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持续低迷和结构性变化 主导世界经济

（原标题：持续低迷和结构性变化 主导世界经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在2010年反弹，之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同时面临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伴随着新的风险产生，世界经济继续持续性和结构性低迷。这是近代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新现象，它既对世界经济的观察者和理论研究者提出挑战，也给大家提供了研究和观察的丰富生动的对象。

世界经济低位运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世界各国强劲的刺激政策下，世界经济增长在2010年出现了5.5%的强劲反弹，可是之后却持续下降。2016年的年增长速度只有3.1%（IMF按购买力平价计）。目前看，世界经济仍然在低水平运行，下行风险仍然是主要压力。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低增长是一系列的世界经济活动的低水平。

第一是低投资。以发达国家为例，比较2007年对发达国家投资水平，2015年发达国家投资水平整体平均下降了20~30个百分点的GDP，主要是私人部门即企业的投资急剧下滑。以美国为例，比较2007年的投资水平，2015年美国整体投资下滑了24个百分点的GDP，主要是私人部门投资下降，其中居民投资下降了7个百分点的GDP，公司投资下降17个百分点的GDP。

第二是低贸易。危机之前，在1986~2007年期间，平均年度贸易增长速度是平均年度GDP增长的1.8倍，而在危机后的2008~2015年期间，平均年度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年度GDP增长速度。

第三是低对外直接投资(FDI)。在贸易增长速度下降时，全球的FDI规模也在下降，2010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4.8%，2013年以后只占了2.8%，下降了约40%。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全球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快速增长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因，贸易和资本流动增速下降，引起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关注。

第四是低油价。经济增长放缓，对石油的总需求下降，页岩油加入石油生产大军，石油的总供给上升，油价跟着下跌。在2016年初一度跌破40美元/桶。

第五是低物价。在低增长、低投资、低油价下，相伴随的是全球普遍的低通货膨胀。今天全球1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为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30多个国家通货膨胀低于1%，40多个国家通货膨胀率低于2%的水平。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低于通常的2%的预期目标。

工业产品价格(PPI)下跌更多。全球近40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为负，近40个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低于1%，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低于2%。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甚至为负值，表明全球性的产业过剩，全球贸易的竞争激烈。

第六是低利率。在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全球整体利率水平不断下调。虽然是低通胀，但利率下跌更快，全球实际利率从2007年危机前的8%跌到目前的负1.5%，全球实际利率为负是个新的现象。

综合这些现象，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增长、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货膨胀、低油价、低利率。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机构预测上述低水平活动会继续推动世界经济进入衰退，也有一些机构预测，在低水平的指标后，世界经济一定会反弹，由此会走上复苏。这些预测都没有实现。实际上，这些经济现象相互影响，低增长、低贸易和低投资、低FDI互为因果，这一切又和低油价、低通货膨胀相连。低经济活动和低利率也互为因果，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低经济活动的经济格局。这是今天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

今天全球经济低位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受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平移到了一个低水平的轨迹发展。图1清晰地展示了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这一冲击。在图1中，第一条蓝色的曲线，是IMF在2007年对全球GDP水平（以2007年为基数100）的发展预测的轨迹。第二条红色的曲线，是IMF在2008年在危机后对全球GDP水平（以2007年为基数100）的发展调整后的预测轨迹，表明在危机冲击下，全球GDP水平的发展略有下调。第二条黄色的曲线，是2008年在危机后全球GDP水平的实际（以2007年为基数100）轨迹。比较实际GDP水平的轨迹和2007年的预测轨迹，两者之间的缺口，即危机对全球GDP的冲击。因为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水平向下平移，世界由此永久性地损失了约15个百分点的GDP总量，一些国家今天的产出水平还刚刚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因此，全球产能过剩。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当前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以美国为例，危机前（1985～2007年），美国产能利用率均值80.8%，2016年二季度为75.3%；较2014年下降2.7个百分点，比长周期的1972～2015年历史平均低了4.5个百分点。从更长时间来看，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趋势性下降，从1970年代的90%跌到目前的76%。欧元区在危机前产能利用率均值为82%，目前81.5%；日本危机前均值112.1（以2010年为指数100），当前水平仅有95.4。产能过剩是世界经济低位运行的直接结果，也是投资疲软和物价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另一个冲击是压低了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宏观指标，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判断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决定推出刺激政策还是紧缩政策的决策基准。研究发现，2008年后世界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大幅下降。潜在增长能力由三个指标决定：资本的潜在增长能力、劳动力的潜在增长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能力。危机影响资本的潜在增长力在下降，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的潜在增长力在下降，以及创新的不确定性，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力也在下降。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力水平是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概念。

综上，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向下平移，也使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是世界经济的基本面变化，所以全球经济很可能会长时间在低位徘徊，处于一种低的均衡水平。

缺乏拉动增长的总需求政策空间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低投资、低物价表明总需求不足，需要总需求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但是2008年危机后各国实施强力刺激政策，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和货币政策资源，时至今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都已经非常有限。

以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财政空间的衡量指标，以2007年为基准，发达国家原来预测政府债务会下降，结果是危机后财政赤字急剧上升，从危机前的指数100上升到今天的150，增加了50%，预计要到2019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才有可能从目前的高位下调，但仍然远远高于危机前的水平。新兴经济国家在2008年和2012年欧债危机之后，两度刺激经济，整个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在上升，增加了30%，预计到2018年度才能下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也上升了20%。整体世界各国都没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空间。

与此同时，在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货币超发，很多国家的M2占GDP比重上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迟钝，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经下降。今天，全球大约30%的GDP处在负利率的水平下，特别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欧元区、瑞士和一些北欧国家，货币的政策利率为负，已经没有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负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机制仍然需要研究。

财政空间急剧恶化和低利率、负利率相互交织和影响，进一步拘束了总需求政策的操作空间。以发达国家为例，2007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71.6%，到了2014年达到104.6%之多，债务占比增幅达到42.7%。但由于不断下降的利率和低利率水平，相应的政府为上述债务的付息成本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为2.9%，到了2013年依然为2.9%。同期的日本，2007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83%，到了2014年达到246.4%；付息成本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为1.9%，到了2014年降低为1.8%。借债增加，可是付息成本不变甚至下降，固然减轻了政府的财务负担，但也形成了政府债务和利率水平的相互制约。在债务占GDP比例超过100%后，如果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增加一个百分点的GDP的财政支出来付息。而对日本，则意味着要增加近2.5个百分点的GDP的预算支出用以付息。而利率总体在上扬趋势，所以政府已经没有借债的空间。反之，因为政府债务压力，作为货币政策的利率政策也被捆住，很难变动，因为任何升息都意味着增加已经不堪重负的财政压力。财政和货币政策形成死结。今天，货币政策的下限已经为负，上限被财政卡住，财政政策的下限已经历史最高，上限被利率卡住，全球缺乏总需求政策的空间。

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

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并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未来的运行。

第一是劳动年龄的人口结构变化。现在全球人口约为75亿，到2100年会增至112亿。但全球的劳动力人口分布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南部非洲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00年开始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55年达到峰值，但直到2100年仍然为正增长。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已经在2008年到达高峰并逐渐下降，到2035年后接近为零增长，以后为负增长。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人均GDP将从高产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移向低产出的非洲国家，全球的GDP水平自然也会下降。在所有的经济行为中，人口的结构变化是最根本的变化，难以为政策所改变。（见图2）

第二是全球收入分配恶化，影响总需求增长。收入分配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50年到2000年，世界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70%提高到85%，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从28%下降到14%。财富集中度增加总是伴随总需求的减少。

第三是世界经济继续保持轻化，发达国家的是服务业占GDP比重居高不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在危机前高达78.5%，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需要下调，并提高制造业比重，2009和2010年美国服务业占比略有下跌，随即上升，目前仍然在78%的高位。欧洲危机前服务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危机后继续上升，目前高达74%。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总体趋势还在上升。服务业居高不下，制造业投资水平下降，整个世界在变轻，这是世界经济的又一个结构性变化。

第四是全世界普遍贸易收入弹性下降。也就是说，当收入增加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的增加在下降，或者说，每增加一元的收入中，购买进口商品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在下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在2003年～2007年期间的贸易收入弹性和2012～2015年期间的贸易收入弹性不同。绝大部分国家贸易收入弹性下降了，亦即收入增加了，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相对下降。反之，收入增加了，而国内服务业的需求相对上升。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世界经济整体在变得越来越轻是一致的。也和人口结构变化有关，“婴儿潮”进入“银发族”对服务的需求上升，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在下降。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即“千禧一代”也普遍存在不愿意买房、不愿意买车，而对餐饮、旅游等服务业需求上升的现象。所以，整体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在经济学，需求偏好的变化是最为基本的变化，由于这一原因，贸易和FDI增长会继续放缓，投资也会继续在低位。

第五是石油供给的结构性变化，页岩油气的产量上升，在石油总产出的占比从边际生产者上升到重要的供应者。到2025年全球现有的50%的石油产出能力需要更新。在更新的产出能力中，约50%将会被页岩油和页岩气所取代。今天，页岩油的最低生产成本大约为40美元/桶，平均为60～70美元/桶，页岩油和页岩气的生产具有投资规模灵活和投资周期短、固定成本低和经营灵活的技术特点，由此，页岩油和页岩气的成本水平决定了未来的石油价格水平。加之全球总需求持续不足，中期原油价格将继续在中低位徘徊。

第六是科技创新的双重影响。科技创新永远是推动劳动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是创新是把双刃剑，在创新的初始阶段，它对现存的技术和生产是破坏和颠覆性的，由此创新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对未来的投资。如同空中住宿（Airbnb）对旅馆酒店业、滴滴和优步对出租车行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也对当前这两个行业的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移，科技的变化的不确定性大于其收益，创新对现有技术和生产还是负面影响的阶段。创新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

第七是世界政治风险上升，政治不确定性上升，成为影响当前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最大负面因素。IMF对世界各国国内社会和谐性的研究表明，世界政治风险正在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如中东地区的冲突，转向国内的社会和谐性下降，社会冲突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转移。在2000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基本是稳定和谐的；2000年到2015年间，世界整体上各国国内的社会安定性在下降。而到了2015年，仅仅15年后，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处于国内社会不稳定状态。而国家内部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转成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和欧洲难民危机都是例证。今天世界经济面临传统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各国国内社会对立和不稳定因素上升，以及未来可能的国内不稳定转为新的地缘政治冲突。政治风险是对世界经济的投资、消费和增长的最大的风险。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世界经济活动处于一个普遍的低水平状况；第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基本面形成巨大冲击，在平面和增长速度两个方面把世界经济压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第三，虽然世界经济需要总需求拉动，但世界缺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第四，世界经济还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很可能将继续处于结构性的持续低迷状态。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