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并不鼓励“好人”凌驾一切

（原标题：“好人法”并不鼓励“好人”凌驾一切）

本报特约评论员颢钧

救助并非天然无责，见义勇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仍要承担民事责任。救助者在救助之前，也要基于常识判断并尽量控制救助产生的损害。

12月19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三审，为鼓励与保护见义勇为行为，草案三审稿新增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别让好人流血又流泪”，是近十余年来公共舆论场上不时就能听到的吁请。用制度保障见义勇为者也因此成为一个选项。立法层面的努力一直没断，2012年，民政部等七部门还曾专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这份《意见》明确，“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

但对见义勇为的法律保护，从来不是出台修订几个条款或推出一部规范性文件，就能解决的。“见义勇为”的界定，就是一个超级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部法律，给见义勇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上述《意见》虽然设定了前提，但落

点仍在“见义勇为行为”——看似释明，实则仍旧模糊。

这不能怪立法者偷懒，实在是见义勇为难以界定。什么叫“义”、什么叫“勇”，我们举个例子还可以解释，要浓缩在抽象的文字里，殊为不易。但就一起典型的见义勇为个案而言，它至少涉及救助人、被救助人、侵害人、第三人等不同的主体。因行为的不同、救助的对象不同、造成的后果不同等，见义勇为可能产生多种完全不一样的法律关系。以造成损害的不同来说，救助人的行为可能损害受助人，也可能损害加害人，还可能损害第三人，当然最常见的是损害救助人自己。

现实生活中，因见义勇为所引发的民事责任纠纷，并非全然无法可依。比如，救助人自己在见义勇为中受伤的，依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见义勇为者可请求受益人给予补偿”。再看民法总则草

案三审稿中新增的相关规定，也只是强调了一种，即“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我不太同意有的媒体把这一条新规捧上了天，认为新规解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将对弘扬见义勇为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事实上，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损害不担民事责任，还有个尾巴，即“有重大过失”除外。救助并非天然无责，见义勇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仍要承担民事责任。苛求救助不产生损害，当然不合情理。但救助者在救助之前，也要基于常识判断并尽量控制救助产生的损害——如果普通人的合理预判都能看出，救助对被救助人造成的损害，较之不救助还要严重得多，这恐怕无法为救助人免责。法律认可见义勇为，也绝不能鼓励见义乱为。选择见义勇为，其实就是选择了一份责任。这也是见义勇为高于法律的道德感召之所在。　相关报道见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