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战略上要打“持久战”

（原标题：中国增长：战略上要打“持久战”）

高善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昌文教授近日赠我大作，嘱咐我写几句话。初见书名《持久战新论》，我还以为是一本研究抗日战史的力作。细观全书，我才知道这是一本研究和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调控与改革战略的书籍。

作者以毛主席影响深远的《论持久战》一文来设喻，将当前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争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比拟为抗日战争，使用类似的分析思路和军事术语，试图论证这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又要经过艰巨和较长时间的努力，并具体讨论了其中的困难和优势，政策的选择和改革的取舍等重大问题。

借鉴军事著作，使用大量的军事术语来分析经济问题在时下是颇为少见和另类的。对于长期接受经济学训练的专业人员来说，接受和理解这样的话语体系需要一个努力适应的过程，但对于军事迷，以及普罗大众来说，这样的话语体系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很接地气。话语体系之外，应该说，作者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全面和透彻的，提出的政策建议切实可行，对经济前景和趋势的总体判断也是能够成立的。

“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是当前经济政策领域的主要话题。但这些话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彼此之间如何平衡取舍，不同的人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回答。

例如，对于“保增长”而言，自然的问题是，保多高的增长率比较合适？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来保？不同选择的得失利弊是什么？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都非常困难，但又影响重大。在其他几个话题领域，牵涉到的具体困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下的经济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原因之一被归结为前期刺激政策（应该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2009年的“四万亿”）的后遗症，也许换个说法就是当时保增长保过了头。但如果回到2009年初，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决策者理应奋力一击，至于恰当的刺激力度是多少，当时情形下，确实很难把握。

眼下的经济形势当然远没有2009年初那么危急，但保增长仍然是一个困难的政策选择。一些人担心如果没有必要的增长率，既影响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又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容易产生金融风险，也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刺激政策容易导致产能过剩、杠杆上升等结构性问题，还伴随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赵教授在书中认为，不必要过于纠结年度增长目标，可以容忍在短期内经济增速落得低一些，并认为通过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落后，经济能够逐步企稳反弹，并最终实现长期的增长目标。他更以抗日初期的战局设喻，认为可以容忍经济增速向下调整。《论持久战》中认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应该后退，并退得足够深，才能逐步扭转敌我力量的平衡。这与当前对经济增长率的纠结倒确实有不少暗合之处。这一重大的分析和判断，我个人认为，无疑是稳健和可行的。

类似地，面对经济领域许多结构性的问题，例如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杠杆高企、金融风险等，作者都通过类似的话语体系进行了独特而全面的阐发。

更重要的是，尽管所有人都同意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但对于改什么、怎么改等基本问题，在认识上仍然存在分歧。在这里，作者以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生态为着眼点，分析了政治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作用，总结了改革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具体策略，强调了创新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重要性，考察了政府的合理边界，讨论了全球化条件下新型大国关系等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领域的话题，这些讨论，丰富了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对于进一步凝聚政策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都有积极的作用。

人们一般认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政府重要的经济智库之一。对长期在该部门工作的学者而言，他们在经济运行和政策讨论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悉政府看待和处理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思路，也了解企业和机构等微观层面的具体情况，许多的分析能够切中要害，且很接地气。赵教授的文章正是如此。尽管在话语体系上显得比较另类，表述风格也十分独特，但其背后的经济思想和认识见解仍然具有普遍的启发性，可供关心这一领域话题的人们参考和思索。(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