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播的慈善场

（原标题：央视主播上场）

有人认为，传媒是为了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一个有勇气的知名传媒人，会把名气作为资本扩宽话语空间。已故的央视制片人陈虻在弥留之际，仍然呢喃“话语空间”。但是，北方风沙大，容易堵塞话筒。

即便如此，知名度仍然是稀缺资源，换一种运作方法，它依然拥有改变社会的力量。

2013年，我刊提出“影响力慈善”的概念，它是指名流明星利用自身影响力，向大众倡导慈善文化和志愿精神，促进大众了解并参与慈善事业。影响力慈善是专属于这个群体的优势。

正如陈伟鸿所说，央视的平台和被大众聚焦的主持人职业，让他们拥有一个优势 — 注意力效应。“你发声，首先声音就比别人大一些。”主持人参与公益，正在成为趋势。 这一期，我们选择张越、赵普、陈伟鸿等中央电视台出身的主持人做封面群像，他们被公众熟知，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希望他们带给世界更多柔软，改善世道人心。

陈伟鸿：用自己的尺子量公益

建一座楼，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告诉别人，你走进了孩子的内心，那么这个深度是多少，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发起鸿基金之前，陈伟鸿即知道这是个不能丈量得失的工作。但是，“它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说，“所以不用去在乎别人衡量我做了多少，我用自己的尺子来量。”

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主持人，他面对的都是商界精英，而鸿基金帮扶的主要人群，是留守在一些叫不上名的村里的孩子。这个群体，在中国据称有6100万，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这种反差没让你觉得，算了，我帮不了这些孩子，反而会让你觉得存在一种可能，成为连接这两极的力量。”

鸿基金开始运作时，重庆力帆的董事长尹明善见到陈伟鸿，问他账上有多少钱。“我们都是小打小闹，自己拿点钱。”陈伟鸿被问得不好意思，自己放大了一些，“可能有十几万吧。”

“这怎么能够？”尹明善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明天我就让秘书给你们打五十万。”第二天，鸿基金收到了第一笔大额捐赠。此前陈伟鸿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找人要钱，觉得做慈善，发自内心就好，不要难为别人，“钱到账那刻就觉得，幸福感爆棚。”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企业家和留守儿童之间牵起的一条线，“我可以借助企业家的力量来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

5年来，爱的背包、微笑1+1助学、爱的夏令营、公益学院—鸿基金以多种方式关怀着留守儿童，并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帮助这个群体。陈伟鸿充分利用了主持人或者说公众人物拥有的优势—注意力效应，却亦在同时受困于时间之限。

从鸿基金的第一个项目“爱的背包”开始，“几乎全天候待命”，陈伟鸿无法很好地计划哪一天工作哪一天休息。“本来计划好明天去安徽，突然间可能就来了一个录像，而另一边下乡的所有准备工作又全都做好了。”

他惟有付出更多别人看不到的努力，“有时也会为时间不够用而抓狂。”

所幸家人从未有所抱怨。几年下来，全家人都成了鸿基金的志愿者。

走到孩子中间，蹲下来

一个闭塞的环境里，突然多出很多新鲜的面孔。

内蒙古，敖汉旗，敖音乌苏小学。

鸿基金的志愿者给孩子们讲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预测今天下雨明天刮风……

有个孩子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希望爸爸妈妈那里阳光灿烂，不要下雨。

对留守儿童群体而言，比起物质贫困，陈伟鸿认为，孤僻与压抑才是他们成长的最大障碍。他决定从孩子的心灵帮扶入手，“希望他们知道世界的不公可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要以一种非常善良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这个是我们在情感帮扶过程当中的诉求。”

在成立鸿基金之前，陈伟鸿和很多央视主持人一样，屡受慈善机构之邀为公益站台。做得久了，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不是凭我们在城市的写字楼里闭门造车，想象着留守儿童缺一件衣服或者缺一本书，”他想要把慈善做得更深入。

“不求大也不求快，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真正走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的感情需求。”

在云南，他和孩子们一起上课、吃饭，陪他们玩游戏，蹲下来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自己的愿望……

“爸爸妈妈多久没回来了？”他问。

原来漾着笑容的孩子脸上顿时闪过尴尬、失落等复杂的表情。在太多孩子的脸上，陈伟鸿看到了和年纪不相符的情绪表达。“根本不用问为什么会难过，大家都知道，何必去二次伤害呢？”

孩子们习惯了等不来父母的电话，习惯了慢慢淡忘父母的样子，习惯了把分享的冲动压下去……

“反而这种习惯更加刺痛你，他们本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拥有更多亲情的呵护，但这些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陈伟鸿觉得，习惯其实是对现实的回避，更多的感情被藏进了孩子心里。

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开始跟着他参加慈善活动了。

陈伟鸿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弥合哪怕一点社会的不平等，让这里的孩子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一点。

如果跟随别人做公益不能达到自己心里对于系统和专业的目标，那么，何不自己发起一个项目？

但是，做公益是一件很需要专业性的事情。

陈伟鸿在《对话》节目中曾经和比尔·盖茨、巴菲特交流过这个问题，交流最终都指向“专业性”这三个字，“比尔·盖茨自己也并没有做这个慈善基金的管理，他有专业的团队，按照不同的领域做专业的细分。”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陈伟鸿携手另外两个创始人共同发起了鸿基金。

2013年5月27日，鸿基金在北京启动了关爱留守儿童成长计划之“爱的背包”项目，王小丫、李梓萌、梦桐、谢颖颖、姚雪松、月亮姐姐等主持人和“童话大王”郑渊洁都来助力。

每月，7万封鸿基金家书

在云南的一个村子里，陈伟鸿遇到过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小女孩有一件宝贝，看起来皱巴巴的，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她时常把它紧紧地抱着，生怕弄坏了。她告诉陈伟鸿，那是父母的照片。

回京之后陈伟鸿就想，孩子到底缺什么。

很多留守儿童跟那个小女孩一样，同父母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两三年前，甚至更久。父母的样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慢慢变得模糊、陌生，如果把父母寄给他们的照片或者分别前的合影留存在一个精美的相册里，亲情这两个字就会变得更可触及。陈伟鸿由是在“爱的背包”项目里加入了一个父母相册。

背包从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带反光条的书包，里面除了相册，还有孩子必备的学习用具、书、手电筒、雨披以及24个贴好邮票的信封。

最初，陈伟鸿想找企业赞助手机以方便孩子们和父母联系，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山区的信号比较差，我们自己打电话都很困难。”他说。

在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节目时，陈伟鸿了解到，中国的邮政系统是最能深入到基层各个角落的唯一网络。这意味着，对很多深山里的孩子来说，收到父母的信比接到电话的成功率更高。

由此，在爱的背包里，陈伟鸿放置了24个贴好邮票的信封，保证孩子和父母间每月通信。陈伟鸿希望它可以成为培养孩子和父母互相关怀和表达的拓展教育。

在这个项目里，鸿基金还发展了留守儿童校长联盟，校长们要督促孩子们写信。孩子们每次在信里替家长多放一个信封一张邮票，由校长指派老师收集、定期寄出。

“我们在北京买个邮票，可能也得费一番思量找邮局，打工者更是如此。”陈伟鸿说，给孩子的父母备好信封邮票，可以方便父母给孩子回信，他不希望自己发起的项目因为做起来麻烦而流于形式。

5年里，陈伟鸿多次带领团队和志愿者去留守儿童聚集区回访，孩子们会拿出一叠叠父母的回信给他们看。“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份可以珍藏的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信件，陈伟鸿特别欣慰。

根据鸿基金提供的数据，如今，每月有7万多封鸿基金家书在城乡之间传递，为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搭建起一座亲情沟通的桥梁，缓解了孩子们的“亲情饥渴”。

在对“爱的背包”去过的村庄进行回访的过程中，鸿基金又拓展出“微笑1+1助学”、爱的夏令营、公益学院等内容。

2013年7月10日，陈伟鸿带着鸿基金的工作人员在青海化隆县考察时，偶然得知当地孩子们的父母基本都在北京工作。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把孩子们带到父母工作的城市，既给孩子一个拓展视野的机会，还能在春节以外让他们和父母多见上一面，让他们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体谅父母的苦衷。留守儿童夏令营自此萌发。

一周后，第一届留守儿童夏令营在北京举行，陈伟鸿和团队一起设计了一场亲情晚会，让孩子们的父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孩子们相见。

“有的家长真的很激动，抱着孩子眼泪流下来都不知道，但也有父母，对孩子挺冷漠的，可能有原因，比如说有了二胎，所有的重点都在小的（孩子）身上，但也有家长确实不太会表达。”

这件事刺痛了陈伟鸿。他希望把“爱的背包”做得更成熟、完善，于是开始着手拓展留守儿童父母情感启蒙的相关项目，“看看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和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截至目前，“爱的背包”足迹遍及24个省，仅2016年上半年便有40000个爱的背包发放到留守儿童的手中。

陈伟鸿说，数字是冷冰冰的，但可以触摸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火热的心。“他们会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包括他们的父母，包括我们这样的陌生人。”他说，“你持续给予一个人爱或帮助，他便会以更加温暖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

乘坐国外航班时，陈伟鸿常会遇到乘务人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募捐，“拿出十块钱也是一种慈善，也是让你内心变得温暖，让别人变得幸福的一种力量。”

鸿基金也接收到很多笔小额捐款，于陈伟鸿而言，“这比一下子收到一千万、两千万可能还要高兴，”他说，“因为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真的跟别人发生了共鸣，他们信任你。”

2016年9月20日，陈伟鸿受邀回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和学生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一个学生跟他说，自己2015年去甘肃支教，偶遇鸿基金发放爱的背包，便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之前陈伟鸿一直不想对鸿基金进行过多宣传，他相信鸿基金做的事情最终会被认可，但在母校巧遇自己的志愿者还是让他感到惊讶，他发现自己的力量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些人。

走进一颗心的深度

陈伟鸿现在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向公众介绍鸿基金，但更多时候，他希望宣传的是鸿基金救助的群体，他希望那群孩子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如果有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无论他们是否与鸿基金同行，陈伟鸿觉得都不重要，“而是说唤起了你内心本来的那颗种子，让它突然间发芽了，这就够了，也不枉费我们几年来的这份辛苦。”

录制《对话》节目时，陈伟鸿发现有很多创业者来到现场，把《对话》当做一个课堂，他思忖，是否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更集中的学习方式？不久，鸿基金启动公益学院项目，不仅教授商业知识，也传递公益理念。

“可能，企业家在这里不断学习提升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改善一个山村的环境，甚至去改变一代人的命运。”陈伟鸿说。

他想过一个问题，“建一座楼，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告诉别人，你走进了孩子的内心，那么这个深度是多少，是没有办法测量的。”他的答案是，“我用自己的尺子来量，我是不是为这件事情尽心尽力了，这就足矣。”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上课时，老师请陈伟鸿和大家就公益主题做交流。有人问他，“公众人物做公益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吗？”他半开玩笑回应，“公众人物每天成为被公众关注的对象是挺累的一件事，我怎么会再多增加这方面的烦恼呢？”

慕林杉：搭一所流动的帐篷学校

慕林杉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对美育的价值进行测量，请加上“时间”这个变量。

2014年6月18日，慕林杉开车上班，经过长安街时，手机突然‘叮叮’作响。她瞟了一下，是到账信息。紧接着，一个又一个……

她的心终于落地。“现在回想，跟非法集资差不多。” 她轻笑着，难忘那一天那一刻。

此前一周，慕林杉和北大EMBA的同班同学说起帐篷学校夏令营的构想，十几个同学当场做了认捐。虽然金额不是多么了不得的数字，但是是在有限范围内的首次募款，最终到捐金额高于认捐金额，超乎她的预期，“那种被信任的感觉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慕林杉曾是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主播， 因为工作原因，她曾参与过很多公益报道。她深入偏远地区，跟那里的孩子朝夕相处，搂着他们聊爱好，聊愿望，聊长大后的样子……

问及梦想，孩子们总会因为内向偏过头去回避，犹豫许久，又不约而同地憋出一个词—“房子”。

这个回答让她疑惑、不安，“大人的投射太严重了。”

她回忆自己，“我小时候能够感受到的东西，不管来自家庭还是学校、社会，都比现在的孩子更‘广阔’一些。”她认为现实世界给孩子们的“留白”太少。

2013年冬天，慕林杉带着疑惑到甘肃桑科做关于偏远地区儿童美育的调研。

她很直白地问那里的老师，你们缺什么？

—美术、音乐老师能不能多一点？

—我们没有课外班，孩子们没法像城市孩子那样学些艺术特长。

……

她了解到，7到12岁是美学成长特别关键的阶段，然而当地学校音体美方面师资短缺，很难保证给孩子提供充足的美学教育。

“能不能在边远民族地区美育这一块做一点补充，让孩子‘美’的成长更天然，放弃一点功利，回归一点质朴？”帐篷学校的设想逐渐成形。

2014年，慕林杉回到桑科，这次她带来了帐篷学校的志愿者。

3年来，200多个孩子来到帐篷学校夏令营接受民族美育。3次夏令营选择了3个不同的民族地区，孩子们画唐卡、学史诗、骑马挤奶编牛绳、跳长鼓舞、锅庄舞，将洪水连天的传说变成绘画和刺绣、玩皮影戏、画农民画……100多位来自机关、企业、学校，从15岁到45岁不等的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了服务。

帐篷学校做成了一个小而美的儿童民族美育公益项目。这个定位经过了不断摸索、试错，慕林杉从不着急。

9月，慕林杉参加了第五届中国慈展会，专门在教育展区走了一圈。她感动于公益人对孩童教育的热情，却也发现草根组织多同质化。由此，她看到了更多努力的方向。

去年，第二届帐篷夏令营在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千年瑶寨举行。慕林杉记得，每个孩子都发了一只长鼓，当地孩子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比城里孩子学得快，城里的孩子虽然不那么熟练，但热络着场上的气氛，表情、肢体的表达弥合了技巧的不足。

“你能比较（他们）哪个更好吗？我们从来不比较，因为这是人类共通的东西，没有高低贵贱，你只能看到不同孩子彼此分享‘美’的感受。”

慕林杉认为，‘美’不仅指‘漂亮’，更是内心的真善美，是精气神主导的一种价值观念。一个人对生活认可与否，跟他受过的美学教育有着莫大关系。但美育具有长线性，很难被量化。

从她发起帐篷学校开始，就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美育的事情太难，难以测量，公益价值怎么判断？……

但她一直如堂吉诃德般坚持着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测量，请加上“时间”这个变量。也许，等到许多个三年之后，有些事情才会变得不一样。

宋一平：给孩子读书

城乡儿童阅读状态堪忧，一边“雨多成害”，另一边“缺水成灾”，宋一平联合李潘、柳莺启动“阅读中国”。

两年前，宋一平在小区院里给自己的孩子读书，保安保洁听了羡慕。他们的老家在农村，每年回乡一两次，没时间给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书读，也不会读”。

宋一平找到李潘，提出想做个项目，给孩子读书。

宋一平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中国新闻》主播。对她来说，要办一个给孩子们读书的项目，在央视做读书类节目超过10年的李潘无疑是最恰当人选。

柳莺也被拉了进来。柳莺早已离开电视台，现在是独立媒体人。除了做公益、拍电影和投资以外，她还制作诗词散文朗诵音频，在新媒体平台发布。

2014年7月，宋一平、李潘、柳莺三人搭台，“阅读中国”公益项目创立。项目挂靠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要目的是提升乡村青少年阅读水平，兼顾城市儿童。如今，“阅读中国”的阅读大使已超过60位，李修平、康辉、郎永淳、鲁健、马宗武等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均名列其中。

宋一平用思维导图设计了整个项目架构和阶段任务。

作为合作单位，少儿阅读推广机构“学友园”根据受众的不同年龄段，选摘作品，对古诗词创作背景、作者心态、修辞手法做全面分析和介绍。之后，再由专业播音主持人朗诵录音，并制作成动画视频。最终，作品要由宋一平、李潘、柳莺三位项目联合发起人进行审核，一致通过后，按时上线发布。

宋一平是完美主义者，对“阅读中国”的大小事务要求很高。她往往会请专业编辑将稿子反复修改，直到她满意为止。视频音频制作阶段，她对版式、画面、字符大小、多音字标注等细节要求之高近乎“吹毛求疵”。

李潘做读书类电视节目十几年，至今在央视科教频道（CCTV-10）《读书》栏目任制片人、主持人，她的经验和资源是“阅读中国”项目的内容支撑。李潘为阅读教育、教师培训等工作对接了专业结构，跟书有关的资源攥在她手里，随用随取。

2013年，CCTV-10推出《我的一本课外书》电视阅读真人秀节目，在全国各地征集读书少年。李潘了解到，各个地区的师资力量、父母文化水平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受此影响，儿童所获取的教育资源、阅读资源形成了天壤之别。这几年她看到的少儿阅读问题可谓“触目惊心”。城乡对比，一边“雨多成害”，另一边“缺水成灾”。

“阅读中国”从古诗词起步，制作发布近百支视频，第二阶段的“儿童文学经典选读”也已录制了不少公版作品。书目选择是以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推荐读物为基础，同时综合了名校及专业民间机构的推荐书目。

李潘说，“阅读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版权合作正在洽谈中，若版权合作与筹款工作顺利，将近一步推出“儿童文学作品朗读”，线下读书会也会加大规模。

加入“阅读中国”之前，柳莺在自媒体平台开播的“莺之声”已发布了一百多期。她的社会身份更多一些，除了媒体人身份，对商业和公益参与都很深入，公益项目合作做到了德国。她已创立两支关注儿童的公益基金，并进修了北师大公益慈善管理（EMP）课程。

柳莺的加入，让“阅读中国”的管理结构相对完整。宋一平较真，发挥长处，扮演内当家；李潘掌握图书资源，主要负责内容支撑；柳莺的公益专业性更强，人脉广、跨领域、整合外部资源是她的强项。三人配合，互有补充。

“阅读中国”并未限定发展路径，从管理到服务，从内容到外延，从传播模式到传播手段，方方面面都正在尝试和探索新的可能性。

赵普：道路越走越宽

从央视离职一年，赵普的公益之路走得更深、更宽

“前期‘输血’的过程很长，用了十几年，到后面‘造血’、做‘造血机器’就几个月时间，越来越快。”从央视离职一年，赵普的公益之路开始走向深处。 

“道路越走越宽，我不敢说领先，但基本上没有慢于整个社会变革。”他对《中国慈善家》说。 

这条路始于1999年为希望工程代言，之后的16年里，赵普一直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参与公益，关注的问题涉及贫困助学、老兵回家、消防安全、农民工法律援助等。但受制于体制内的身份，他深感未能深入参与到项目的发起和建设中，属于“初级公益”。

现在，他以自由之身探索并实践着“深度公益”。一年里，他帮助家乡6400多名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以“新农人”身份回乡助农卖枣，探究在农村商业“造血”；成立了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以商业的方式保护、传承民间传统手艺。 

辞职之时，他曾表示，做媒体人这些年得了两个病：信息焦虑症和时间焦虑症—不停地翻手机看微信，要把那个红点点掉，生怕错过了什么。离开高压的媒体环境，投入公益，他“病”得更严重了，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的全程，他将两部手机在桌面上摆开，不时拨弄两下。“你看到啦，这么多人拜托你，忙得六脚朝天。” 

为了那些项目，现在他每个月在北京和安徽家乡之间来回飞，频频出国考察，今年上半年先后去了美国、非洲、中南半岛，年底还要去以色列。 

“这一年在国际上跑过的地方，是过去三四年的量。”赵普坦陈，“很累，但是充满激情。”  

反哺家乡  

“我是安徽人，请我家乡的孩子吃顿免费午餐！”2015年9月6日晚，赵普的一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两个多月后，他带着某企业捐赠的100万善款，和“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回到家乡安徽池州市石台县，为孩子们送去至少两年的免费午餐。 

这是他从央视离职后的首次大型公益活动。身为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联合发起人，赵普在开餐仪式上说：“希望先解决家乡的问题，再推己及人，解决中国更多留守儿童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普实际上被当作一个“明星反哺家乡”的样本。作为公众人物，不仅为公益项目“卖面子”，更要出让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富等，换取其他优质资源，比如当地政府的配合、企业的赞助、民众的信任等等。 

解决了孩子们的午餐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家乡的贫困难题，他尝试走“品牌助农”之路。西山焦枣是池州市名特产，生长在北纬30度，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虽然品质上乘，却因为销路未打开，枣农看不到收益，大量青壮年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赵普最初打算以爱心助卖的方式，找几个微博大V认购、转发，但很快即清楚这一做法不可持续。 

“真正的‘造血’是从商业形态里产生的。”他自愿将“普哥”这个被业内外人士所熟知的昵称让渡出来，用个人信誉为家乡农产品背书。 

“现在农村有太多这样的好东西，（农民）不知道怎么卖，怎么和现在的生产、加工、物流、品牌对接，他们没有这个概念。”赵普说，“商业有它的反作用力，一旦农民和市场对接，市场的反馈会通过某种商业机制直接反馈给农民，农民就‘活了’。这是一种深度慈善。”

 2016年9月23日，首届西山焦枣开园节举办，赵普首度公开“新农人”身份，叫卖“普哥牌”西山焦枣。从6月份产生想法，到“普哥牌”焦枣面世，仅仅用了90天时间。

 他戏称，为了帮助家乡卖枣，自己已经成了“枣专家”，谈起枣树的种植、焦枣的加工和营养价值，头头是道。在开园节上，他还邀请延参法师、巴松狼王、杜子建等微博大咖在西山村玩起了直播，大咖们猜枣、品枣，共同为助农卖枣献计献策。 

赵普说，品牌不只是一个LOGO一个标志，而是基于品牌的、从生产到销售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他冀望“普哥”未来能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成为家乡的知名品牌，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让家乡脱离贫困。 

离开央视后，赵普将自己的首个电视节目—《百家姓》，也献给了家乡的安徽卫视。 

“我做电视二十多年，做得够够的，所以电视舞台对我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他说，“家乡既然提出了诉求，好不容易从央视下来个人，那我就干嘛。”  

手艺载道 

赵普喜欢传统文化，练习书法三十多年的他，是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发起人兼主任，联合冯骥才、韩美林、马未都、钱文忠、方文山、汪涵、王刚、邹静之等文艺界人士，共同承担起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 

他说，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与《百家姓》节目主持人，还有书法家的身份其实是一体多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自2000年始主持北京电视台原创纪录片《传人》后，16年来，赵普一直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保持密切联系，探索保护和传承中国老手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这些老手艺就像濒危物种一样，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他说。 

有一次，节目组准备到新疆拍摄一位90岁的老人。老人会用鱼皮做衣服，是这门传统手艺唯一的传承人。但是当他们赶到时，老人已经去世了，“当时看见她做衣服的工具还在，但是没人能说得清这些工具是怎么用的，这意味着世界上又一个‘手工艺大熊猫’没有了。”赵普倍感遗憾。 

他发起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志在解决手艺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在这三十年发展中剧烈转型，最可怕的是没有文化托底，比没有文化还可怕的是没有承载（文化）的东西，就像站在浮萍上一样，不知道根在哪里。” 

基于多年的观察与研究，他认为手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扶持，而要借助一种可复制的市场模式，让手艺人能够通过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发展事业、传承手艺，从而得到较为丰厚的市场回报，进而吸引年轻人学习、传承手艺。 

他将此总结为三句话：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分享是最好的传播。在互联网时代，赵普选择与“东家”APP合作，将其作为中心首个“互联网产业示范点”，这是一个纯粹的电商平台，就像一个线上的手工艺品市集。 

他认为，在消费升级的今天，其顶端就是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的初级就是道具消费，“手艺载道，我们卖的这些东西本质上就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道具。” 

“东家”APP专注于匠人和手工艺品，目前已有3000多位匠人入驻，以精美雅致的手工艺品吸引喜欢精致东方生活美学的人群消费。时尚女魔头苏芒是“东家”的“脑残粉”，目前已经在平台消费一百多万，得知是赵普和他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感动得不得了，”她对赵普说，“你们做了一件多么有情怀的美好的事啊，我要拿出所有的资源来帮你们推广。” 

赵普对此并不感到奇怪，“真正喜爱传统文化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深入骨髓的感受，”他相信这就是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中华文化，其来有自，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是要留下印记的，我只是从手工艺这里找了一个突破口。”除了“东家”APP这个互联网示范项目点，赵普还带领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与宝马中国达成合作，计划10月份开展“中国文化之旅”，目前已经探访了二十多个项目，包括酱油制作、纸、民俗表演等。  

“要感谢给你机会让你帮助的人” 

赵普不认为自己是职业公益人，“公益人是媒体给你的一个美誉，你不能认，我做的工作坦率讲跟邓飞他们还差得很远。” 

他称自己为“陷入迷途的公益人”。“公益的路越走越远，就有越来越多的难题需要探索、解决，”他说，“并不是说我看不到光明，而是通向光明有很多条路，你走哪一条才能给别人最好的帮助？” 

他一直没把做公益看得有多么不寻常。早年有记者采访他，问及做公益的初衷，他回答“要出名，出好名”。“很多人不理解，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直白，这还是好的，不好的直接就说这个人赤裸裸。”但赵普说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他有着新闻人固有的理性和客观，很抵触感动这件事，更享受做公益时，挑战未知的实现感。

 赵普现在经常跟身边的小伙伴讲，“现在做公益的心态，首先得感恩对方，你得明白是人家给你机会，人家不让你帮助，你还美、还瑟什么？感恩是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平等对话，互相实现。”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性、对个体的尊重。 

赵普出生于1971年，记事儿时正值文革末期，清理“三种人”之风甚烈。他清楚地记得，白天还端着碗到邻居家串门，晚上回到家大人就说不能去了，“那时候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呢？他家是坏人么？大人也讲不清楚。” 

童年的经历给赵普的心里留下阴影，“就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友好，小孩子的是非观只有好人坏人之分。”赵普的父母当时是省城下放干部，家教很好，早早给他种下了善的种子，让他领悟到对人的尊重和对善良的坚守。 

“如果没有尊重，到人家病房里一沓一沓钞票扔床上然后合影拍照？不能还人以尊严，做公益没有任何意义。”他说，“把这个观念移植到其他社会组织也是一样，比如医院里医生就只是救人么？错了，医生不一定能救活每个人，但是过程中一定要给病人尊重和安慰，给他该有的体面。这就是人文关怀嘛！” 

做公益这么多年，赵普很少对个体“施善”，对于网络上的个人求助信息，他很少转发捐助。他认为对一个人的救助可能会刺激一群人，激发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感：什么时候自己能遇到一个总理或名人来为我呼吁？“残酷一点讲这是‘非善’的，更是没有效率的。”赵普说。赵普从央视离职时，同事王石川撰文送别：央视少了一个主播，一个有情怀的主播，一个有正义感的主播，一个有公民精神的主播。 

赵普却没有任何遗憾，“央视成就了我，但人不能永远寄生在平台之下。”他也不认为自己离开央视就是离开媒体，现在偶尔仍会对时事进行评论。“实际上是离不开的，做媒体、做公益都是我的社会理想，只不过使用的手段和表达方式不同。” 

人们总会反复提起他在2008年播报汶川地震新闻时的哽咽，“我有点烦，”他说，“这是一个悲哀。”在他看来，那只是面对灾难时一个正常人的反应而已。“为什么大家反复提？就是因为在媒体面孔里这是稀缺的。如果大家都在正常表达，这有什么好提的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赵普却不在乎外界对他或褒或贬的评价，“我认为所做的一点一滴甚至失败都是有价值的，要是不迈出这一小步，怎么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在他的计划里，这两年准备做“加法”，尝试各种公益的路径和可能性。除了目前已经开展的项目，他正在筹划一个国际性的助农扶贫项目。而未来，他会做减法，“有一些取舍，但公益会一直做下去。”

张越：挣脱“死亡线”

在动物保护这片不毛之地，张越和它基金挣扎了五年

张越：《半边天》《夜线》

张越（自述） 

别人跟我说过，要做这样一个机构，五年之内会非常难，经常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五年之后必须得走上正轨，不然会出问题。我不知道人家凭什么这么判断，也许是经验之谈。它基金创立前五年，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极度危险。  

绝无仅有的基金会 

2010年，我们想成立基金会，做动物保护，打听了一下要200万元注册资金。我们几个主力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央视制播分离，记者和主持人平时不接触钱，也不允许出去谈赞助拉钱，都是财务部门拨款，没有操过这心。现在自己要干一个基金会，需要去拉钱的时候，我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经验，完全不知道去哪儿。 

我们特别搞笑，说有钱人都在哪儿呢？找有钱人商量商量。突然就有一个人，听说中国所有最大的企业家这个周末都去成都开会。我们说，走，买票找“资本家”去，就跑到了成都。

 到了之后，人家还在开会，不能直接闯会场，就跑到成都收养流浪动物的公益机构，给人家送点小捐款小心意。然后说，可能会开得差不多了，得回去找“资本家”谈钱了，就又跑回去。这个时候，我们浑身特别臭，因为清理动物那些事，几个人披头散发就冲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正好他们散会，我们就说，快，每个人拉住一个人。我拉住的是刘永好，他们也各自拉了一个人，就开始跟人家说这个事业特别好，你一定要捐款一定要帮助什么的，给人家说了一大堆。人家对我们挺客气，都乐呵呵地认真听，说挺好、很有意义，但是谁都不承诺给钱，说好好考虑一下就走了。我们一分钱没弄着，说大老远跑来算怎么回事啊？这就是第一次募款经历。 

后来，腾讯基金会和老牛基金会给我们出了注册资金。腾讯基金会认为，一群媒体人心怀社会责任感，自发组织起来推动社会，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他们愿意支持这个事业。老牛基金会的初衷可能是想给动物一些回馈，因为蒙牛是做奶业的。还有一部分原因，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改变立法，推动中国文明进程。他们两家不仅仅看重救助，更看重文明进程和立法推动，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看重我们的特质，愿意给注册资金。（记者注：2011年5月，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张越为现任理事长。） 

所以我们这个基金会可能绝无仅有。其他基金会背后有大机构支持，有一笔现成的钱做注册资金，然后请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挂名理事。它基金的理事就是基金会的开创者，活儿全是这几个人干。要成立基金会，几个一穷二白的媒体人跑所有文件，跟人要广告时间，要点狗粮、猫粮赞助，到处去磕去求200万注册资金。 

凑齐了钱，也不敢拿出去做项目。每年到年底，基金会账上得有两百万元，否则根本通不过年审。实际上你账上怎么可能老“趴”着两百万元？你得做事，得干活，可钱刚拿出去一运转，又到了年检的时候。我们成立五年，随时有可能年检通不过。 

我们以前做项目省钱是前提，出差尽量自己买火车票，坚决不在外头吃饭，谁家有点圆珠笔有点纸就拿来，有点茶叶就搬来，真是小门小户特别寒酸的想法。执行团队一开始不超过三个人，其余都是外围志愿者，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专业，也不能投入更大的运营力。 

活下来了 

它基金的初衷是传播观念和推动立法，但刚开始我们谁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跟公众说传播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觉得它无法量化衡量，不会有捐款和认可。直到去年张小海（记者注：它基金秘书长）来了，他说在做传播的同时，其他想做的事也能揉进来，应该理直气壮地谈传播。一年过去，证明他的思路可行，而且效果不错。 

我们得到几个挺大的帮助，说明做传播的理念得到了认可。 

2015年，敦和基金会挑选十家基金会，给每家捐赠三百万元 “种子基金”。这三百万就趴在账上，保证你年检合法合规。他们再用这笔钱做保值增值，每年多增几十万元，专门给你的基金会当管理费。我觉得“种子基金”是懂行的人培养中国慈善队伍，中国的捐赠都是给项目款，没有人愿意给管理费，咱们被10%的规定卡死了，待遇特别低，稍微能干的人就留不住，这是中国很多慈善机构的困境。（记者注：《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做动物的慈善比做人的慈善难多了。人的慈善大家都能理解，募款相对容易，而且只要你付出就有收获和美誉。动物的慈善正相反，跟谁说都不理解，办什么事都不理解，付出越多，挨骂越多，别人就说你神经病、狗粉，妨碍他人吃肉的自由之类的，所以做得越多越不落好，这是一片不毛之地，特别难。 

申请“种子基金”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别人都是做人的慈善，没有动物保护项目。我们去试了一下，人家考核很严格，我们秘书长、各个工作人员，连我这种不管日常工作的人都要去他们那儿考试，他们也到我们办公室审账目审了几个月。最后我们意外入选。据说，他们评定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了几个动物，而是改善世道人心。人家也真是懂行，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入选后，我们心里踏实一截，至少账上年检没问题，以后该花的钱就花。五年，我们活下来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震惊。2015年腾讯“99公益日”，我们说就拿救护车项目参与一下，能募多少钱是多少钱，但是真没信心，因为预定那个数得百十来万，肯定募不来，我们自己想的是募个三万两万，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而且据说有些公益组织是先往自己的项目里捐大钱，等把腾讯的配捐额裹进来之后，再把原来的钱撤出来。反正到天亮，腾讯配捐额用完了。我们当天早上9点才互相通气说，来，咱们开始捐，结果发现捐完了怎么一分钱都没人给咱配？人家说早玩完了，夜里就玩完了。一共就两天时间，第二天我们才真正投入。真没想到，最后募了五十多万元，已经有大半辆了。（记者注：2016年7月10日，它基金在北京举行交车仪式，宣布全国第一辆公益性流浪动物救护车正式交付使用。） 

光有车还不能运营，需要药品和医生。萌爪医师团队愿意承担以救护车为载体的科普和救助工作。他们是一帮在美国学兽医的年轻人，理念相似，教育背景不错，有活力、有能力，都愿意回国做动物医治和科普，它基金介绍动物知识的广播电台《它radio》经常是他们在讲。动物保护事业需要专业、善于沟通和传播的年轻人，我们特别尊敬一些老阿姨，她们无怨无悔地奉献一生，但是缺乏未来发展的思路、传播能力和沟通能力，容易把动保做得越来越窄，越来越惨。 

今年，《它radio》入选淘宝“宝贝计划”，没多久就募了八十多万元。这是边缘题材，当时犹豫要不要做，后来就说咬牙花点钱做吧。收听一直不大火，但是质量很不错，评了好多项奖。这些奖项里，我们是唯一做动物保护的。（记者注：“公益宝贝”计划是淘宝、天猫卖家在上架商品的时候，自愿设置一定的捐赠比例，在交易完成之后，系统将自动扣转商家承诺的捐赠金额，捐赠给指定的公益项目。） 

敦和基金会说改变世道人心，这是传播出去的理念的作用，“宝贝计划”也是传播。这几件事对我们鼓励挺大，看来传播这个理念可以做下去。事实上，当你做这个理念的同时，救助项目不知不觉就跟着出来了，救护车既是救助项目，又是传播项目。现在我们依然穷，但走上正轨了，不再为活不活得下去的事操心，做项目就大大方方地去做。  

循环系统 

接下来，我们要把工作打通，建立完整的工作体系。比如救护车项目，目前的思路是好歹先有一辆车，把受伤的动物拉回来，不行就先送到动物医院里治。但这个项目真正的循环应该是，把动物拉回动物保护医院，治好之后搁在收养基地，还得有一个领养机构把动物送进人家，空出地方和精力再去救治别的动物，再临时收容、送养。2016年 “99公益日”，我们为一个公益的动物保护医院发起了募捐。 

这件事，我和张小海有分歧。我坚持反对上这个项目，他满腔情怀，坚持主张上。 

医院没有三四百万元建不起来，得靠大投资，民间绝对捐不出这个钱来。最后捐了二十多万元，早着呢。但老百姓给你捐了钱是要看效果的，过了三年，医院没建成，怎么跟捐款人交代？（有人会问）你把钱弄哪儿去了？这会授人以柄，被人攻击。本来公众就怀疑慈善机构的钱不干不净，你还招惹干嘛？我认为明知道事情做不成，就不要开始。我是保守主义者，你要让我大刀阔斧，我不干，太冒险。 

 张小海的工作思路跟我差异特别大。他说，现在不成熟，明年不成熟，后年也不成熟，这么大的项目没有一年是成熟的，与其晚上，不如早上。他认为，不要全指着“99公益日”捐款，之后可以再去找大资助，但不能怕成不了就永远不开始。理事们两边含糊，一部分人觉得该上，一部分人觉得不该上。最后投票，主张上的人多，那我服从。 

下面我们就要四处去谈，找大金主，不能再十块、二十块这么攒。这是大项目，眼下做不起来都能理解，我们保证不糟蹋募来的钱，它如果不够盖医院，会一直在那儿等着，所有账目都公开。我们团队的规则意识非常强，几乎所有的鉴定、评定、考核，我们的成绩都很好。日常工作上，张小海比我内行，我指导不了人家。我基本上干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就跟人家说，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规矩，一定不能捅娄子，账目一定要清楚。这是我最担心、最使劲的地方。 

但是医院这个项目不能老做不起来，毕竟募款了，总得有后续的交代。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医院。但医院之后，还得有收容基地。我们联手陕西红石榴伴侣动物救助中心，做了一个基地设想的试验。找来一批专家，重新规划、改造基地，增大收容量，让基地成为一个规范、高福利的收容机构。其实那就是一个试点，我们不可能把动物往陕西送。 

我们还吸纳了北京一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北京领养日。这是一群年轻白领做起来的机构，“领养代替购买”的口号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每个月会在蓝色港湾、三里屯这类繁华地带摆开大集市，上百个被救助的流浪猫狗现场接受领养申请。这些动物全都做过绝育，打过所有免疫针，合法、合规、干净、健康，而且脾气好，能与人相处。 

北京领养日做了六年，已经覆盖到全国20多个城市。现在，他们要并入它基金，负责我们领养、送养的工作。我们可能还会吸纳上海一家类似机构，也开办领养。可以看出来，车、医院、基地、领养、送养这个循环，我们在一点点地做，就是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体系，而不是像以前，胡子眉毛一把抓。 

在张小海来之前，它基金的理事会和执行团队一直错位。他来之后提出，理事直接插手具体项目他没法工作，希望能赋予他足够权力。我们梳理了理事会和执行团队的工作责任边际，理事会成员从日常工作里摘出来，只把握大方向，不再对人家过多指手划脚，他们更有积极性，显得更能干。 

2016年，我们再次成功阻击归真堂上市。我们跟这家企业没仇，一再阻击不是冲着他们去的，但是真的不能让这么一个活熊取胆的企业上市。一旦它上市，这个口子一下会被撕开，会有多少企业效仿？养熊业会扩大成什么样子？再停都停不住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我们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组织全国动保、环保领域最顶尖的法学家开了四、五次研讨会，形成一份法学建议书递交给官方。会议前期我们特别振奋，说中国法学家的思想意识特别清楚，特别肯承担社会责任，以为这次修法会是很大进步。等到最后拿出草案，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对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不仅没有被禁止，还有扩大倾向，我们非常不满意。在博弈中，商业力量太强，但能做的我们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