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案”应是侦查破案的一面镜子

（原标题：“乐平案”应是侦查破案的一面镜子）

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

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时至今日，以破案为主业的侦查机关乃至其他司法部门，能否记起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注重收集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呢？

被终审判决死缓的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等人，有望迎来最终的平冤昭雪。就在江西乐平“5·24”奸杀疑案再审开庭前，该案辩护律师第一次看到迟到了16年的鉴定报告。报告显示，案发现场提取的3枚烟蒂上的DNA，源于方林崽的可能性大于99.99%。而在此前，犯罪嫌疑人方林崽已招认是该案“真凶”。

与聂树斌案如出一辙，从有罪推定思维到关键性证据缺失，从“真凶”再现到长时间申诉，比较两起具有近乎相同逻辑的案件，除了感慨本案被告人由死刑改为死缓乃不幸中之大幸外，除了期待本案的后续纠错程序能少一些曲折外，我们还应该从中反思、警醒些什么呢?

我们习惯于从中剖析错案的发生逻辑，几乎每一次都会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刑讯逼供等病灶，从办案者身上挖掘出来用力鞭笞;我们也习惯于呼吁错案之后的责任查处，用监督的力量去争取那个在法治视野下原本必然的结果;只是这一次，“乐平案”迄今所透露出的与众不同的蹊跷之处，令人不得不反思:之前的鞭笞与问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乃至改造办案者?

就侦查破案而言，有罪推定或许是一种避免不了的职业习惯，锁定侦查对象、确定犯罪嫌疑人，原本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推定。问题在于，侦查破案者在锁定嫌疑人之后，必须形成理性的取证思维和全面收集证据的职业习惯。按照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必须全面收集证据，包括“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遗憾的是，本案中我们看不到侦查机关对于证据的全面收集，反倒感觉出司法部门隐匿被告人“无罪”证据的邪气。13年前本案一审时，辩护律师就极力申请物证鉴定，法院为何均不予支持?本已迟迟作出的鉴定报告，为何又隐藏3年之久才在省检察院的要求下提交?司法程序中该案多次退回补充侦查，为何关键性证据没有实质性补充?这一系列疑问，自然有待彻查清楚，其中涉及的办案人员失职渎职乃至涉嫌刑事犯罪，也需要依法追究;还需反思的是，这些追问除了拼凑出有罪推定这一普适性的归咎模式外，除了监督出错案责任这一个案式的矫正效果外，它对于清除侦查破案的不良积弊流毒、改变我们的刑事执法生态究竟能有几分力道?

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时至今日，以破案为主业的侦查机关乃至其他司法部门，能否记起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注重收集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呢?如果这样的教训不能充分汲取，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侦查破案思维习惯，那么看似轰轰烈烈的平冤与纠错，很可能也只会止于个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