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关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意味着什么？

人社部日前公布了全国各地月最低工资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截至今年12月初，全国已有北京、辽宁、上海等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国家《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2015年达到24个，2014年有19个。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并未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针对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和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出现了不少质疑之声。一些企业认为，调高最低工资增加了制造业用工成本，直呼工资涨不起。也有专家担心，最低工资标准对制造业影响深远，增长过快，可能促使企业通过机器换人来降成本，最终让劳动者失去饭碗。

那么，最低工资究竟会影响哪些群体，涨或不涨，又该依据什么进行判定？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对有关方面及专家进行了采访。

低收入群体最受影响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直接的是低收入群体，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于这一群体的收入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最低工资包含哪些内容，又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呢？记者查阅发现，《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记者发现，社保和公积金并不包括在内，这就给本就不高的最低工资增添了“变数”。因此，北京、上海等地明确规定，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付；但在有些省份并非如此。

尽管没有明确统计，但是靠“最低工资”吃饭的人不在少数，典型的例子就是制造业工人。通常，制造业工人工资总额为最低工资与加班工资之和。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杨嵩元告诉记者，富士康的深圳工人月起薪为2050元，略高于深圳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2030元。“变动最低工资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涉及人数很多，加上很多企业参考我们的薪酬标准，影响广泛。”

记者在天津、广东等多家制造业企业采访时获悉，企业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参照，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社会整体薪酬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因此，企业非常关注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时确定工资涨幅的重要参数。

勤杂工文清泉的生活账本

从人社部公布的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时间来看，今年北京、上海、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山东、海南、重庆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执行时间最早的是重庆，自2016年1月1日起就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青海省目前仍然执行的是2014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1270元，为全国最低。

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工成本上涨较快，企业压力加大，因此，现阶段需要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既不能给企业过大压力，也要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文清泉在深圳一家星级酒店做勤杂员，今年42岁的他身体不太好。他的月收入在2800元左右，已经超过了2030元的深圳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文清泉告诉记者，2015年8月来到深圳打工，每周工作6天，轮休制。妻子在湖北老家的一家扫帚厂工作，1个月能挣1000多元钱，全家收入约4000元。

文清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孩子上小学4年级，每月伙食费300元；自己有肝病，每月都要吃药，因为社保一直没办下来，每月得花600多元；每月要寄给老人300元，电话费100元，家庭开支再压缩也得上千元。“幸亏单位管吃住，不然这点收入真不经花。”

文清泉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是，希望自己和妻子所在的企业都能遵守国家规定，“给我们上保险，这样吃药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2016年5月，在当地工会帮助下，文清泉所在的酒店第一次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在工会干部征求意见时，文清泉拿出了自己的生活开支账本，他的诉求是“不涨工资，但是要上保险”。

这一生活账本经由工会提交后，对企业管理方震动很大。据悉，企业承诺2017年1月起，将文清泉等13名不在册的职工纳入常规职工名册，为其缴纳社保。

用工成本减负，不能只盯着工资

工资涨不起，再涨工资只能机器换人，最终导致低收入劳动者失去饭碗的声音流传已久。那么，最低工资究竟应该怎么涨？

一个参照系是要跑赢CPI，这样才能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吃饱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系则是劳动生产率。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长期显著高于工资增速。“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非私营）平均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约为10.2%，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略低。　

对于人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制造”竞争力降低的忧虑，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认为，只要工资增长水平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这种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

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看来，不能因为企业成本压力大就简单判断是由于工资涨得“过快”。目前普通劳动者总体工资福利水平仍然偏低，未来还应逐步提高。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企业面临涨工资压力是事实，“不涨工资，招不来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这恰恰是由于劳动收入长期偏低，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再不能走依赖甚至压低劳动力成本谋求增长的路子。

苏海南说，“给企业用工成本减负，不能只盯着工资，而是应着眼于社保费率与其他制度成本促进企业综合成本降低。”此外，他还建议，“在技术创新、工艺流程、管理水平、人员培训方面下功夫，以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合理安排工资增速。”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很多专家认为，这正切合了发展的需要——我国要从以低劳工成本为竞争优势转向以高素质劳动者和与之相匹配的薪酬水平，以及产业升级、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为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