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竹：让经济潜力和回旋余地转化为现实发展能力

（原标题：让经济潜力和回旋余地转化为现实发展能力）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 　　资本形成与支出法计算的GDP 　　资本形成同比增速 　　GDP同比增速 　　M2规模

一个事实：经济潜在增速在下降。讨论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是潜在增速。近年来，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判断已有共识，这主要是由于各种要素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个愿望：经济减速是暂时的。尽管潜在增速下降已有共识，但人们不愿意接受甚至忽视这一点，认为经济减速是暂时的，并寄希望于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能够带动经济恢复快速增长。

一个泡沫：房地产非理性繁荣。近年来，我国房价持续攀升，严重偏离了合理估值区间。房价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稳定，会造成社会情绪的焦虑和不稳定，将严重降低人民的幸福感。

一个调整：守住底线放开增速。未来一个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大而政策托底空间有限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必须要在宏观调控理念上做出重要调整。

一个打算：利用优势挖掘增长空间。我国经济发展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要具有战略定力，从更长远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我国优势资源，挖掘发展空间，让我们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切实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能力。

余 竹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经历了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不断等多重考验，十个月来尽管有个别月份的经济数据有所波动，但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为了稳增长，宏观调控部门密集推出政策举措，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我们不能回避的是，经济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各类风险还在聚集，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分化特征突出。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如何看待这种复杂局面；其次要解决方法问题，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复杂矛盾，使经济结构向着更加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个事实：经济潜在增速下降

讨论经济增长问题的逻辑起点是潜在增速。近年来，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判断已有共识，这主要是由于各种要素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国际经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决定潜在增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0年达到74.5%的峰值后开始下降，到2015年已降至73%，与此同时，总抚养比开始上升，由2010年的34.2%上升至2015年的37%；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2013年达到100582万人的峰值后开始下降，到2015年降至100361万人，每年减少100多万人。

第二，资本存量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速的又一客观因素。我国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在2011年达到48%的峰值，随后总体呈下行态势，2015年降至44.9%。同样，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名义增速2010年之后也总体呈现出减速下行的态势，2015年仅增长3.4%。由于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错配的程度明显提高，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导致相当多的资本存量是无效的，这就意味着对于长期积累的资本存量对潜在增速的贡献应该打个更大的折扣。

第三，TFP（主要包含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等因素）是决定潜在增速的最复杂的因素。从以往历史看，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由于商品、物质要素的流动总体没有太多障碍。近年来随着城市生活成本和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在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福利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大城市疏解人口政策实施，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一定阻碍。

在技术进步方面，原来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较大，始终是以追赶为主的模式促进技术进步。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到一个相对固化水平，难以依靠购买实现技术引进。同时，我国自主研发能力还相当不足，尤其是在研发成果转化方面存在较多体制性弊端，难以实现自主研发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的局面。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与以往相比是下降的，这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6.9%，2016年可能进一步减速至6.7%。从目前的形势看，这一趋势可能还将持续，完成“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6.5%的目标还有不小的难度。

理解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存在这一现象，必须充分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速即增长的“中枢”出现了下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经济实际增速从来不会始终沿着潜在增速的轨迹运行，如果滑出潜在增速一定比例，则表明潜在增长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需要通过短期政策的刺激予以调控。因此，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防止经济增速滑出潜在增速的底线。

一个愿望：经济减速是暂时的

近年来，各地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措施，但结果往往还是依靠投资。这表明，尽管潜在增速下降已有共识，但在实践层面，人们并不愿意接受，或者并不习惯，甚至忽视这一点，认为经济减速是暂时的，并寄希望于加大投资力度能够带动经济恢复快速增长。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地方政府加大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大，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传导。

事实上，认为经济减速是暂时的仅仅是一个主观愿望，看似是建立在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判断，但实际上是没有适应发展新常态的表现。国际经验表明，在经过快速增长阶段后，经济增速将出现下一个或几个台阶。此外，经济周期性波动要始终围绕潜在增速这一中枢，难以过度偏离，当中枢下移时，经济运行的轨迹也自然是波动下行。也就是说，即便过几年经济出现周期性反弹，也难以明显超过潜在增速。

之所以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除了放松货币、加快政府投资之外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是因为分析框架的限制。从短期看，GDP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在消费稳定、净出口低迷的条件下，只能在投资上发力，而民间投资是市场行为，投资回报率下降和预期经济下行的条件下，必然会减少投资，最后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支撑。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经济下行不是短期的、识别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新思路和新手段，还是用老办法来解决问题，最后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加剧了经济波动、带来新的隐患、付出更大代价。

如果地方政府认识到潜在增速的下降这一客观事实，并从中长期视角，着眼于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能够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发展预期，营造宜居宜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能够为居民和创业者提供良好的舒适、宽松、稳定的生活节奏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消费者、创新者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新旧动能将在新的环境下实现转换，这将从根本上提升潜在增速，即便增速不会如往常那么高，但至少人民生活会得到改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可持续，而这恰恰才是增长的目的所在。而真正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推动结构性改革。

一个泡沫：房地产非理性繁荣

从世界范围看，也不乏无视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教训。比如，日本经济的增长拐点，是在出现“刘易斯拐点”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潜在增速由近10%降至4%多一点。潜在增速下降之后，高速增长便不可维持，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也不是财政刺激或宽松货币政策力度不够，因此这些政策均不能采取。即便这些政策短期能够刺激增长，一旦失效，低增长又将重现，而且每一次刺激的代价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房地产开发热。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条件下，盈利性高的投资机会减少，如果追加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势必催生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果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真的就出现了这一幕。

在人口红利时代，与劳动力相比，资本相对不足，资本盈利性高，高投资可以持续。在此背景下，释放的流动性也将为实体产业所吸纳。但一旦人口红利结束，资本相对人口充裕，投资回报率下降，潜在增速下降。如果只看到经济减速，而没有认识到是阶段性的变化，还一味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经济系统中就会形成越来越多的低收益率的无效和过剩投资，在充裕的流动性下，这些资产估值严重偏高，最终酿成泡沫。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几轮快速增长，房价持续攀升，严重偏离合理估值区间。这与过量的货币投放有关，截至2015年，M2/GDP已经达到203%，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按照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我国杠杆率为234%；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总债务率为255%，同期美国的总债务率为250%，但美国债务率从150%攀升至250%用了3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10年时间，更关键的是我国债务率仍会进一步快速上升。

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后，很难实现回收。在潜在增速下降的条件下，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资金只能流向房地产市场、股市、债市等。一旦这些市场上投资行为受限，还将进一步转移到其他具有资本属性的商品，甚至将一些原本不具投资价值的商品金融化。

前几年古玩字画、冬虫夏草、普洱茶的疯涨，以及“蒜你狠”、“豆你玩”等现象屡见不鲜。近年来一些明星参加娱乐节目片酬动辄几千万甚至过亿。资产价格泡沫还将带动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尤其是食品、衣着、基础教育等必需品价格水平持续上升。房价和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稳定，势必造成社会情绪的焦虑和不稳定，将严重降低人民的幸福感。

一个调整：守住底线放开增速

基于这些考虑，必须要在宏观调控理念上做出重要调整。未来一个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大而政策托底空间有限是一个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十三五”规划《纲要》设置的GDP增速为6.5%以上，主要是基于到2020年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目标、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但这是一个预期性目标，而且指的是五年平均增速，并不意味着每年都要确保GDP增速在6.5%以上。

但是我们必须要守住底线。底线是什么？一个选择是潜在增速区间的下限。根据目前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的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区间在6%-7%之间。一旦经济滑出底线区间，则需要实施适度刺激政策，使之回到潜在增速附近，随即应该择机退出刺激政策。

第二个选择是调查失业率或者新增就业规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福祉，没有就业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失去了“人民性”。我们可以认为，即便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只要就业仍然处于稳定增长，调查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就表明经济没有滑出底线。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统计将经历一个失真过程，很多地下经济、新经济的内容很难及时地被统计进入GDP。

一个长远打算：运用优势挖掘空间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因此，不能“就短期看短期”，要具有战略定力，从更长远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大趋势，充分运用我国优势资源，挖掘发展的巨大空间，让我们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切实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能力。

我们的优势与空间在哪里？

一是巨大市场。我国有13.7亿人口，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资源。即便有再先进的技术和再好的创意，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来孵化和培育，也难以真正实现产业化。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4亿多，比很多国家全国人口还多，这将为银发经济提供巨大的空间。

在去年“双十一”时，阿里巴巴支付宝结算能力达到每秒8万余次，而在欧美网上结算能力只有每秒1.4万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技术上领先，关键在于市场规模庞大。去年滴滴打车在中国的接单量达到14亿单，比优步在欧美市场上六年的接单量还多，这也是说明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每天多吃1个鸡蛋，巴西这个农业大国的全国人民都种粮食来喂鸡，刚刚够。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的市场空间足够大，这是优势资源、更是我们的战略资源。随着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也在不断升级，要以消费为引领，深入研究市场需求，提升供给能力和水平，更好满足不断增长、日益多样的需要。

二是人力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劳动力规模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原有产业结构的竞争力开始减弱。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培育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并基于新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及其环节，在新一轮扩大开放中重塑产业和经济发展新的竞争力。尽管在劳动力规模上的比较优势在逐步减弱，但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上将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每年大学毕业生接近700万左右。2000-2012年，中国人力资源进入竞争力快速增长时期，排名从第31位提升到第14位，在人力资源开发质量方面，科学家与工程师规模增长高达102%，每10万人口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上升了87.82%。与此同时，我国工程师薪酬成本相对较低。根据调查，北美工程师的平均薪酬为102200美元、欧洲为64067美元、日本为68201美元、中国为28006美元、印度为15920美元。这将成为我国在中高端产业形成新的竞争力、打造制造强国提供重要的要素支撑条件。

三是城镇化。这是中国未来最大潜力空间所在。通过长期的城市建设，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问题在于很多规划还不尽合理，城市空间的布局、基础设施的质量、建筑物的摆布与设计、生态景观的安排、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融合等等，都还有待优化升级，这些都将催生出大量的市场空间。

尤其是在城镇化率进入56%以后，城镇化将由扩张建设期转向运营维护期，更加强调的是对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工程建设企业如果把着眼点放在对设施的管理和运营维护上，房地产开发商如果将着眼点放在旧房改造和社区功能升级上，他们又将看到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开发区，但往往利用效率不高，产业链不够紧密，创新能力不足。各类开发区的运营主体或开发商，如果转变思路，由原来的开发房产转向开发空间、打造创新创业宜居的生态系统，由原来提供土地、税收优惠的招商引资转向提供共性研发平台、人力资源、资金融通等服务，这将为开发区注入强大的活力，培育出新的增长极。

我们的空间很大、潜力很大，但要把这些转化为实际的增长，必须更新理念，摆脱传统思维和路径依赖，摈弃用旧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从自身现有的优势中挖掘增长空间，从当前发展所处阶段的基本规律中寻找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这些之所以能够实现，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基础性制度构建，用法治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