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应立足实体经济 回归市场理性

（原标题：金融创新应立足实体经济 回归市场理性）

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形成对我国经济的新考验。就此而论，金融创新的内容和方式应与实体经济产业的市场层次相适应，立足于增强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经营优良和利润增长。实体经济须立足自我，放眼全球，瞄准目标，持续升级，完成从市场供给侧大国向强国的蜕变。金融产业则应立根实体，适应变化，创新手段，贴身跟进，实现从市场利益的简单分割者向源头创造者的蜕变，回归市场理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结构失衡，形成对我国经济的新考验。而分析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笔者以为要用历史、哲学、文化和现实相结合、相统一的观点与方法。

我国虽然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产业分工和层级中，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和低水平阶段。从发展和生存的内在逻辑上讲，这一坐标位置就决定了其目标和方向，应是矢志不渝向产业链条的中端乃至高端迈进，提升和做强市场供给侧能力，持续满足主动变化和快速升级的市场需求端的要求。而实情是，我国经济规模的撑大，主要是在供给侧低水平循环甚至低效率重复状态下完成的。以结构扭曲的代价积累了巨大的过剩产能，以新过剩产能覆盖旧过剩产能的模式掩藏了巨量金融风险，社会经济总量膨胀与市场供给侧能力弱化的矛盾更为突出，供给侧水平的单一性与需求端变化的多样性反差更为显著。经济体量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甚至越大越弱，越多越劣，成为实体经济困境的现时写照与典型特征。

我国金融产业跨越式发展，用不太长的时间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体，同样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多成分、多种类和多层次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在以“规模”和“利润”为目标的主导下，没能改变或改善市场结构性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剧和恶化了在众多对象和领域的结构性失衡程度。主要通过拉长交易“链条”、做多特定“通道”等自娱自乐式方式，甚至通过债务覆盖债务手段，完成从实体经济转移与分割收益，实现的仅是账簿意义上的资产规模扩张以及掠夺式占有的经营利润增长。在此过程中，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水平，与其快速增长的资产规模和利润实际并不协调，现时发展格局与未来发展模式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强大的操作性和选择性冲突。

我国金融机构这种转移和分割实体经济收益的模式，其基础和前提均有问题。如前所述，在全球经济转型调整时期，我国实体经济产业低端化与产能低效化（存在大量过剩）的格局，必然呈现利润下降趋势，而金融机构利润则逆势上扬，说明这一“转移”和“分割”出现了失衡和超然的现象，金融机构从“失衡”中独享了“超然”。对实体经济而言，短期也许可忍受或变通，长期则必定无法接受。于是，为了满足市场由关系扭曲而形成的不同市场参与者的需求，房地产业成了聚合这一市场“组合需求”的特定物、混沌体。关键点是，房价持续上升，为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开发商和社会企业、居民等，共同提供了可转移和分割的超然利润。于是，房地产企业推动债务杠杆率爆炸式增长，挤压众多实体企业变身为市场角色狂炒房地产，社会居民（自然人）趋之若鹜追风加入炒房行列，房产居住属性被市场狂热投机情绪所淹没。这种以房地产畸价形成的全社会市场收益分配状态，既不可持续，又十分危险。据此形成的由社会预期阶段性扭曲下的“赌场效应”，并不具有社会财富增长的真实与实体基础。

美国经济和金融的虚拟化程度都比较高、比重也较大，这与其实体经济产业的全球位置密切相关。美国的实体经济大多处于产业和产品高中端，大多具有市场规则主导权、行业标准制定权和门槛准入控制权，加上美元的货币铸造权，除了自身实体经济产业的附加值比较高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上述市场权力，通过向其他国家、地域和经济体转移和分割收益。这种转移和分割，本质上是利用市场发展的不平衡，通过市场内容、手段、技术与层次的高端向低端的转换来完成。而且，无论实体经济产业还是金融产业，只要处于全球先进水平，这种转移和分割收益的空间、价值就会存在。因此，说到底，美国金融和经济产业的各类创新，是要保住其市场中整体和局部的领先位置，他们所谓的金融虚拟化，其实都是围绕“位置领先”来推进的，从不断产生“领先”的差异中形成转移和分割全球利益的力量和空间。这与靠房价暴涨形成的实体经济与金融生态的收益转移关系，有本质的差异。

我国的经济强势是靠实体经济发展壮大形成的，当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核心是提高市场供给侧的水平和能力，稳步实现由全球实体经济产业链的低中端向中高端的转变，并妥善处理好与金融生态的关系。一方面，实体经济产业不能用低水平、低标准的重复来维系自身的生存，通过制造产能过剩，加剧扭曲市场关系，形成所谓的市场动力和空间，并产生以“僵尸企业”为内容的市场“附产品”。这种状况下的所谓“大”，并非好事。为适应市场需求端的新变化，满足需求的层次精准性与过程差异性，整体提升我国市场尤其制造业供给侧的能力和水平，必须用实体经济“优”的结构和单元，筑就“大”的基础。另一方面，金融产业不能把创新建立在实体经济市场位置的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上，以流程性重复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增加，实施所谓的金融创新。更不能把转移和分割市场收益的对象、出路和机制，建立在靠社会预期狂热形成的房地产畸高价格之上。金融创新的内容和方式应与实体经济产业的市场层次相适应，立足于增强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经营优良和利润增长。

金融虚拟化是个相对概念。广义而言，任何一种拉长金融交易链条的行为，都可视作“虚拟化”的外延。狭义而论，金融“虚拟化”的程度并无高低和优劣之分，要害是看它与实体经济的黏合度、适应性。超出和滞后实体经济的金融行为和创新，再“实”也为“虚”，金融的虚拟必然演变成经济的虚脱。反之，形“虚”体“实”，就能为金融和经济创新留下广阔的空间。就此而论，我国实体经济须立足自我，放眼全球，瞄准目标，持续升级，完成从市场供给侧大国向强国的蜕变。我国金融产业则应立根实体，适应变化，创新手段，贴身跟进，实现从市场利益的简单分割者向源头创造者的蜕变，回归市场理性。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