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日:曹德旺提出的是税制结构差异而非总量税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倪红日

近来，由玻璃大王曹德旺言论引发的中国企业税负过重问题讨论，成为社会热点议题。对此，谈一点笔者的个人看法。

第一，曹德旺到美国建厂，认为美国的税收，相对中国税制更有利于企业经营。这确实反映了中国税制与美国税制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企业家的这个看法和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税制与美国税制之间最大的差异是，美国税制是直接税为主体，个人所得税是最大税种，通俗地讲，美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而不是来自企业。全球160多个国家都征收增值税，唯有美国没有开征增值税，这就是美国税制的特点。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在企业生产、流通、经营的各个环节征收，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影响的程度大小，对企业财务和盈利产生的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因企业经营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很难一概而论。美国税制对企业经营不征收增值税，基本上对企业经营就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关于这个税制差异而会影响企业经营和竞争力，我国财税研究界早有研究和基本定论。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调整中国税制结构的意见，即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目前，财税改革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税制结构调整和改革，不是短期可以完成和见效的，需要中长期努力。

第二，把曹德旺提出的问题理解为税率高，乃至扩展到中国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都高，有“借题发挥”之意。因为曹德旺提出的问题是税制结构差异问题，而不是总量税负问题。所以，这种讨论焦点的转换是需要说清楚的，结构差异不等于税负高低问题。

第三，我国近几年实行减税政策，主要基于如下经济背景和形势需要：2008年以后至今，全球经济不景气，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的中国经济，受国际影响，在供给大于需求的形势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中国经济在这个国际经济背景下，又必须实行经济转型，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这种转型对部分企业形成压力和挑战。在中国运用宽松货币政策空间很小的前提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对企业进行减税，是缓解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唯一选择。

目前，在实行了8-9年的结构性减税到全面减税政策以后，部分企业还感到税负重，内因是企业经营自身的各种原因，如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竞争力不强，成本过高等。外部原因是市场需求不足等，政府的税费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当然是会明显感到负担重。这是内外因作用的共同结果，但绝对不是所有企业，尤其是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经营业绩很好的企业的共同感受。把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归结为税负高，可能过于武断和片面了。

第四，政府的税费收入主要是为了提供社会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给。笔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都呈现出私人品供给过剩，而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共性特征。政府通过负债来筹资已经到了政府财政难以持续的地步，很多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走上了“政府主权债务”过高的难归之路，面对这种陷阱的困境。尽管中国政府财政的负债相对不是很高，但是，其发展趋势也不乐观。整个经济体制和机制都面临着改革需要。政府的破产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崩溃。政府和企业是在一条船上，哪个部分出问题，都会导致整条船翻掉。所以，讨论和分析政府税收问题必须兼顾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也就是兼顾老百姓的私人品供求和公共品供求两个方面，中国的税制选择和改革也是这样。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是不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