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谈美大选启示：要创造更多白领就业机会

本文为网易财经独家约稿，作者为中国银河证券原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

11月9日，全球最大的新闻是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胜出将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一个以平民代言人自居的非政治家的富人当选美国总统，全面颠覆了传统政治的“体统”，格外引人注目。特朗普的胜出和本届美国总统竞选出现的一些现象，包括全球意料之外的英国“脱欧”成功，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做深入分析。

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事件全球哗然，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作为共和党参选人的特朗普特立独行冲破保守党的各种制衡，一路气势如虹逼退党内所有其他参选人，成为无对手的唯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特别是在维基解密披露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邮件信息和希拉里的健康信息不透明的事件曝光以后，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概率大增，现在尘埃落地，平民主导美国大选实现另类“美国梦”。为什么英国执政党输掉公投，为什么美国共和党传统的建制派对特朗普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为什么美国人选择了一个非政治家的总统？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离经叛道”的现象，显示当今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的经济格局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世界似乎希望寻求新的社会变革。

我们注意到，虽然美国社会现实、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和移民遗产等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但支持英国“脱欧”的人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基本上是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年龄较大的人，以白人居多，对现状不满、有被现有制度抛弃的感觉，具有尽管缺乏具体的政治承诺但仍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等特点。另一群体是基层民众，收入相对较低，对移民感到涌入的恐惧的群体。这部分人就像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诉求的口号一样，属于“We are 99%”的部分。外媒报道认为，英国公投脱欧派成功，特朗普反传统政治的风格展现的号召力，且英美反传统体制之间的相似性，证明了政治根基对政治精英阶层的“愤怒的深度”。发达经济体出现社会阶层的新的分化，引发反传统体制的颠覆性现象。对这种把“顺我者民意，逆我者民粹”精英政治一举颠覆，还大多数支持就是民意的民主的本质的回归，世界各国还是应该探讨一下原因，使世界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是基础，我们认为，新阶层的分化与发达国家新世纪以来呈现的新的经济格局有关，三个方面的改变非常重要。

首先，要缩小收入差距。最近有著名的咨询公司报道，美国5%的人口拥有60%的财富。实际上从上世纪末以来，华盛顿共识推动所谓金融全球化，不断放松金融监管，并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了现代金融的脱实向虚的机会和空间，使金融领域的少数所谓“精英”通过没有实质财富创造的金融游戏，制造金融泡沫获取天量的“货币”收入，不断持续拉大收入差距，2008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金融危机，进一步极大地伤害了其他收入阶层的利益。金融一体化也导致危机的一体化，全球受到危机的印象至今没有结束。英国宽松的的金融环境与美国一脉相承，美国危机的重灾区AIG衍生工具总部就在伦敦，英国收入分化与美国同步，危机爆发和影响也与美国。危机以来，执政当局仍然延续过去的经济政策，为了维系太大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以美国为代表的空前的量化宽松政策，数万亿美元、英镑、欧元都直接购买各类金融机构的衍生工具，经济恢复乏力，就业创造不足，但金融市场迅速超越危机之前的态势，非理性繁荣卷土重来，金融市场收益节节攀升，精英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2011年爆发的几乎遍及西方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打出的口号就是“你们是1%，我们是99%”，明确对金融业脱实向虚制造危机损害其他阶层人士利益拉大收入差距的抗议。2014年全球有一本畅销书《21世纪资本》，就把当今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列为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现象应该与金融脱实向虚的金融全球化，长期呈现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引发社会矛盾积累的情绪爆发有关。因此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高度重视收入差距的扩大，调整所谓精英体制和经济政策持续地有利于有钱的人赚更多的钱，金融发展要更具普惠性和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创造，避免扩大反精英反权势和反全球化的基础和群体。

其次，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被定义为有稳定的收入，能维持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得到社会的尊重，是一批理性有修养对未来充满理想的群体。中产阶级一直是美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也是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近期也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发展的目标。但是，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别是虚拟金融发展，出现资源包括政策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财富更大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出现5%的人集中掌握60%的财富和基尼系数的快速上升，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众多的基层民众产生1%和99%的两级分化的感觉，中产阶级“加入”99%的一级，社会地位和生活的改变，积累了对精英权势的不满和失望。当有人振臂一呼，要拯救他们于失落之中，还其现实利益以及理想与期望，包括原中产阶级在内的99%就会成为支持“脱欧”和特朗普现象的社会基础。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恢复橄榄球型的社会结构，重新修复发达国家基本稳定发展的基础，实际上也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世界经济回到正轨的必要的结构调整之一。

第三，创造大学生就业的机会。我们注意到“反移民”是“脱欧”和特朗普选战的口号之一，这口号的背景应该是“脱欧”支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对移民“抢”了就业机会的不满。如果特朗普版的“反移民”关注的主要是蓝领工作机会，英国版的“反移民”关注的则是不同的就业需求。欧洲共同体内部移民是自由的，工作机会也是假设没有歧视的，而且英国和发达国家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移民对就业机会影响重点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应该是白领类的就业机会。而且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较高，就业需求应该也是白领工作。西班牙高达30%的失业率，主要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年轻人。英国“脱欧”就是要“脱离”具备白领工作供给能力的欧共体，就是要“脱离”欧共体的移民政策。笔者在到英国开会所入住的不同酒店中注意到，从酒店服务员到管理经理大部分都是欧共体其他国家的人。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形成联盟必须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不大，否则一定会动摇一体化的基础。随着欧共体不断扩大，国家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债务缠身，缺乏白领就业机会的创造，也变相助推了英国“脱欧”意愿。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转型技术密集，经济增长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就业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更多白领就业机会的创造，与社会稳定是密切相关。

其实上述问题不仅是美国、英国和欧盟的问题，中东一些国家长期收入差距拉大、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高通胀导致生活水平和质量等等社会问题，也是一些国家的政治更迭社会动乱的导火线。所以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给全世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对国内更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正面对着这三方面问题的挑战。我们面对着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各种统计都在显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已经较大地超过均衡水平的现象。我们正在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平均概念，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真正达到了跨越陷阱后的中等收入水平；另外，总理在国参室汇报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每年要解决760万大学毕业生，500万中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这意味着为我国的就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内目前也正在转型过程中，蓝领工资上升显示一般劳动力的就业应该不是突出的矛盾，而每年大学毕业生应该是目前就业主体，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创造就业供给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就业需求，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的创造，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

所以，正在实现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和创造更多白领就业机会，将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平稳发展目标必须重视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精准扶贫战略以及配套的政策和制度的改革，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并以产生显著的效果为目标，避免问题恶化，给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带来麻烦。

特朗普当选以后，可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更应该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