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全球化究竟带来了什么

（原标题：美式全球化究竟带来了什么）

简练

特朗普的当选不是世界的倒退而是自我修正与前进

当前西方主要媒体对特朗普的当选，一部分人自我安慰，认为这是历史的一个小浪花，一部分人则哀叹世界将“倒退”，即便有反思的人，也认为这是为了“安抚”底层百姓的一次“战略后撤”，是向弱者的妥协。这些看法都认为现在的世界（美式全球化）是“先进”的，而特朗普及其支持群体不如现在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翻天，没有思路和能力扭转“大势”。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站在历史大潮的对立面——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倒退，而是美国的自我修正和前进。

认清趋势必须认清历史。什么是美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指的是以克林顿-戈尔-布莱尔为核心的英美利益集团从1990年代早中期打造的一套全球化体系，它是欧美走“第三条道路”的新型西方左派（如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欧洲各国社民党）操刀的作品，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等表面对手也是其大方向的贯彻者。美式全球化鼓吹无条件的自由贸易、金融开放、“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反对国家利益等理念。这套体系同时标榜各种高大上的理念，比如世界大同、多元文化、环保政治。美式全球化制造了一两代“全球化精英”，分布在经济、金融、政治、文化领域，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社会的终极治理方案。

美式全球化起源于克林顿时代而非里根时代

特朗普当选的一个最大迷思，就是他和里根与克林顿这两位美国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显然是克林顿的对手，但他和里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至少从公开表态上看，特朗普自认为是里根（以及更早的19世纪的林肯）精神的传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通常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最近一轮大转弯始于19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撒切尔夫人和随后上台的里根是大西洋两岸的主要政治推手。这种主流的认识把里根-撒切尔夫人的1980年代和克林顿-戈尔-布莱尔的1990年代连成一体，冠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称谓。这种认识源自批判现实的左翼思想家，但也被美式全球化的精英分子普遍认可（如美式全球化巅峰时期的纪录片《制高点》）。如该理论成立，特朗普就属于没搞清楚事实，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脑子糊涂。因为按照现在对特朗普当选动力的“反思”，说的是1970年代末美国处于最平均的“大缓和”社会，突然“好景不长”，新自由主义启动了全球化，然后经济繁荣，但美国国内工业区工人没有享受到好处，所以这次把特朗普选上台。可是特朗普推崇的里根恰恰是197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改革者。这难道不是逻辑混乱吗？

事实上，特朗普和他的支持群体都是很理性的人，他们绝不是要返回到1970年代末。1970年代名为“大缓和”（收入差距最小），但事实上过来人都知道，1970年代末欧美深陷滞涨，二战后黄金时代的技术进步和企业活力已经趋于停滞。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是社会弱者，他们并不祈求那种被动的社会贫富压缩。最典型的特朗普支持者——如同脱欧的英国支持者一样，是二战后二十多年培养出来的小镇中产阶级。他们可能学历不高（那时美国大学文凭还没有泛滥），但单兵和集体作战能力很强，是高素质的强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反对收入差距，而是反对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当代金融-互联网（媒体）机器一步步推动下的贫富分化。特朗普本人并不天然拥护共和党或民主党（他曾经很长时间自认民主党人），他只是基于朴素常识，明白美式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要没落，必须有人挺身而出，避免国家一起沉沦。

可以认为，今天的美国政治、经济现状是克林顿启动的。以美国政治版图为例，现在世人皆知的美国“两洋蓝（倾向民主党）、中间红（倾向共和党）”这种“理所当然”的政治分布，其实到克林顿执政的1996年才真正建立。取1984、1992、2000、2016年四个美国大选年份的各州投票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84年是里根执政前半期的总结，美国全国一片红，而克林顿当选的1992年，除了两洋蓝外，大湖区直到南下密西西比河沿岸都是V字蓝区。这说明，在克林顿美式全球化开始之前，美国政治总体上随着各届总统执政能力，经常有大幅摇摆，在美国遭遇系统性经济挑战的1990年代初，制造业地区的群众曾经把希望放在克林顿身上。然而，克林顿的时代与1992年人们的想象南辕北辙，这才有中部从蓝变红。而从政治地理变迁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克林顿美式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两洋蓝区正是这三十年的受益者——西海岸加州的硅谷和东北部纽约-康涅狄格的华尔街金融行业。正是这两个行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结合，在经济上让美国走到了今天的困境：科技上的“脱实入虚”和金融上的“自循环”。

在讨论克林顿时代的变迁之前，我们先看看撒切尔夫人-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的面目，看看他们是否要为后来的错误负责。

不可否认，受到英美传统私有制（尤其是美国作为移民构架，白手起家的财产观念很强）的影响，撒切尔夫人采取了私有化政策，里根采取了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从初衷上看，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活力，是从解决问题出发的，因为到1970年代末，英国二战后打造的国有企业体系和美国1970年代的各种管制体系的确已经疲态尽现。当然，其中一些政策如英国铁路私有化被证明无效，但保守党的这种解决问题的传统，也是其后来领导人如卡梅伦、鲍里斯在看到中国高铁后就极为赞赏并希望合作的原因。金融方面的政策以及对都市地产的把控是评判领导人用意的关键窗口，因为现代泡沫最容易在这两个领域诞生。在金融方面，英国撒切尔夫人恢复金融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其成为将国有企业变成上市公司的工具。

严格地说，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际货币投机势力还不够强大。投机家索罗斯暴发的重要之战“洗劫英镑”是在1992年，即英国政客不顾撒切尔夫人的反对生硬提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时间表后不久。在货币政策方面，撒切尔夫人-里根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打击通货膨胀，在1987年卸任时利率在不高不低的水平（与后来的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有天壤之别）。在住房-房地产方面，撒切尔夫人的确推行了住房私有化。其主要目的是学习新加坡李光耀的公屋到期赎买政策，以遏制1970年代末英国公有住宅环境的恶化。

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上，撒切尔夫人的确有其计划。她瞄准的是英国的核电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

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

里根、撒切尔夫人1980年代早中期的改革，的确是立足于振兴供给侧的，但没有达到效果。其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发展停滞，金融行业开始在“存量发掘”上做文章。这是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里根、撒切尔夫人的败笔，在英国是片面私有化，在美国是让摘桃子的人（Value Taker）凌驾于价值创造者（Value Makers）之上。这其中，钻监管空子而未被制止是一大原因，毕竟摘苹果比种苹果容易得多。

在1980年代，美国并非没有出现产业强人，挽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李·艾科卡就是典型的美国英雄。但是，由于左翼社会运动的崛起，大公司的发展被压制，沉闷的局面仍未改变。此时，以KKR为代表的私募股权（PE）公司兴起，股市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对企业少有改进甚至摧毁了企业的长期研发体系。李·艾科卡本人就非常厌恶这种行为。

除了这些纯粹以财务金融目的为导向的过度并购外，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也推动了脱实向虚进程，主要包括：在银行的资产方，银行在非企业贷款（主要是住房贷款）上开始进行证券化脱表；而在银行的负债方，由于银行存款保护问题这样的技术偶发因素，使得企业不再愿意存款，传统的存款货币体系逐渐瓦解，原存款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变成了直接发行票据（债券）融资，而他们传统意义的“现金”又以持有具有信用的票据形态存在；银行则被迫通过从相对被动的存贷款转换为根据“资产方业务”的需求来主动“经营负债”，其中很重要的是回购交易融资。这样，金融体系比较鲜明的存贷款业务就被交易尤其是回购交易业务（回购本身相当于不断滚动的短期贷款）所取代。而西方最热门金融行为不再像贷款业务那样创造存款（标准的货币M2），而是创造了一种准货币（回购交易以抵押品支撑的流动性）。这种变形的金融-准货币体系为“金融自循环”打开了大门，回购交易的对象（抵押品）又大部分是国债、存量并购发行的债券/票据以及资产证券化产生的债券/票据，而这些多与实体经济资本的形成无关。

至此，金融自循环形成了。在这一自循环中，真正创造的准货币不可计数，而传统口径统计的货币总量（如M2）则保持相对稳定，这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得以掩盖西方金融市场自我大量创造准货币，致使虚拟资产激增和资产通货膨胀的真相。

上述这些不形成新的实体经济资产的金融业务，成为1980年代后期美国金融界争抢的蛋糕。这一切的盛行可以和企业贷款需求尤其是用于投入大型实物资产投资的贷款需求下降联系起来。美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在实业被干扰而金融自发寻求新业务模式的同时，两个国内外引子开始发挥深远作用：在美国国内，格林斯潘在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此君在之后20年内逐渐降低利率并放纵泡沫；在美国国外，法国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在国际资本自由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促成了全球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受控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由西方左派促成，这是大部分人所忽视的。这两股推动力和上述脱实入虚的金融业动向结合，最终造成了今天的经济、金融局面。

克林顿时代的两大泡沫

克林顿时代在经济方面吹出了两个泡沫，而且互相结合：一是从信息化红利演变而来但逐渐“脱实向虚”的互联网产业，二是走向自循环的金融业。

通信-信息（ICT）产业红利释放启动于1980年代，初期的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技术基础成型于二战后至1980年代。ICT产业可以分为三大块：通信、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的技术基础早就形成了（比如4G的OFDM基础），信息技术的基础很多是1980年代及之前AT&T和军方DARPA打下的，再有1980年代后形成的开源群体进行持续的贡献。相比通信、计算机产业，除作为网络基础的硬件设备及发展节点性的应用操作系统（如安卓外），互联网领域的媒体属性高过技术属性。信息产业的异化主要发生在这一点上。

信息产业最大的威力本应发生在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上，但是，在美国科技文化潮流中，1960-1980年代出现了一股否定现代工业生产的思潮，而且的确在1980年代压制了美国大量制造业的发展。由此，新兴的信息产业“一枝独秀”，走向了纯信息经济的模式。而1990年代初涌现的凯文·凯利等教父式人物，大肆宣扬“物质有限而信息无限”，“比特世界取代原子世界”等似是而非的理论。到1995年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上市之后，“信息空间无限”的理论就和金融价值创造结合起来，表现为互联网公司用想象来支撑其估值，实际享有IPO特权。这股热潮带动了美国股市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上涨，连传统产业公司的市盈率也一并被带起来了（1999年，传统公司市盈率40-60倍很常见）。信息设备（通信、信息网络硬件）投资热、互联网内容估值泡沫及股市高市值，这就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

但事实证明，纯粹信息只有三种正常的经济模式：广告、游戏、地下经济，已有的少数实现盈利的公司还没有超出这些窠臼的，其他的许诺都难以变现，其结果是很多公司持续亏损。企业及背后的资本市场对亏损的容忍本来不是坏事，1980-199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尤其是韩国在半导体、液晶显示上的长期投入，往往都经历过较长时间（3-7年不等）的亏损。但这种亏损是有积累的，不是互联网热潮中那样“烧掉了什么都没剩下”。很多互联网公司上市后三四年，股价就下跌70%-90%（除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外，2012-2015年第二轮泡沫中的一批中小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股价下跌最近已经完成）。后期出现的互联网和线下经济相结合，比如O2O业务模式，除了公司亏损之外，还暴露了它们只是在技术没有系统性进步的情况下一种要素重新组合，其改进空间有限。比如全球第二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泡沫中最大的两个独角兽公司优步和Airbnb，车还是那个车，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搞了个平台就声称价值达400-500亿美元。在中国，这表现为电子商务在充分发掘人口红利后，陷入“小货车三轮互联网”模式而难以更上一层楼。

总之，互联网行业越到后期，越发变成应用性“小发明”，小清新味道越来越浓，此时媒体人地位更加重要，媒体属性越来越强——这是维持舆论控制、维护自我估值的要害。

这种媒体人当道的局面，最终造成技术的“大停滞”。主要表现为对西方传统产业给予压制，对实体经济行业的报道更重资本重组而非技术进步，刻意制造出一批从互联网行业“颠覆”传统行业的代表。这种纯粹从互联网思维颠覆实体经济的玩法的奥妙在于：系统性低估实体经济创新的难度，系统性抬高自己的功劳，摘取别人的成果，隐藏真正的功臣。典型的案例如，1990年代通过资本运作和事件营销方法兴起的英国维珍集团，近几年靠很酷的外形而火爆的特斯拉汽车等，背后的关键上游供应商如日本松下公司都被隐藏。但事实上，媒体人或聚焦在媒体宣传的模式是不可持久的。比如，一度很热的美国“一滴血检测”医疗公司Theranos则被证明造假。

出现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媒体属性的操作手法过度放大了价值的增长速度，使得这二十年号称驱动技术进步的力量——风险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扎实的创新，尤其是那种系统工程的研发。风险投资只对明星公司感兴趣。然而，人类物质领域的进步，多数时候表现为系统工程不断演化的模式，即将A领域积累的知识、研发体系、管理组织应用到B领域，调整后再积累再突破。这种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一批中间小巨人企业的模式。事实上，这些企业中的很多项目，如果单列出来可能被媒体抬到天上去，但在内部这只是一项顺势而为的创新。

克林顿时代开启经济繁荣的奥妙在于从赚钱变成造钱，同时在税政上，采取高公司所得税而低资本利得税。这种税收结构恰恰最有利于那种本身经营不盈利但可以通过上市、股东卖公司股票赚钱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我说多少钱就值多少钱，然后再通过种种手段来坐实”。但是，除了亚马逊以外，大部分公司都没有坐实。这实际上是货币创造能力的间接滥用，只是在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不同而已。要实现这一点，除了掌握舆论权力之外，金融体系转化为以交易为中心也很关键。这就是克林顿时代的第二个泡沫：金融自循环。

克林顿执政末期的1999年，在互联网泡沫的一片繁荣下，金融监管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美国金融机构被鼓励向交易主导的机构演变。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异：在历史上（如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投资银行主要为企业融资服务，商业银行主要是存贷款业务，自营交易并非主业，如果出现泡沫，其源头多来自实业层面的冲动。从1980年代起，投资银行及综合性金融机构开始出现以自营交易为核心的演变趋势，1990年代交易主导型机构（含对冲基金）已有大发展，但到1999年之后，才真正出现完全虚化的以自我造钱为目的的交易。

金融和虚化产业结合的现象，从1990年代末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美股大牛市和互联网泡沫；2003-2008年以地产衍生证券为基础的金融自循环泡沫；2009年以后以量化宽松为基础，以超高估值互联网独角兽公司为巅峰的第二轮互联网泡沫。第一阶段除常见的互联网公司外，安然是传统公司受诱惑后变异的代表，它实现了“只要安然股票价格上涨，安然公司造出来的盈利就会上升，进而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这种财务魔术。第二阶段则是通过SPV大肆制造建立在虚幻基础（只有少部分是原初的劣质房贷）的对赌交易上的金融票据（债券），再以这些票据作为抵押品进行回购交易创造“准货币”，再投入这些交易中制造更多票据。第三阶段由于弗兰克多德法案的出台，从2012年起遏止了华尔街大部分银行的交易能力，所以，由量宽支撑的估值泡沫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被高估值互联网公司的领导层和风投所享受。

克林顿时代开启的两大泡沫相结合的后果，是出现了极少数新富——这种纸面新富（后通过证券卖出填实）的创造速度比1980年代后期依靠垃圾债券、并购交易业务以及1990年代初的计算机新富的造富速度还要快。但这些新富不能让老百姓信服（老百姓更信服19世纪后期从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到卡耐基这类产业大亨，尽管其中充满了野蛮残忍的竞争）。当然，特朗普也不信服。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并没有利用多少“造钱”的奥妙来赚钱，他的赚钱（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机遇把握（美国商业地产没有中国房地产过去十几年那样好赚）实现。所以特朗普很看不上硅谷，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硅谷的创新不算创新”。这正是整个硅谷在大选前竭力诋毁特朗普的原因。可见，特朗普绝非主流媒体渲染的“反科技创新”，而是反“伪创新”。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股经济泡沫不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和政治、社会领域的话题有机结合，定义了政治正确与错误，直接威胁到美国乃至世界的内部秩序。

（作者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院研究员，著有《资本的真相——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