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别策划】热议中化解分歧 交锋中凝聚共识

2016年，热点新闻此起彼伏，各方声音交织共鸣。从口舌之争渐入实质讨论，从牢骚质疑转向理性建言，从“似是而非”到渐渐“黑白分明”……分歧或许依然存在，模糊地带或许依然不少，但共识也在一点点凝聚、累积。

对“网红经济”的争议，对电信诈骗的口诛笔伐，对社会诚信的呼吁，对模糊信息的澄清，对社会治理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关注……我们梳理出五桩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大家一同回顾、体验2016年中国舆论场上，我们在热议中化解分歧、在交锋中凝聚共识的心路历程。

多少似是而非的信息误导着我们

□林 琳

时下，有些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观念在社会上流传，有的是“标题党”制造的“新闻”，有的是鲜被提及进而被遗忘的“规矩”，还有的则纯粹是谣言——有多少似是而非的信息环绕在我们左右？2016年，我们“挽回”了哪些真知、真相？

一直以来，“抢救超过48小时不能认定为工伤”都被认为是个不近人情的“冷酷”“刻板”规定。

《法制日报》9月7日刊发叶泉的评论：有关工伤方面的立法规定，即使不是职业病，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且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都算工伤。立法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宜再指责立法不公。

《工人日报》9月8日刊发然玉的评论：“工伤保险的目的不是惩罚和赔偿，而是在于让雇主改变生产条件，让工伤减少，让工人少受损伤。”

朋友圈里养生、健康类帖子流传非常广。《重大突破！癌细胞，竟被中国医生用小苏打“饿”死了》《雾霾是抗生素耐药的元凶》《每年60万人过劳死?都市白领保健须知》……澄清后才发现，以上均为误传。

《人民日报》9月27日刊发江南的评论：科学研究要向公众讲清楚，其中也隔着一层纸。如果点不透，这层“纸”会一直阻隔公众认知；如果力道把握不好，把纸捅出“窟窿”来，传播的效果也会走歪。

《工人日报》9月30日刊发社评：当“小苏打饿死癌细胞”的喧嚣过后，留下的应是公众对医学研究更深的理解与敬重。“在自然规律和真理面前，我们都只是蚂蚁，真理才是巨人。”敬畏科学，尊重医学规律，才能少一些闹剧。

2016年，“闯绿灯被罚”一度成为舆论热点。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了三种即便绿灯，车辆也不能进入路口的特殊情况。

《检察日报》9月21日刊发王琳的评论：民意期待的“说法”，并不仅仅在于处罚“闯绿灯”于法有没有据，更在于为什么于法有据，这些年来却从未处罚？如果现在开始要处罚，执法者能不能做到公平处罚？如果能，执法的尺度在哪？如果不能，是不是就这样搞“隔墙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

《工人日报》9月23日刊发评论：普法、开罚单、把丢掉的法条捡回来是一方面，提升国人的规矩意识、文明素养是另一方面。“城市病”得治，有些“治疗方案”可以慢慢研究，但现有的“药”得按时吃。

今年，《长城保护条例》颁行10年，一段有关辽宁绥中“最美野长城被抹平”的新闻不断反转，让“吃瓜群众”很是“蒙圈”。长城，到底应该修得好还是修得美？

《人民日报》9月23日刊发王石川的评论：对文物的真正致敬，是以现状保护为主，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适当修缮。既不任旧如旧，坐视它们雨打风吹去；也避免改旧换新，不做“自毁长城”的傻事，才能让文物自在地呼吸。

话外音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什么东西最珍贵？哪种做法最难得？

或许应该是等待真相。不管是多么耸人听闻的事情，哪怕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让人兴奋，都应该学会克制。转发、分享时，有一份责任。

在人人都能发声，并且有发声渠道的今天，传播更容易了、速度也更快了，真知、真相的获得却仿佛更难了，障碍也更多了。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共识的达成、经验的积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围观者、聆听者乃至传播者。如果能有更多“真相君”“明白姐”或者“谣言终结者”，无论网上网下，人们的生活都会更美好。

骗子“如影随形”的日子挺累

□林 琳

2016年，不好说是骗子最疯狂、嚣张的一年，但可以说是整治诈骗最严肃的一年，尤其是电信诈骗，人们对其痛恨程度几达顶点。

8月，一个叫徐玉玉的女孩，因被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伤心欲绝，心脏骤停，两天后离世。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宋振宁也遭遇同样骗局，同样不幸离世。

《人民日报》9月8日刊发盛玉雷的评论：在电信诈骗面前，实名制这道“马其诺防线”还是常常被绕过。生活在形同“裸奔”的信息社会，一件蔽体的衣裳不可或缺，而一条抵御信息犯罪的“联合防线”，更是刻不容缓。

数据显示，4月～9月，公安部在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中，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300余人，其中银行、教育、电信、快递、证券、电商网站等行业“内鬼”270余人。

《新华每日电讯》9月27日刊发张枫逸的评论：“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内鬼”侵犯个人信息现象频发，除了当事人见利忘义、职业道德缺失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些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保护信息的意识薄弱。

徐玉玉案发生仅7天，主要嫌疑人被抓获。此案牵出“电信诈骗之乡”——福建安溪。而这样的“诈骗之乡”，国务院点名批评的有7个。

《新京报》8月30日刊发西坡的评论：许多“犯罪之乡”恶名远播，犯罪成为当地人尽皆知的“手艺”，却迟迟没有有效应对。

《法制日报》9月2日刊发毛建国的评论：诈骗之乡戳中基层治理之痛。

耄耋老人被骗1156万元，清华大学教授被骗1760万元……个别电信诈骗数额屡创“新高”。为打击治理电信诈骗，2016年最后几个月，相关部门不断祭出重拳、大招：9月，最高法、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明确规定实现电话实名制，加强对虚假主叫的发现与拦截，ATM机转账24小时内可撤回等。

《北京青年报》9月24日刊发樊大彧的评论：严打电信诈骗并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各相关部门必须杜绝“不作为”，在各自领域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要强化联动协作，逐步建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体系。

《湖北日报》12月22日刊发李思辉的评论：打击电信诈骗，法律和制度越微观、越具体、越细致，就越有操作性、越有力量。精准发力避免高射炮打蚊子，对于消弭人们的治理无力感效果可期。

《法制日报》12月22日刊发叶泉的评论：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与互联网相伴共生，具有无国界、无疆界的特点。这与当下条条块块的治安管理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条条块块的体制对传统犯罪是有效的,而对网络犯罪却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话外音

时下，与骗子“斗智斗勇”，似乎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骗子随时可能发来短信、打来电话，抛出各种“套路”引人上钩。有人能见招拆招，有人则落入陷阱。骗子“如影随形”，人们生活很不踏实。

与骗子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时下诸多部门都加入了这场战斗，用心用力，弥补各种漏洞、布置更多“防线”、织密“法网”，希望这些“武器装备”的“杀伤力”足够强，让电信诈骗无处遁形，也希望相关制度安排能够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留量”，跑赢骗子，不轻易被骗子搞变通、钻空子。

感觉自己的信息安全，不再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救命钱和辛辛苦苦挣来的奶粉钱被骗走——明年此时，但愿公众能够多一些淡定和从容。

“网红”升起，互联网还有什么不可能？

□吴 迪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网络直播带火了以“papi酱”为代表的一批网红，甚至专业的网红培训工厂也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直播平台超过300家；用户达3.25亿，占网民总数的45.8%；超过30家直播平台完成融资，累计融资额突破50亿元。

《新京报》4月22日发表边际的评论：网红经济也是一种新经济——个人IP的崛起，很有可能意味着对于商业模式本身的改造、甚至生态链条的逆转。在投资领域，“papi酱”们或许意味着下一个经济的风口。

《人民日报》4月29日发表韩立勇的评论：在网红和粉丝之间，有着某种微妙而又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因而，网红推荐一个商品时，10分钟的销售额超过该产品在全亚洲一年的销量不足为奇。

短短一年时间，网络直播和网红以“气吞山河”之势创造了影响力惊人的网红经济。但有的直播平台打擦边球、靠低级趣味博取眼球，有的传播违法违规内容，有的违规开展新闻信息直播，挑战着监管与伦理底线。

《羊城晚报》11月7日发表杨兴东的评论：高歌猛进的网红经济，同样是一些坏的社会现象所藏匿的新兴地带。各种乱象破坏的将是全行业的未来，影响社会价值判断。

《人民日报》9月23日刊发任艺萍的评论：网红本无原罪，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低俗网红的破坏力指向未来，而且对社会肌体产生更隐性、更持久、更深刻的危害。

数量庞大的作者及海量作品，稀释了网红经济的利益分配。网红及网红经济能否一直红下去、如何才能一直红下去，成了现实问题。

《人民日报》4月27日发表王慧强薇的评论：要走得长久，离不了持续推出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而且还要有能力将内容发布渠道升级，进而引领消费习惯。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28日发表卢泽华的评论：考量网红的生命力需要参照最基本的文化规律，即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导向。真正以表达形式、传播内容的创新起家，并传递健康的价值观念的网红，才能以更强的生命力走得更远。

网络直播只是搭乘“互联网+”东风的新经济模式中的一种。除此还有电商、网约车、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私募甚至刷单等，背后是一个个规模庞大的“产业”。以网络直播为切口，总览互联网新经济模式中的各种形态，需要相关管理与时俱进。

《新京报》11月11日发表边际的评论：当民众拥抱新经济时，有些政策在思维上却对其拒斥。某些新业态给民众带来了便利，备受欢迎，可其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仍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法制日报》12月15日发表史洪举的评论：在“互联网+”背景下，一些执法部门沿用传统执法模式，跟不上发展。理当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手段监测，智能识别，实现网上执法。

话外音

互联网发展意外捧红了网红，而网红又创造出新的经济模式。互联网在催生了一个个资本和经济传奇的同时，也为监管和伦理带来挑战。恰如网络视频的“弹幕”既可图文并茂锦上添花，又可霸屏障目不见佳人，让人又爱又恨一样，以网红经济为代表的互联网新经济模式似乎也是个“人格分裂”的双子座。

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四项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时代已然来临，我们需要做的是认识并接纳新经济模式的奥义，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更开放的治理思维，给予“互联网+”时代更大的成长空间。

托举诚信，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韩韫超

2016年，造假出了不少新变种：公号刷量、电商炒信、网约车刷补贴、环保数据造假、直播公益造假、收视率造假、新药审批造假……一件件造假的新闻和现象，不断刷新着公众的认知。难道是“没有造不了的假，只有想不到的梗？”

新华社9月29日刊发评论：刷出来的“量”把真实的价值泡沫化。而市场异化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损害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新京报》9月30日刊发社论：任何建立在虚假数据上的光鲜，都有违公序良俗。泡沫化的繁荣，必然影响到投资者和用户的信心，虚火最终会烧到整个行业，还可能推高资本进入的风险。

当造假横行，甚至成为“成功捷径”，人们在抱怨吐槽后，转而开始讨论如何断了一些人造假的念想，抽掉造假背后的红利，让社会与造假绝缘——从多批次公布企业炒信黑名单，到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提请人大审议，对虚构价格、炒作信用、假冒商品等电商不诚信行为加以约束，再到多部门重拳整顿网络直播……各方都在为找回丢失的诚信不断努力着。

《深圳特区报》10月26日刊发朱昌俊的评论：遏制电商“炒信”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不完全重叠，该制度效率的提升也离不开消费者的监督与举报。因此，从法律上继续降低和畅通消费者的维权门槛与渠道，仍需努力。

《中国青年报》12月21日刊发徐冰的评论：假冒伪劣等问题已很难再用所谓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搪塞，这类问题如果被纳入《电子商务法》得到切实规范，购物体验有望明显改观，将对行业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在造假之外，这一年里，严重动摇社会诚信根基的，还有拒不履行承诺、抵账赖账等失信行为，有个人失信、企业失信，也有官员失信、政务失信。

《工人日报》11月24日刊发社评：政务失信和官员失信屡禁不绝，与失信成本低紧密相关，这类现象已经成为阻碍信用机制建设的障碍，有损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甚至成了政府的“负资产”和社会的负能量，长期下去会进一步恶化发展环境。

对于政务失信和官员失信，眼下并非没有惩戒办法，比如温州市委组织部就在任职选调、晋职晋升、评优评先等考核中，对有失信行为的人员一票否决；在对提名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时，对有失信行为者予以一票否决。

《京华时报》11月22日刊发刘雪松的评论：温州的两个“一票否决”，从高标准来说，还只是个“基准线”。具有国际标准意义的情况应该是，公职人员被法院判决失信，不仅不能被提拔使用，还应剥夺公职资格。这是政府部门公信力止损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其他公职人员的强烈警示。

话外音

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当造假、失信越发隐蔽，涉及的领域日渐增多，公众屡屡被剥夺幸福感，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悲哀——我们该用什么来托举诚信？

培植、守护信用文化，将抵制造假和失信的端口前移，提高造假、失信者的机会成本，让社会诚信体系成为激励人心向善的一种无所不在的硬机制，成为每个人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通行证——这是当下我们建设诚信社会的着力点，更是未来对公平社会的期待。

公共治理不该是“零和博弈”

□嘉 湖

2016年是社会公共治理不断接受考验的一年。从北京征收交通拥堵费“有了眉目”，到一些十面“霾”伏地区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再到“禁摩限电”从深圳“席卷”多地……社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顾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社会治理如何尽可能减少给百姓带来的不便？这在舆论场上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讨论。

《新京报》5月31日发表于德清的评论：治理拥堵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策略，根据社会新情况、新变化，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拥堵费固然是一个办法，只是民意有何变化？政策又该如何调整？

《新华每日电讯》8月9日发表陆颖的评论：交通管理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管理的精细化。应该尽可能从管理方面挖潜增效，通过管理手段创新提升交通路网的运行效率。

人民网6月14日发表马天钦的评论：交通治理，根本目的还是方便群众出行。

《大连日报》11月24日发表刘畅的评论：一些地方与治霾限号同步进行的还有免费乘坐公交车、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等措施。这类“带着歉意”的治霾限号，可以读出善意与无奈，其中的治理思维和理念值得借鉴思考。

治堵治霾限号，百姓在感受到“限号通”“限号蓝”的喜悦时，也能在无奈中接受并认同这种治理方式。与此相比，另一项社会治理举措——“禁摩限电”就不受待见。虽然很多城市已经推行多年，但百姓一直不认可，“史上最严”的规定面临形同废纸的尴尬。

《新京报》4月2日发表社论：从公共秩序保障层面来看，“禁摩限电”要拿捏好善治分寸，不能只治末端使用者，同时不能忽略电动车设计、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存在的问题，乃至对电动车国标加以必要的重新评估。

《财经》杂志4月8日发表李稻葵的评论：深圳“禁摩限电”是个典型案例，反映了政府社会治理的大问题。靠限制、禁止解决问题是一种懒政，不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哲学思想背道而驰，也引起很多不该有的连锁反应。

除了治堵治霾限号、禁摩限电，各地遇到的社会治理难题还有不少，如治霾企业限停产、去产能职工转岗分流、延迟退休、拆迁征地等。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源于要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制定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考量。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媒体评论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流程既要符合法治，也需要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态度。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是可参与的。城市管理者需要寻找一条能最大化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

话外音

“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

“一禁了之”“一限了之”不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科学方式。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公众感知度极为敏感，稍有不当就会导致百姓一边无奈地承受生活不便，一边抱怨政府部门。避免“零和博弈”，就要良法善治——即便是良策，也需要管理者深思熟虑，把握好分寸，把阵痛降到最低，在治理的长远图景与百姓眼下的利益之间，寻求适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