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J.K.罗琳,从绝望主妇到新锐导演 | 人物特写

2017-02-16 08:00:00 来源: 钛媒体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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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版J.K.罗琳,从绝望主妇到新锐导演 | 人物特写)

摘要: 有部美剧叫《绝望的主妇》,没当过主妇的人,不能理解她们为什么绝望。王一淳对抗这种绝望的方式是:花十年写一个剧本,然后拍成电影。

《黑处有什么》编剧、导演王一淳

《黑处有什么》编剧、导演王一淳

早上7点开车送闺女到学校,再赶回家给植物浇水,写一张叮嘱老公关于家事的字条贴在冰箱上,然后王一淳拉着行李箱离开赶往机场,赶赴意大利参加中国电影节。2016年,王一淳过一直处于超现实的状态里,在家庭妇女与获奖新锐导演的身份中不断进行着切换。

这一年,王一淳带着自己导演的作品《黑处有什么》,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法国博讷国际惊悚片电影节、匈牙利布达佩斯泰坦尼克国际电影节、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澳大利亚悉尼电影节、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频繁奔波于世界各地的行程,让王一淳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她的“本职工作”是一位家庭主妇。

最难的不是写作本身

“学成文武艺,祸于锅碗台。”这是王一淳最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张爱玲说:“最恨的就是有天才的女孩突然结婚了。”而婚姻也能发酵出极端的才情,比如J.K.罗琳。王一淳也是在全职主妇的角色里,边带娃,边写作,边拍出了电影《黑处有什么》。一切看起来幸运而顺遂,王一淳却叹了口气:“主妇拍电影所经历的困难、面对的非议,其实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前不久,王一淳的电影首映礼上,因为没什么明星人脉,于是她邀请了一群在各类兴趣班、早教班认识的孩儿妈出席,“我要感谢她们在朋友圈里一个赞一个赞地把我娃养大!”电影放映后,有的孩儿妈受到王一淳拍电影的激励,回家就写出了几千字的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王一淳的朋友圈里,家庭主妇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想走出家庭,去创作,或创业。

“这是一个多么压抑的群体啊!”

王一淳和身边的很多知识女性一样,婚后的家庭生活和《绝望的主妇》差不多:忘记自身的才情、受过的高等教育,全身心投入进琐碎、程式化的家务事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路走到头的,而王一淳,却在半路跳了出去。

婚后,辞掉工作在家全职带孩子的王一淳,每天的日程非常规律:送娃上学,做家务,和其他主妇一起逛街,采购……有部美剧叫《绝望的主妇》,没当过主妇的人,不能理解她们为什么绝望。“我身边不乏事业成功的女性,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回家做个全职主妇。确实,职场可能有它的压力和烦恼,但回家就真的好吗?”在死心塌地当主妇那些日子里,王一淳最胖。

10年前,王一淳开始动笔写《黑处有什么》时,她发现对自己而言最难的并不是写作本身,而是外界的干扰,和时间上的拮据:

“在我写的过程中,经常有朋友约我出去玩,我如果不去她们就会问我在忙啥,开始我都照实说在写剧本,朋友觉得我‘真文艺、真有理想’。我能很明显感觉到,她们觉得这人老大岁数了,还这么不着调啊。后来再有人约,我就说有别的事了,最后写到了没朋友。”

扛不住诱惑的时候,王一淳也会出去玩一圈儿,但是自从开始写剧本,她就玩的不痛快了。就像小时候在外面瞎晃,会惦记作业没写完,所以,对家庭主妇王一淳而言,写剧本不光是写的时候难受,而是脑子里有这事儿,干什么都难受。

为了劝王一淳出去玩,有朋友对她说:“老呆在家里写不出来的,你出去晃晃就有灵感了。”王一淳自觉自制力不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按在家里写。“你不写,不坐在那儿思考,怎么完成一个转折和一个递进,那事儿不会自己解决。”从这方面来讲,在所有人都觉得你这是个笑话的时候,所有的驱动都要靠自己来完成。“写,真的是王道,对于一个没有名气、没有经验、没有专业背景的人来说,你拿什么当敲门砖?只能是你的故事。”只是,十年写完一个剧本,不仅是王一淳对剧本的苛刻,更是因为主妇的时间过于碎片化。

《黑处有什么》有一场戏,写的是 14 岁女孩进录像厅看三级片,为了替女孩选片子,王一淳要突击看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情色片。因为还要带孩子,所以只能在孩子睡觉后看片。“要么是太色情,要么就是不出名,没有集体记忆,看到《蜜桃成熟时》,觉得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都有美好、甜蜜的联想。”想象一下,一个主妇在全家熟睡后偷偷看色情片的画面,本身就很戏剧化了。

我们都是青春的幸存者

陆川说,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而电影《黑处有什么》的命是因为FIRST影展大反转的。

如果不是FIRST电影展,王一淳的电影现在还躺在自家的抽屉里,逢年过节亲戚来串门,拿出来和大家放一放,乐一乐。“片子拍出来,因为缺钱没做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闲置在家里。那张光盘成了我老公吵架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因为什么吵架,只要他一说‘看!这就是我们家最贵的东西,一张300万的光盘!’我立刻就没话了。”

朋友邀请王一淳参加FIRST电影展的宣传活动,因为自己的作品连后期都没完成,王一淳并不想去。朋友极力劝说王一淳去看看,结果到了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后期也可以先报名的,王一淳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参加了FIRST影展。参展后也有了动力,王一淳开始想办法为电影做后期,因为资金有限,先后换了三个机房,干着一半没钱就再换一个,有个朋友还在家里帮忙做过后期。字幕则是王一淳和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校对出来的。

没有任何奢望的王一淳把剪辑好的电影交到FIRST主办方,剩下的,就看命了。

颁奖典礼当晚,王一淳穿了条简单的黑裙子坐在台下,在宣布《黑处有什么》获得最佳导演奖的时候,她几乎是懵的。评委主席姜文把奖杯亲自交到王一淳的手上,并对王一淳的作品给出这样的评价:“坏!”

姜文所说的“坏”,就是那种日常琐事的表象下暗藏着各种坏,王一淳特别喜欢这种形容。“得到这个坏的评价,我很骄傲,这就是我要的。”

王一淳知道,姜文看懂了她要表达的东西。“坏”是那个时代,也是躁动的青春的产物。《黑处有什么》讲述的是1991年发生在河南一个飞机厂家属区内的连环少女奸杀案。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一个初中女生,在青春期自我成长的过程里,对性产生好奇,同时感受到来自外界伸向她的触角。这部电影看起来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但故事更接近“青春”主题。

电影里没有唯美、纯情的早恋,而是在性压抑下的小城里,尴尬的性启蒙,甚至充满危机的窥视。“一开始,我其实有点羞于讲这样一个故事,我指的并不是青春期的那些懵懂,而是费了挺大劲在北京过上了大家眼中还算洋气中产的生活,冷不丁开始讲一个一点不洋气的小镇女孩的成长故事,讲得还那么投入,无法不让人怀疑你是在讲自己。”

让王一淳感动的是,看完影片,大家都成了小镇女孩和男孩,大家是有共鸣的。这种共鸣还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伦敦接受BBC采访的时候,女记者激动地告诉王一淳,电影和她在东欧时的经历一模一样;在日本放映时,也有女性向王一淳倾诉,自己和电影里的女孩遭遇一样。

王一淳说,《黑处有什么》就像一个暗藏在观众少年时代的监控探头的硬盘,悄无声息地刻满了你的各种瞬间,美好的和不美好的。“看完之后,让在拥堵的交通中奔波了一天给客户领导送礼,只想回家来一个葛优瘫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少年,窘迫,面熟,让你心疼,也让你怀念。毕竟那可能是最好版本的你了:那么新,相信很多东西,向往很多东西,连疼痛都那么真切,有诗文可依。”

就像史航看完影片对王一淳说的那样,“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都是青春的幸存者。”

聪明是一种分寸

1977年,王一淳出生在电影《黑处有什么》的拍摄地——河南兰考县。王一淳的父亲是当地鲜有的大学生,和电影里的父亲一样,浑身散发着小县城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忧郁气质。王一淳和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这让她一度怀疑父亲是否爱自己。直到2002年父亲去世,那一年的王一淳全都懵了,突然对很多事情有了顿悟,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她开始写这个故事的。

好不容易用10年时间写完剧本,王一淳这个外行坚持要把它拍成电影。

因为没人投资,她自己掏了前后一共300万。没有经验和资源,所以搭建拍摄团队并不顺利,找来的各部门人员互相没有默契,有些人知道王一淳零经验,还会让她教些学费。“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戏没必要设置那么多制片,比如外联制片,现场制片,生活制片等等,如果一个真心想帮你做好的人,会建议你制片组里有两个人就足够了。”

很多时候,王一淳都有“快推进不下去”的感觉。电影筹备的差不多了,结果不给立项,王一淳也担心“是不是白做了”,可又不甘心,她再换个角度去努力。最后王一淳咬咬牙,决定先拍了再说。

连许可证都没有拿到的王一淳, 常常坐在监视器前怀疑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这种考验,对人的意志消磨的很厉害。幻灭和绝望的感觉,从开拍一直伴随她到电影上映之前。

一个当制片人的朋友告诉王一淳:咬牙坚持你也要拍完,因为只有拍完才能有个坚定和结论,不然什么都白费。这句话,是王一淳坚持下去的动力。

拍摄过程,一直伴随着经费紧张的问题。比如,因为没钱雇洒水车,有些下雨的镜头只好用喷壶洒水凑合;电影里曲靖爸爸把曲靖从派出所接回家之后的镜头,就是喷壶下雨;为了节约开支,很多工作人员在片中都有客串,比如录音组老大客串了片子里卖冰棍的猥琐大叔,“大家都逗他说他天然条件太好了,不用演,就往那儿一站就行,拍出来后大家都说他是最佳男十号。”电影中第一次出现的那具女尸,后来“复活”了,出演了一个在刘超家看录像的姑娘。

一些原本构想好的情节,实际操作上却面临各种困难。剧本里一段警察在垃圾场找尸体的戏,到了实景现场一看,垃圾填埋场海拔 130 米,夏季盛行东南风,臭气沿着山谷向南边公路扩散,王一淳“差点儿熏晕过去”,为了剧组人员的健康,也只得放弃。

有一场戏要在敬老院拍,当地敬老院看门的大爷听说是王一淳回来拍电影,热情地放大家进去了,第一次在里头拍摄,负责人一看这么大阵仗,以为是什么大制作。第二次再拍摄的时候,敬老院提出“拍摄必须得给钱”,而这笔场地费对当时的剧组来说,是不小的开支——最后剧组只好换了地方。

“所以,片子里的敬老院其实不是同一个,不知道细心的观众有没有发现这个意外的穿帮镜头。”王一淳告诉钛媒体。

对一个毫无经验的导演而言,拍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网上流传一个拍摄现场的段子:摄影大哥摆好几个机位,让王一淳选;她边选边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大哥就去执行了。

钛媒体记者向王一淳求证时,她笑了:“刚开始差不多是这样的,后来也就有了经验。”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团队解决,让王一淳更在乎的,是自己能否在拍摄中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这个表达过程才是拍摄电影所带来唯一快感。

电影《黑处有什么》拍完后,因为FIRST获奖才开始被更多人认识,这之后,还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提名。在经过几次删减后,电影也终于过审,正式进入院线放映。虽然排期稍纵即逝,但令人惊喜的是,电影居然斩获了800万票房,不仅让王一淳收回了成本,还小赚了一笔。王一淳说:

“经历了挫折和无奈,准备新片子时,我会不由自主想到怎样写能圆过去,带着审查的思考模式去写剧本。聪明不是完全不涉及,而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表达,就像《黑处》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把态度留在里面,有阅历的人能收到,这种聪明也是一种分寸吧。”

采访过程中,聊到创作和拍摄时,几乎没有愉快的内容,但王一淳一直以一种幽默和自嘲的方式进行讲述。她说自己从小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孩子,成长看似一帆风顺,但总克制不住的想挑战常规。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王一淳外柔内刚的性格的确是支撑她完成电影的因素之一。

现在,小区里的邻居不再喊王一淳XX妈,而是喊她王导。即使向着“职业导演”发展,但王一淳仍然兼顾家庭主妇的责任。“理想和现实并不矛盾,现在我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回家可以看书,写剧本,晚上接孩子回家,陪孩子写作业吃饭,哄睡,孩子睡觉后我还能再看书,写作。从这个角度看,编剧的工作很适合我啊。”

最近,王一淳想写一个和保姆有关的故事,她想去体验生活,到家政公司去应聘,被不同雇主面试,没有雇主的时候住在家政公司提供的几张上下铺宿舍里……谈到这个计划时,王一淳充满期待,可目前唯一的困难就是:“我走了谁帮我带娃啊?”(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董美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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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ase 本文来源:钛媒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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