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俗的革命人道主义”对抗资本异化

（原标题：以“世俗的革命人道主义”对抗资本异化）

——读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潘启雯

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光景，金融危机、欧债、官僚主义的因循和各种各样的政治丑闻缠绕着欧美社会，于是各种经济改革方案纷至沓来，唯独鲜有人反思乃至着手改变资本社会的内在诸多矛盾。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UNY）杰出人类学教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地理学家的严谨剖析了资本如何造就一个不平等的、危机四伏的系统，以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内在逻辑的谬误，并试着展望人类社会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

在哈维教授看来，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既可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两句陈述完全不一致，以致两者不可能同时为真”，也可以理解为“两股看似对立的力量同时出现于某种情况、实体、过程或事件中”。因此，当一对矛盾同时出现时，必然产生张力，甚至带来重重危机。不过，他的分析“以资本而非资本主义为焦点”，他为此特别区分了“资本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充斥着无数矛盾，但其中许多与资本积累并无直接关系。

从历史和现实的纵横维度出发，哈维将“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矛盾”，这是任何类型资本主义都会存在的：矛盾1.“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2.“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矛盾3.“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矛盾4.“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矛盾5.“资本与劳动”；矛盾6.“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矛盾7.“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第二类是在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会有所不同的“变化的矛盾”：矛盾8.“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矛盾9.“分工”；矛盾10.“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矛盾11.“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矛盾12.“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矛盾13.“社会再生产”；矛盾14.“自由与控制”。

第三类是“危险的矛盾”：矛盾15.“无止境的复合增长”；矛盾16.“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矛盾17.“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

提到“矛盾1”，哈维教授从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事件说起：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矛盾，尤其在房地产领域，由于房产领域投机严重，很多人实际上由此被剥夺了家园。他指出，由于资本总是寻找各种新领域，随后涌入逐利，交换价值逐渐限制和主导了越来越多必需品。因此，许多曾由国家免费提供的使用价值都私有化和商品化了，如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事业等。而政治总是在两者之间选择和徘徊：或选择一个为富人提供周到服务的商品体系，或选择一个专注于为全民生产和公平提供使用价值的体系。

当然，哈维教授也发现，资本的17个“根本矛盾”并非互不相关，它们以多种方式密切联系起来，为资本积累提供基本架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有赖货币的存在，而货币与社会劳动这种价值是有矛盾的。交换价值及度量标准假定交易双方有某种法律关系，人们因此接受个体拥有私有产权，并且需要一种法律架构或惯例来保护这种权利。这导致个体化私有产权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性之间的矛盾。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以及法定货币的发行权。货币形式的永久性与私有产权的永久性之间有很深的关联。非公共个体可以借由交易，合法和自由地占有社会劳动成果，也就是占有公共财富。这构成了资本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但是，资本必须仰赖劳动力商品化，才能有系统地再生产资本。劳动力商品化解决了如下问题：基于平等原则的市场交易体制，怎样才能产生不平等的利润？这个方法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劳动转化为异化的社会劳动（“纯粹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做的劳动”）。结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种根本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资本经历多种物质形式的持续流通过程，而这也意味着在贫穷的范畴中，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而在资本的流通中，资本的生产与实现必须有一种矛盾的统一。

在谈到在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会有所不同的7个“变化的矛盾”时，哈维教授更多谈到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演进中无法逃避的紧张，尤其20世纪出现的资本在地域和技术的转移，新自由主义所带来霸权和社会不平等。他认为，7个“变化的矛盾”以不同方式演变，是资本的历史和地理演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矛盾的演变是倾向于进步的（虽然过程中一定有倒退和受挫）。科技的变化总体而言是累积的，地理上的空间生产也是这样，虽然两者均曾出现有力的逆流和逆转。有些可行的技术变得落伍并逐渐遭到淘汰，一些空间和地方一度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中心，后来却成为鬼城和日趋衰落的城市。

当下资本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变是，资本获利并不是靠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所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换言之，对土地和知识等的垄断让垂死的食利者再度焕发容光——凯恩斯早在1936年就曾预言过“食利者的安乐死”。也就是说，当今的“剥夺”不再采取利润，而是“隐蔽”地采取各种租金的形式出现。

由此，哈维教授着重讨论了资本的3个“危险的矛盾”：总是对复合增长有无尽的需求。复利的隐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在复合增长较后期的阶段，加速的情况出乎意料。复利的危险，哈维认为还可借用德鲁森的案例来说明。住在伦敦的德鲁森，是一位富裕的瑞士商人银行家，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能保持7.5%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900万英镑（远超英国当时的国债），届时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裔。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1800年通过法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下代对他的遗嘱提出异议。经过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产。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便是以此为蓝本。

哈维教授由此坦言：资本主义3%的复合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很快就没有生产条件来支撑这种资本积累方式。因经济增长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便会反过来报复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最后一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中，哈维批评了限制有意义的工作并鼓吹无聊的消费主义的负面推动力。尽管存在各种矛盾，资本还是可以幸存，其幸存的方式就是堆积越来越多的负担，具体形式包括：阶层不平等、环境恶化、人类自由的限制等。

改变资本社会众多“糟糕的”“无序的”矛盾，哈维寄把希望寄托在“集体的政治主体性”和“世俗的革命人道主义”上。他呼吁，除了必须“将集体的政治主体性与一些有关如何建构另一种经济引擎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还必须“迫切需要明确有力地提出一种可以与基于宗教的人道主义结合的、世俗的革命人道主义。世俗的革命人道主义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上均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或结合）”，如此才能对抗各种资本形式的“异化”，并从根本上将世界从盛行的资本主义方式中纠正过来：通过“革命”，人们可集体为自己建造更美好的世界，而非只是继承既有的世界。

而对“人道主义”，哈维希望再造的社会中能拥有尊严、宽容、怜悯、爱和尊重他人的宗教情怀：食物、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需品不必通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体系来流通；钱变得没有意义，人们也无需费尽心思地储蓄或投机；联合起来的群体评估大家的共同社会需求并彼此告知，借此为生产决定提供基础；工作节奏放缓，以适应创造性的冒险和平凡的社会生活；经济的“零增长”状态是一种合理停顿，而并不预示着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利用自然力量满足人类需要的工作应快速推进，但须尽可能保护生态系统；非异化人类和非异化创造性角色将出现，他们具有新的、自信的自我与集体存在意识……只是哈维教授没有、也不可能为实现这种经济状况制定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