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唤醒你，救命“神器”

“没有反应，没有呼吸。”在对面前的橡胶假人进行初步判断后，29岁的伍慧江对身边另一位学员说：“请你去取一台AED。”随后，他双手叠扣，垂直向下用力按压假人心脏部位。

AED很快被取来。这是一台橘黄色仪器，不及小学生的书包大。给橡胶假人贴上电极片，听AED发出电子音指示后，伍慧江按下了除颤键。

10月29日，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急救培训机构内，和伍慧江一起接受培训的共有11人。不过，在此之前，这些学员们都不知道AED是什么。

据统计，中国每10万人平均可用的AED数量，趋近于零。AED全称“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它可以诊断特定的致死性心律，并且给予除颤电击，是专门急救心跳骤停患者的仪器。

11月1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好人法”的这部法律明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业内之士指出，紧急救助免责有望推动公共场所AED普及应用，从而提高猝死救治率。

缺失的AED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显示，全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者预计为54.4万，相当于每1分钟就有一个人发生心脏性猝死。

AED电击除颤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一组数据足以证明它的威力：当病人在1分钟内接受电击除颤，存活机会达到90%，如果10分钟才进行电击除颤，病人存活的机会就下降到不足5%。

与心脏性猝死频发相对应的却是AED的极其短缺。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并且仅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海口等城市。公众很少知情，即使听说过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要不是4个月前妹夫金波突然猝死在北京地铁站，知名公益人邓飞还不知道，在等待救护车到来之前，专业的院前急救和心肺复苏设备有这么重要。

6月29日，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站台上，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突然晕倒，3位好心人进行了一些抢救措施，但于事无补。

有医学人士在看了现场拍摄的视频后指出，金波躺在地铁站长达50分钟的时间内，胸外按压次数不够，且没有获得专业心肺复苏设备的及时支持。

金波的遭遇并非孤例。2015年8月16日，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首都国际机场突发心脏骤停死亡，而首都机场就配有AED，但周围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及时使用。

北京急救科普达人张元春特意留意过首都机场的AED，“三个航站楼都放置了AED，但它们当以前还被遮挡着，今年才移除。”每台AED上面都有图示，而且写明了使用方法，一目了然。但上面同时还印有一句话：“本套设备只供医务人员和接受过心肺复苏培训的人员使用。”

这让张元春“哭笑不得”：“AED俗称‘傻瓜机’，就是给普通人用的呀！”

“金波的离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AED缺失的风险。”在金波的遗体告别式上，邓飞如是说。

张元春则越来越感受到，金波突发的心脏骤停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公众急救知识缺乏的现实。

推广的困难

张元春曾是北京急救中心院前急救主治医师，在他11年的急救工作中，所有心脏骤停的病患里，只有一起成功救治的案例。

“绝大多数时候，生存机会就丧失在等救护车来的路上。”这么多年来，张元春从来没见过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有家人救活过病人。“家属等待、催促、哭号，可就是不会自救”。

国内大城市急救平均等待时间超过10分钟。坐在行驶并不总是顺畅的救护车里，张元春往往被无力感笼罩，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是去给患者确认死亡的。

2011年初，张元春选择“跳”出来，成为一名心血管急救培训导师，换一种方式救人。

张元春开了微博，创办了专门的急救科普微信公众号，发帖说要做公益急救讲座和培训。不过，没有人报名。他急了，在朋友圈里声明“免费、免费的”。这一次，总算招来了6个学员。

每天出门，张元春都会随身携带一台AED。不过，今年5月份，他带着这台救命“神器”，在国内某旅游城市的机场过安检时，被拦了下来。

安检、地勤和公安人员都来了，但无人认识这台机器。“他们认为它会威胁飞行安全。”张元春反复解释，急得跳脚：“这是救人的！国外飞机上都有！”可是没用。这台AED还是被托运了。

遇到类似尴尬的，还有杭州市急救中心医教培训科科长鲁美丽。

2014年底，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捐赠了15台AED给急救中心。鲁美丽和同事打算投放在人流量较大的机场、车站和商场。他们找到这些场所的负责人，没想到大多吃了闭门羹。

“他们不接受，怕担责啊。谁来维护？谁来管理？人救不活怎么办？这些都是顾虑。”鲁美丽说。

在软磨硬泡下，AED终于安装上了。可投放两年来，这15台AED至今也没有被使用过。“电极片的保质期都要过期了”。

要让施救者免于风险

在妹夫去世3天后，邓飞和金波的生前好友们，联合天涯社区、新浪微博微公益、腾讯志愿者协会等机构，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并成立一个叫“心唤醒”的公益基金。

基金在7天内就完成了注册。邓飞说，它运转的最大目标，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场所添置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建立一个专门服务心脏骤停病人的快速应急体系。

在“心唤醒”的筹备过程中，邓飞发现AED推广中绕不开的问题是，要让施救者免于风险。而鼓励他们出手相救，离不开法律托底。

值得欣慰的是，海南在2010年就将AED的公共化安装写入了《海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刚刚出台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中，“好人免责”条款引发关注。目前，将于明年3月正式实施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了公众急救知识的普及，也提到了在公共场合应当配置相应急救设施。

张元春是“心唤醒”的联合发起人。他曾托了朋友，联系上北京地铁站的相关工作人员，询问AED的投放事宜。对方回复：“不归我们管，也不知道该谁管。”

“‘心唤醒’只是‘唤醒’，最终还是要靠政策。”张元春得出结论。

尽管还有资金、培训、立法等种种挑战，各地政府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城市急救系统的建设。

杭州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近日，杭州市政府牵头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包括运管、城管、交通枢纽、市民中心等单位都派员参加。让鲁美丽感到欣喜的是，不久后，她在杭州的戒毒所也看到了AED的身影。

在金波突然猝死在北京地铁将近3个月之后，邓飞将“心唤醒”推广的第一台AED落在了广州大剧院一楼的滴水坊。

邓飞知道，AED的普及是个系统工程，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先从大城市开始尝试，不能一蹴而就”。

在张元春看来， AED不仅是一种仪器，更像是一种象征符号。“希望有一天，人们觉得背着AED比背着名牌包更潮。”张元春在微信状态中这样写道。

不出意外的话，伍慧江和同期的学员们将在培训一个月之后拿到急救证。考试结束后，身边一名马拉松跑友学员问他：“咱们有可能用上AED吗？”

“万一用上了呢？”伍慧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