触，而这感触竟是甜压过苦。就像一个日本小说家谈及自己做甜点与写小说的辛苦时所言，“看过我的小说，吃过我的甜点的人，等于品尝了我工作的辛苦和愉快”。

或许正如行为经济学的规律一样，我们对记忆中往昔幸福与否的判断，往往不取决于过程，而更多取决于结束的方式。

（本文系作者为《白银帝国》写的后记，本报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