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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龙象之争的实质在于市场经济)
徐瑾
随着印度取代中国成为经济方面全球增速第一的国家,久违的两国间的“龙象之争”重新引人关注。
正如对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影响甚深的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其实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单纯从印度无法理解印度,正如单纯看中国无法真正看明白中国一样。在国际比较之中,同为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三十年中,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层出不穷,“龙象之争”的辩论也起起落落,这一次有什么新意?
寻求意义是人类的本性,国际比较成为趋势并无不妥,但是要警惕充满自我情绪的对外投射。如果太过聚焦自身,往往不得要领,不是得到自身的倒影,就是预先植入的结论;外部的观察沦为内在信念的细枝末节的证据而已。类似情况下,反思效果与思维框架甚至没有超出数百年前《镜花缘》时代,不是过度简化的君子国,就是将异域简化为食人生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与印度比较的大讨论中,同样充满了要么流于技术分析,要么意识形态挂帅的分析。这种情况中外都有,在激情褒贬站队之后,其实更应该思考两国发展的不同源流与肌理。
对于外来者,如何理解印度和理解中国一样充满迷茫。有国际媒体记者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段子。默多克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访问了印度,其目的是探索合资企业的可能。等默多克见印度最大的民营企业总裁时,后者问他见了谁,默多克说了总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结果这位总裁说:“噢,你见到了所有该见的人。但是你想在印度发展,就必须见所有不该见的人。”从这个故事可以一窥印度“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所谓不该见的人即那些腐败的政客,在印度的情况往往是“关键是政治,傻瓜”。
再看中国,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变化,不仅经济被急促成长,其他方面在最近三十年的转型也几乎走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成长速度不仅让世界瞠目结舌,身处其中的国人也难免犹如高速列车上的乘客,充满了眩晕、焦虑甚至自满等复杂情绪,陆续将视野投向海外,期待通过国际比较得出更多解释。更进一步,人们在面对现实不符合自己理论的时候,是应该修改理论还是修改现实?或者,更应该回溯现实的根源去思考?换而言之,如果太急于为中国问题寻找答案,难免会在划定框架内排除异质信息,挤压得出的不过是局部真理,甚至南辕北撤的答案。
中印之间比较,应该回到两个国家的复杂性层面。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看似在二十世纪都获得独立,但是二者经济发展的逻辑并非平行,无论历史人物还是改革历程,两国都有太多区别。不单印度,如日本等亚洲近邻,甚至其他国家,都可以作为中国的镜子存在,但在分析这些国家情况的时候,更应该从其主体性出发,深入思考其自身逻辑发展。毕竟从这些国家的角度而言,自身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与自我逻辑,中国不过也是无数他者之一,即使有的时候相对重要,但是影响未必那么直接。很多平行比较看似在谈论同一件事,其实在各国语境之下大有不同。
也正因此,这种情况之下来谈中国印度发展道路,要点是计划与市场的差别,更大要点是,谁最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思维,谁就抢跑发展。
按照巴苏的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也曾经有过高速增长,但是起伏很大,最高超过10%,最低则是1961年超过负的27%;他强调对比中国印度经济不应该只看到经济增长高低,更要看到经济波动,印度一直相对稳健(平均大概3%),而中国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则波动很大,他认为这体现了两个政治制度的不同。对比之下,经济学家黄亚生认为,更适合与印度比较的应该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国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 美元,与此同时印度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印度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 美元,而巴基斯坦国是650美元。
从印度发展路径看,印度其实已经为此付出不少学费,而其价值最终将在未来体现。以印度原本的殖民情况、宗教问题、人种问题等复杂状况,印度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已足以欣慰。在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聚集在新德里的咖啡馆纵论天下大事,即使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也没能预测到印度的经济成就,“我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国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对世俗主义的坚守、开放的文化和自由的媒体,但没有人相信印度能够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领先。”
到了今天,过去的30年固然在经济增长方面无法比拟中国,但印度在政治包容性上也体现了其价值,正如印度首任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947年演讲所言,“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是一位世界公民,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如果印度获得了自由,那么这一自由不仅是印度的福祉,而且将被用于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幸福。”在过去人们或许觉得印度再次说教,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一发言却因为时间有了分量。
作者微信号《徐瑾经济人》,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