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与战后国际经济核心变革——读埃里克·罗威《货币大师》

（原标题：“罗斯福新政”与战后国际经济核心变革——读埃里克·罗威《货币大师》）

夏 普

1933年3月6日，上任仅三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了一条行政法令：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全国各地所有银行均被禁止对外支付黄金及外汇交易。一时间，手中现金不足的人们只得拿出家中暂且闲置的生活物品或开出欠条来完成日常采购。而当时大萧条正处于最残酷的阶段。严重的失业与物价下跌已令生活无着的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数千万家庭因无力偿还银行欠款被迫告别他们的家园和农场，数千家银行因民众挤兑而破产。直到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发布前夕，储户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之坝已然垮塌，纷纷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黄金。面对挤兑风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处在崩溃边缘。

但亲历了这段历史的人们，却以坚韧的意志与英明果决的行动在绝望中闯出了希望。在《货币大师》中，埃里克·罗威再现了罗斯福总统执政十二年间世界经济史的核心变革与发展。罗斯福不仅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脱离了金本位制，高速发展的经济还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输送了强大力量；而在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在美国的倡导下建立。

但当年罗斯福新政在推进过程中却阻力重重，质疑与批评不断。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前，老派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们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拥趸，他们信仰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们闻通胀而色变，强烈反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过在大萧条时期，经济学界学术交流已相当活跃。不少学者企图找到“治愈”经济萧条的解药。但在面对保守派对于经济政策与货币本位制度革新的疑虑时，西方社会还需要一位有足够魄力与胆识的总统，能够冲破阻碍，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告别金本位

为平复社会中弥漫的恐慌情绪、重振经济，罗斯福总统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而强化了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算主义”思想已在学界与政界招揽了不少信徒。秉承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认为，经济运行的波动无法（也不该）用政策调节来熨平。他们始终相信，通胀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破坏力，而失业者与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人们则需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经济困境。也许，“清算主义”的说法并非不无道理，而通胀也的确存在风险。但1933年，美国社会已无法再承受通货紧缩带来的持续打击，由大萧条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暴力事件在各地频发。在罗斯福看来，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胀势在必行。

为了不引起国内货币体系的过度动荡，货币贬值将应该通过调整美元法定含金量的方式进行。就此，《黄金储备法案》在1934年1月30日出台，美元法定含金量被降到了其原先重量的59.06%，而一盎司黄金的价格则由20.67美元跳至35美元。美元从此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名义价值。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此时的“金本位制”已与1900年《金本位制法案》时期的货币本位大相径庭。罗斯福上台不到一年，确保金本位制成立的三大属性（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入）已均被“夺去”。在美国，美元已大幅贬值，而黄金也无法再在国内市场充当支付工具。不单是美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也已相继脱离了金本位制，实现了本国货币的贬值。

对货币本位制改革，虽然保守派人士多有反对，但市场与美国民众却给予了积极回应。农产品价格起底回升、股价大涨、人们在银行外排起长队准备将手中的黄金重新存回金融体系。在罗斯福总统第一届任期，美国经济保持了9%的年均增长率。而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从未有过连续四年享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

酝酿中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

早在“二战”结束前，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就已开始在美、英两国间酝酿。为确保战后重建有序开展与国际贸易往来的复兴，凯恩斯提出成立两家国际清算同盟与国际贷款银行的构想，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发源。同期，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的要求下，怀特打造的美国版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出炉。

对比两个方案，分歧焦点集中在基金是否需要创设自己的货币，用于国际多边贸易结算。此外，美国政商两界还对国际稳定基金的庞大规模有所顾虑。在美国人看来，打造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方案就是外国势力对美国政府的蛊惑。在当时，英美同盟关系还远没有今日这般紧密。除了固有认知的束缚外，美国人的确还有更多现实顾虑：如果国际稳定基金将“凯恩斯计划”中提出创设的“班科（bank gold）”作为基金官方国际结算货币，那么该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与债务国的违约可能性已令美国债权人不安。由于两家机构的初始资金需要通过各会员国认缴的方式募集，美国还担忧，倘若基金规模有如怀特与凯恩斯计划的那般庞大，那么这将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并为美国带来输入性通胀。

直到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也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于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舆论来看，对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成立与否这个议题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各方分歧不断，但最终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以美国强大国力作为后盾的“怀特计划”终被各国代表采纳，而原本赢得了更多赞誉的“凯恩斯计划”则抱憾被弃（直到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创设了可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特别提款权SDR，凯恩斯方案中“班科”的想法终于实现），而凯恩斯的“内部均衡优先于外部均衡”的理论在当时就已赢得了与会国的广泛认可。自此，共同繁荣取代汇率稳定成了国际金融合作最高目标。经过与会国的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战后相继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汇兑本位制取代了国际金本位成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本位。自此，美元拥有了无上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货币。

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走向崩溃，但国际金融合作的薪火却得以代代相传。

罗斯福与凯恩斯的人物小像

作为革新者，罗斯福难免受到保守派人士非议。他们认为罗斯福抛弃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加分辨地成了凯恩斯主义信徒。事实上，虽然凯恩斯学术思想指引了罗斯福新政，但凯恩斯却始终只是新政旁观者。

回顾罗斯福的一生，即便腿疾令他步履维艰，但他始终是才智超群、果断决绝，又懂得灵活变通的领导者。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说“罗斯福天生就是当总统的料。”他能够决定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历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独揽大权管理着国家，喜欢发号施令。据说摩根索爱和他辩论，而罗斯福也乐于奉陪，但辩论到一定阶段之后，罗斯福总是大手一挥，不再说“我认为”而使用“总统认为”。到此，辩论结束，胜负立见。

相比罗斯福，凯恩斯的人生经历则更为平顺。凯恩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剑桥学者，浓厚的学术氛围令其自青年时代起就与一众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接触；还结识了诸多颇具文艺才能与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友人。凯恩斯不但能创造性思考，还能将大量事实与可行性方案融入自己的论据中。

相较大部分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威的确在史实的回顾与相关经济学理论的阐释中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他在人物描摹上下了不少心力。有时仅只言片语，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就轻松地跃然纸上。此外，海量的人物轶事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是穿插在严肃史学外的一味调剂。

当滞涨到来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慢慢褪去了往昔的光环，需求拉动理论已无法再为经济增长创造足够的势能。而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世界货币本位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但美元依旧是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它往往享有与金本位时代里的黄金一样的重要性。作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这也令美国得以近乎不受限制地发行美元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源与商品。所以，当站在这个出发点再回头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时，恐怕我们还可从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繁荣的会议宗旨之外，读出另一层意味深长的用意。遗憾的是，作者对此鲜有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