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葡萄牙 600年前盛极一时旋即沉沦

（原标题：何以葡萄牙 600年前盛极一时旋即沉沦）

——读《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严杰夫

2016年，葡萄牙男子足球队在第十五届欧洲杯上夺冠，这一结果令人吃惊。毕竟随着黄金一代老去，除去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这个巨星，葡萄牙足球队其他球员大多名不见经传。但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却让葡萄牙足球第一次登上了欧罗巴的巅峰。

事实上，不仅足球，在历史上，葡萄牙就曾是个“一鸣惊人”的国家。

600多年前，葡萄牙曾迸发过令人惊讶的力量。可以说，是近代葡萄牙人翻开了人类文明的新一页：他们不仅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并随之促发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是，是他们带领人类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看看这个“蕞尔小国”曾在世界史上创造了多少纪录：大航海时代最活跃的国家、今天欧洲拥有最长殖民史的国家、曾经的殖民地覆盖了今天世界各大洲的五十三个国家……即使与后起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相比，这些纪录也毫不逊色。

但是，葡萄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似乎都集中在“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最初100多年。此后，随着荷兰、英国等后起之秀的兴起，葡萄牙又退居欧洲二流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葡萄牙在14世纪末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迅速沉沦？

今天，历史学家们关于文明兴衰盛亡背后的原因依然各执一词。最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不同文明所处的地理位置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并由此导致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前些年那本名震一时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中就断言，气候、地质、海洋资源、面积、地形、隔离程度都是影响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也在《西方能主宰多久》中认定：“西方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是由长期注定因素和短期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莫里斯提到，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异军突起”关键在于地理因素，这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步伐，而社会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地理意义。不过，无论是戴蒙德还是莫里斯，他们的“复杂理论”仍不能让我们对文明“大分流”背后的原因看得更加清晰。至少，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国”是如何在历史的角落里突然“杀出重围”，并一跃而上世界的中心，我们依旧对此感到费解。倒是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抛弃了宏大的叙事和分析视角，而选择一个更为细小的切口重回历史现场，让我们能从葡萄牙人的故事中体会良多。

在《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中，罗杰·克劳利讲述了葡萄牙帝国崛起初期的故事，其时间跨度仅覆盖了1480年代到1520年代之间的不到半个世纪。然而，就是这短暂的半个世纪，人类文明却在葡萄牙人舰队的带领下，在历史的汪洋里蓦然地转了个弯，然后一个新世界就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了。

有趣的是，在故事的开端，克劳利并没有直接将视角落在欧洲大陆最西端的这个国家，反而眺望到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处于遥远东方的另一个古老帝国——中国。14世纪初的明代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是个高度文明的“庞然大物”，而郑和的船队远洋也就与葡萄牙人的航行之间有了意味深长的对比意义。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郑和远洋代表的是中古时期人类在掌控海洋方面所能达到的巅峰力量。克劳利将郑和的六次远航赞叹为“航海的史诗”，并将其比作像“登月行动一样先进”。然而，同大多数学者一样，克劳利也清楚地认识到，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壮举”尽管代价高昂，也的确显示了“天朝大国”影响力的无远弗届，但最终却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思想、观念传播和影响世界的深刻痕迹。这样的航行，最终只是被史家们记载在干枯的黄卷里，并消失在浩瀚的大海中。

反观葡萄牙人的远航，虽然缺乏大明帝国的气势，甚至于相比之下有些寒酸和窘迫，但却给历史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他们建立了一个影响力遍布全球的航海帝国，开启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释放出了如今正塑造我们世界的全球化力量。”

如果要说葡萄牙人在“大航海时代”所能抢得先机的优势，唯一能让我们想起的恐怕就是地理位置了。在欧洲大陆版图上，葡萄牙人被挤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很小的一块领土内。与它相邻的则是强大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克劳利认为，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葡萄牙人“不能染指地中海，却面向大海”。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葡萄牙海岸线末端的圣文森特角是“知识的穷尽之处”，而对葡萄牙人来说，这里却是世界的开端。

1415年8月，若昂一世统治下的葡萄牙派出一支舰队从这里出发去攻打摩洛哥的穆斯林港口休达。最终，休达的陷落震惊了全欧洲，而这一战也拉开了阿维斯王朝的征服之路。在今天来看，对休达的征服不仅检验了葡萄牙人的航海和军事能力，也让他们亲眼见识了东方世界的丰足和富饶，并大大拓展了他们的地理视野——“通往印度的道路已经在视野之内了”。

于是，自休达战役之后，从若昂一世之子恩里克王子，到“完美君主”若昂二世，再到“幸运的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他们不断资助一支又一支舰队沿着非洲海岸前行。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发现了好望角，绕过了非洲大陆的南端，到达了印度洋，于1498年抵达印度，1514年来到中国，1543年登陆日本……就这样，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快速推进，越走越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

葡萄牙人的航海和征服事业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达到了第一个巅峰——抵达和征服了印度的多个贸易港口。如果说，在此前的航行中，葡萄牙人主要还是在搜罗沿线港口的财富以及探索新航线的话，那么印度就成了葡萄牙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曼努埃尔一世派出的阿尔梅达、阿尔布开克先后成为印度总督，这可被视为葡萄牙帝国的开端。

这样来看，如果说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葡萄牙帝国崛起的根本因素，那么对基督教天国王朝的理想以及对东方财富的渴望，就是葡萄牙人不断驶向远方的动力。这也使得葡萄牙人的大航海与“郑和下西洋”有了本质差别。前者包含着现实利益，带动一波又一波的水手踏入神秘海域，后者则只是一时兴起、不可持续的“形象工程”。

当然，葡萄牙人的殖民仍然带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与荷兰、英国等后来的殖民帝国相比，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和经营十分残暴，并且对殖民地的影响也只属于浅表性的控制。无论是阿尔梅达，还是阿尔布开克，他们对被征服的港口和城市的屠杀似乎都是家常便饭。另外，他们所率领的士兵和将领，大多怀有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却缺少团队协作意识，这也使得葡萄牙军队在作战过程中缺乏纪律。阿尔布开克在攻打亚丁时遭遇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因此，与后来其他西方殖民军队相比，葡萄牙人更像海盗和野蛮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葡萄牙帝国的衰败才会来得如此之快。

乍一看，克劳利所讲述的葡萄牙人故事，依旧是部剧情老套的历史剧：英明的君主加上能干的将领创造了一番伟业。但这是葡萄牙人成功的秘密，也同样是葡萄牙帝国迅速衰败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葡萄牙人的故事倒也算是印证了伊恩·莫里斯所建构的那个“长期决定论与短期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理论模型。

而对当代人来说，葡萄牙人给我们留下的除了地理大发现、全球化，还有关于风险投资的启示。阿维斯王朝的君主联合当时全欧洲的银行家对航海家们的支持浪潮，与今天的风投基金对创业创新企业的投资是不是太过于相像？面对浩瀚的海洋以及大洋彼岸神秘的土地，没人能预测航海家们会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又将经历怎样的风险，但正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欲望，促使君主和银行家持续地投入资源，在15世纪对这些远航的“风险投资”，最终推动了人类文明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而今天，风险基金依旧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前途未卜的创业中，为的只是探索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古今同理，好奇和欲望才是推动人类战胜恐惧探索未来并最终迎来突破的真正力量。正如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所写的那样：“有界限的海，或许属于希腊或罗马；没有界限的海，属于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