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大理工会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之“祥云样本”

题记：

“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只有岩石，没有水。一条砂路蜿蜒而上，绕进群山。”

20世纪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在其不朽诗篇《荒原》里用“岩石”、“砂”和“没有水”等意象表达了一种生存的绝望，“水”这个符号，无论是其自然属性，还是文学属性，都是生命存在和生命力旺盛的象征，面对困难职工所处的“岩石”和“砂”所构成的绝境，大理白族自治州总工会和祥云县总工会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正在打破这种体制性的板结，他们一掬甘冽的清泉，挹彼注兹，滋润293户困难职工的心田。

在全国脱贫解困奔小康的洪流中，他们为了兑现“不让一名困难职工掉队”的诺言，推出“祥云典范”，以此为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以及为工会自然有机融入社会治理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寻求一个生动的“样本”。

清代中叶的桐城派文艺理论家姚鼐于1775年1月29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偕友冒雪登泰山，留下了令后世传诵不辍的散文《登泰山记》，文中，姚鼐用了“苍山负雪，明烛天南”8个字竭力描摹雪后于泰山之巅俯瞰祖国山河大地的壮丽文字，有趣的是，这8个字，巧合了大理最负盛名的苍山、苍山雪以及臻于苍山之巅同样景观的图景。

大理工会依托党政所力推之“祥云样本”，于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这项艰巨重任，亦有“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范本效应。

祥云样本：

大理州和祥云县总工会携手祥云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解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的有关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指示，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工作架构，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整合党、政、工和全社会至少27个单位的资源，按照“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困”的原则，到2018年，将全县293户（1080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具体达成“劳有所得，病有所医，学有所助，住有所居，老有所养；不愁吃，不愁穿”的“五有两不愁”目标，使之如期同步进入小康。

祥云样本的意义：

充分发挥党、政在调集、组织、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强大领导和主导作用，最大限度释放工会作为桥梁、纽带的沟通、联系潜力，利用其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到位而不越位，积极主动作为，牵头党、政、社会，服务困难职工，以5%的工会资源撬动了95%的党、政以及社会资源，为工会在党和政府扶贫攻坚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创制了一个普适性极强，可无障碍复制的典型范例，同时为工会组织去“四化”、强“三性”改革，在党委、政府社会治理框架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做了有益的探索。

“突发性、刚性支出”：一个逼着工会主席思考贫困职工的新角度

上手术台前，张永祥在心里想，“最好死在手术台上，一了百了，媳妇还年轻，还能再嫁人，我哥不会不管我妈，我的儿子他反正会长大。”

此时的他，看天，是铅云密布；看地，是风狂雨骤；看亲戚，面目是那样的狰狞。

绝望，宛如一坨硕大厚重的铅块，压得他艰于呼吸。

所以有如此灰暗的心理，只因张永祥此时活得太艰难。

“2013年5月底，我被检查出患了乙状结肠癌。”他说：“这不是最惨的，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治疗费用，我和我哥发生矛盾，我爹一气之下，为这事喝农药走了。”

时年33岁的张永祥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一位中学老师。

就在张永祥要被送进大理州医院的手术台之际，一群工会人来到他身边，要把他转到省会的专科医院去治疗。

李枝兴说：“我们觉得州医院毕竟不是专业的肿瘤医院，担心手术效果，于是联系了云南最强的肿瘤专科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把张老师转移到省肿瘤医院去手术。”

李枝兴是祥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在县总工会的关心下，张永祥被转院送到位于省会昆明的云南省肿瘤医院成功做了手术。

得到工会帮助之前，张永祥所以万念俱灰，不想活下去，是因为他得病后需要20多万元治疗费，而他自己没这么多钱，只好向在乡下务农的哥哥乞贷，“但我哥嫂说，‘只有从你那里拿钱回来，不可能从我们这里拿钱给你。’一口回绝了我，我爹为他们不管我，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有救得过来，走了。”

此前，爹妈在农村的赡养和日常用度以及看病就医诸项费用，都是张永祥承担，当此之际，张永祥还要承担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自己又不幸罹患重病，眼瞅着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之虞，实在没法才向亲兄启齿的，不曾想哥嫂竟然是这种态度，父亲因此又踏上不归路，张永祥觉得活着忒没意思。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是县总工会及教育工会及时出现。首先借助组织的力量帮他择医问药，及时转院手术；其次，按照云南省总2004年就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规则，及时给他报销了个人自付部分，使他度过了最难的关口，坚定了信心活下来。

但张永祥的状况令李枝兴陷入沉思。

“张老师一直有稳定的收入，无论生病前还是生病后，他的收入都没断过，在我们县里，还不算低，”李枝兴掰着指头算，“他近年每月的全部收入在4000多元，他媳妇在医院做临时工，每月也有2000多元的收入，按照全总有关困难职工建档立卡标准，张老师肯定不符合困难职工标准，不能享受我们工会相关的帮扶慰问待遇，但是，张老师的确很困难，我在想，他不能归为困难职工的原因何在？”

经过一番思考，李枝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关方面确定一个职工是否属于困难职工可以享受工会的慰问补贴，只是泛泛地考虑了他的收入，没有考虑他的支出！”

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人的支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费行为，但消费又分自愿消费和被动消费，被动消费其实就是刚性消费，也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必须消费”。

李枝兴把张永祥等职工的情况及自己的思考向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程云川作了汇报，李枝兴所讲述的情形令程云川陷入覃思:

“我由远及近想了好几个问题，比如全国扶贫工作中我们基层工会应当扮演的角色，工会关于困难职工帮扶的相关政策与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无缝对接，工会通过扶贫怎样有机自然融入政府的社会治理，乃至于工会维权工作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延伸等等。”

他觉得，从收入定性“困难职工”并不错，也是最具可操作性的，但有一个忽视“支出”的缺陷，“从经济学角度看，收入和支出是衡量一个自然人或者法人，乃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一个既定时间段，经济发展状况的两项重要指标，只顾及支出不考虑收入当然不对，但只看收入不考虑支出同样失之偏颇。”

长期的政府经济工作经验告诉他，看一个人是否贫困，只计收入不计支出，尤其是忽略他的“突发性、刚性支出”是有失公允的。“什么是刚性支出？就是你无论愿不愿意，都没得商量的支出。”

“即使从逻辑角度看，这也是不合适的”，他说：“作为各别的、微观的人群，老百姓过日子的‘收入’概念和政府口的统计概念不一样，普通人所谓的‘收入’，它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要和支出相比较，收入的参照系就是支出，尤其是刚性支出。反过来也一样，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单纯的‘支出’，也没有单纯的‘收入’，离开支出谈收入，和离开收入谈支出一样，都是不合适的。”

而祥云县现有的293户贫困职工中，就有118户属于这种“突发性、刚性支出”远远大于其收入的人群，占全部困难职工的40%以上。

张永祥得癌症，这是突发性的，同时又必须治疗，治疗费支出就是刚性的，就是说，面对如此重症乃至绝症，除了坐等死亡，他对于这种医疗性“消费”没得选择，而当下医保的有限性尽人皆知，普通人得不起癌症之类的重病。

问题还在于，张永祥这种“突发性、刚性支出”的例子在祥云县不是孤例，因而具有某种标本价值。

进得黎艳萍的家，陈设齐整，地板铮亮，家具簇新，家用电器亦不乏。

她和老公都是大理州祥云县的老师，她在一个幼儿园，老公在一个希望小学，夫妻俩月入七八千元，无论是收入，还是看家中的陈设，按照有关上级部门的贫困标准，他们都不能是贫困职工。

但是，黎艳萍百分之百是困难职工！

这是笔者9月28日下午在黎艳萍家里所看到的情景。

2016年1月，黎艳萍被查出肝硬化，到昆明住院诊治，医生的意见是必须肝移植，否则性命不保。

5月5日，经过17个小时的手术，她换肝成功，但因此花费63万元，其中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高达30多万元，手术后，每天服用抗排异的进口药需要花费300多元，一个月的检查和药费要1.2万多元。

类似黎艳萍这样的贫困职工，祥云县有293户，涉及供养人口1080人。

但这293户“黎艳萍们”又是幸运的，大理州总工会和祥云县总工会发现这个情况后，及时策动县委、政府共同关注这个特殊人群，确保2020年使他们和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小康。

程云川告诉笔者，“目前各方面把解困脱贫的注意力集中于、聚焦于广大农村，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毕竟全国有7017万农村人口亟待脱贫。但是，城市贫困问题也应当得到关注并解决，否则，就会形成全民同步进入小康的‘短板’，与中央、省、州委的要求相悖，我们从大理州的实际出发，通过日常工作，早就发现并思考办法来解决城市贫困主体——困难职工的问题。”

程云川担任过大理州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州长长达10年，此前，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6个企业干过，对企业非常了解，对经济管理十分熟稔。“我理解，全国的扶贫工作也有‘木桶效应’，木桶的储水量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如果到2020年大理州有一批，甚至一位困难职工依旧啼饥号寒，全国就不能同步进入小康，基于‘守土有责’的角色意识，这种‘蝴蝶效应’之源，也就是这块最短的‘木板’，不应该在大理出现。”

2015年10月，程云川转岗州总工会，以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选举后出任州总工会主席，位置变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之前，他作为副州长联系州总工会长达10年，对工会非常了解，转岗工会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工作角度的微调。

类似张永祥、黎艳萍的遭遇，令程云川思考一个问题：判断一个职工是否贫困，到底是靠收入的数字来确定，还是以他所具体遇到的问题来确定？因为如前所述，按照张永祥、黎艳萍的收入，揆诸上级所发文件，他们绝对不是贫困职工!

但他们真的很穷很贫困！

“实事求是”：过去用它，可以克敌制胜，现在用它，可以克难制胜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衡量改革成效，不仅要看取消或下放的‘数字’，更要看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

显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两天后，10月10日，云南省委书记、省长陈豪在省总工会调研谈到工会改革时也提到了“实事求是”，他针对云南省县级工会平均只有7.2人的实际情况说：“云南工会改革还是要实事求是，要增强工会力量。”

从中央领导到省委领导都不约而同涉及了党的“实事求是”这个优良传统和作风，历史上，“实事求是”是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革命战争时期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亦如此。

“我在州政府工作10年，经常到困难职工家里去慰问，对他们的情况很了解，”程云川说：“困难职工是构成城市贫困的主体，他们的贫困程度甚至比农民更严重，农民还可以开荒种地，养个猪养个鸡什么的，困难职工没有这个条件。”

程云川说：“农村扶贫，中央、省委有文件要求，照着办就行，对城市贫困化，我们可能关注度不够，城市贫困面这块，远远小于农村，但由于城市在信息方面的中心辐射作用，它的影响冲击力却很大，对社会的震撼性也更大。”

“1997年以后的国企改制，是特殊背景下的做法，国企改制以后，大理州最高一年GDP增速为16%，财政收入增长为25%，大理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取得这么一个发展局面，国企改制功不可没，但是一些职工根据‘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政策下岗失业了，生活比较困难，现在条件好了，应该帮助他们解困脱困。”程云川说。

困难职工的批量存在，逼着程云川去思索，“我和州总党组的几个同志在想，如果不把城市困难职工的贫困问题解决，必然会拖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后腿，形成扶贫工作的短板，所以，我们一定要想辙，按照‘工会所能’的原则，把困难职工的贫困短板给补上。”

程云川一直有一种行善的情结无法释放，他觉得“个体行善”不如“组织行善”或者“制度行善”来的广泛，来得有力，而工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某种角度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机构，而且它是借助党委、政府的力量以及自身长期积累的公信力、美誉度、知名度来做这些善举。

“工会行善与党和政府的施政理念并不矛盾。”

程云川和他的同仁多年来一直在考虑一个或许已经习焉不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在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前进道路上，“实事求是”这个法则，“过去是党领导人民夺取胜利，建设国家的制胜宝典，并且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证明是必胜法宝，那么，在今天，在党领导人民建设富强文明富裕社会的前进道路上，还是不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程云川的回答干净利落：“是！”他说，“过去用了它，可以‘克敌制胜’，现在用了它，可以‘克难制胜’。”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必须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的生命力不因时代变迁而衰减。”他说。

帮助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不仅是一项德政，而且是一项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为此，全总领导在聚焦，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以及党组领导近年来都多次反复提及，他们要求各地、各行业工会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为党委、政府分忧，尤其要求在理念和做法上要有创新思维，要探索出一条普适的、可复制的方法，以最大限度造福困难职工。

正是为了因应这些要求，大理州、县一批工会人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勇做困难职工解、脱困的“吃螃蟹者”。

“作为工会人，面对城镇困难职工的困境以及如何解除他们的困境，我们的态度是，即使上级没有要求，依旧必须做，而现在，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从能力角度思考‘我有什么能力做’，一个是要从方法论角度思考‘我如何做’。”

程云川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改革发展，在党委、政府眼中，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工会的这种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将会更加突出，而对于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个‘我如何做’，我们大理州总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从工会本身的定位出发，找准工会在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的位置和发力点，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工会在这项工作中的作用。”

他说，“从阿基米德那句‘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经典名言，我感悟到，对于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这个重任来说，工会虽然自身力量很有限，但只要找到一个撬动全局工作的支点，就可以依托党委、政府达成目标。”

这个支点后来被发现了，它就是“系统集成”。

“五有两不愁”：一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所精心编织的困难职工安全大网

解决了“为什么要做”的问题后， 紧接着，就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顺势而生。

程云川发现，县级可以实现资源统筹，建立“系统集成机制”，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支撑、工会牵头、单位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形成部门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在这种工作思维推动下，大理州总选择了各方面工作条件比较适合的祥云县作为“范本”来先行推行这项工作。

祥云县全县总人口47.5万人，其中，截至2015年年底，全县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有5849户20272人，2015年全县生产总值达115.77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7.63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281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906元。

2016年全县的脱贫攻坚总体目标是实现下庄镇、普淜镇、鹿鸣乡3个贫困乡镇脱贫摘帽和下仓村、金旦村等21个贫困村退出贫困村行列，全县贫困发生率控制在2%以下，退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县委、政府扶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政府领导并没有忽略城市扶贫工作。

到本文截稿时，王正林出任祥云县委书记，已经超过整整380天，2015年10月11日，王正林出任祥云县委书记。

此前，他担任祥云县委副书记、县长已经4年半。

2003年3月至2011年3月，王正林曾经在宾川县委担任宣传部长，在大理州委以宣传部副部长身份兼任州委外宣办和州政府新闻办主任，长达8年的新闻宣传岗位履职阅历，使得他和媒体人接触起来很随和，也很在行。

对祥云县困难职工帮扶，他认为要不忘初心，要有爱心，“还要有信仰，信仰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自觉。”

在王正林看来，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来弥补扶贫攻坚的“短板”，甚至是去除工会可能存在的“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增强工会“三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良策。“比如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中设计了‘三个精准’的命题，这不仅是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所必须，而且主观上也是克服工会‘四化’的一剂良药，简单说，要求‘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困’，逼着我们的工会干部必须从细节上访贫问苦，必须接地气。”

“逼着工会按照全总的部署，‘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到基层’，这样，就把中央、省委、州委对新时期工会转变工作作风的问题有机融入到与党委、政府最关心的工作中来，收到一石数鸟之效。”

他说：“县里出台的32号文件，《关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意见》核心就是要解决一个‘帮谁、谁帮、怎么帮’的问题。”

这份文件指出：为深入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省、州总工会的相关要求，把全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纳入全县脱贫攻坚大局，充分发挥工会作用，补齐“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短板，确保困难职工与全县各族群众同步全面小康。

祥云县委副书记、县长黑尚锋曾经在大理市担任过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对职工，对工会，他十分了解，同时很有感情，他介绍说，“祥云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总目标，是到2018年全县困难职工脱困，2020年与全县各族群众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的标志就是，全面推动困难职工实现‘五有两不愁’，也就是劳有所得，病有所医，学有所助，住有所居，老有所养；不愁吃，不愁穿。”

“困难职工”是个大概念，具体可分为三个概念，“低保户，低保边缘户，意外致困户。”

李枝兴说：“低保户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经政府救助后，生活仍然困难的职工家庭及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但尚未纳入低保生活保障的困难职工家庭。低保边缘户是指家庭人均收入虽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低保线上浮50%以内），但由于本人或主要家庭成员患病、子女上学，残疾、单亲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意外致困户是指，因职工本人或主要家庭成员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且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3倍以内（含3倍）的。”

截至2016年8月底，祥云县上述这三类在档的国家级帮扶的困难职工共有293户，涉及供养人口1080人，其中，低保户98户，低保边缘户77户，意外致困户118户。

祥云县总工会副主席史越宇认为，“这些困难职工致困的主要原因有3个，患病，低收入，下岗失业。”

“这293户困难职工的困难主要原因我们做过逐一的、分门别类的分析，”史越宇说，“他们中，需要就医帮扶的有137人，需要就学帮扶的有43人，需要就业帮扶的有13人，需要住房帮扶的有20人，需要社保帮扶的有80人。通过分析，我们还发现，综合其他原因，需要多样性叠加帮扶的有456人次，这其中，需要就医帮扶210人次，就学帮扶的76人次，就业帮扶的63人次，住房帮扶的20人次，社保帮扶的88人次。”

“在全总所建困难职工档案之外，县总结合祥云县的实际，对意外致困的职工建立了二级档案，把他们纳入我们的帮扶档案，既要照顾全总所下达的任务，也要实事求是，切实帮扶类似黎艳萍这些意外原因致困的职工。”祥云县总常务副主席周菊焕说，“对困难职工，我们用的概念是解困脱困，就是说，对于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的在档城镇困难职工，我们重在帮他们脱困，对于意外致困户和其他类型的在档困难职工，重在解困。”

“我们定的脱困标准是通过各类政策的支撑，多种帮扶措施并进，促进这些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当地低保边缘户标准，同时实现他们的‘就医、就学、就业、住房、生活’5项保障，”她解释说，“而解困标准是，针对致困特定原因，有针对性地通过相关政策扶持，实施帮扶救助，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我们确定，全县每年预定解困脱困的比例为建档困难职工(含年度新增的困难职工）的30%以上，其中，今年要达到35%以上，2017年要达到35%以上，到2018年，全面实现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她说。

据史越宇介绍，祥云县助力困难职工解、脱困的方法措施简称“一二三四五”，“也就是打造一个平台，强化两个保障，着力三个精准，建立四项机制，实施五类帮扶。”

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打造一个平台”，就是以县级职工服务中心为依托，推行“单位授权、窗口受理、后台办结”运行模式，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提供“一站式前台帮扶服务”。

强化“两个保障”，是指强化资金保障和项目保障，设立困难职工“五有”脱困基金，2016年首期基金统筹600万元，其中，上级总工会投入200万元，县总筹集100万元，县财政配套300万元，以后年度根据实际需要，加大县财政支持和工会投入力度，提升基金保障水平，形成常态化的帮扶机制。

黑尚锋介绍，为了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行，县财政还安排给“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领导组办公室”100万元的工作经费，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给这点资金，“重要的是通过‘系统集成’，可以把党、政、社会各方面的政策资源整合起来，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所用。”

“资金的使用要精准，要克服‘大水漫灌’，实施精准的‘滴灌’，”史越宇说，“还要杜绝‘关系帮扶’‘人情帮扶’‘随意帮扶’。”

“项目保障方面，我们在巩固现有帮扶项目的基础上，深入调研广泛搜集、论证、筛选、储备一批帮扶效果好、社会效益佳的帮扶项目。”

“三个精准”是指“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困。”

“精准识别”的要义在于“确保建档立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换言之，就是要保证信息的对称性。

“精准施策”的核心在于“确保目标任务明确、资源配置合理、措施精准到位，做到区别情况、因人施助、因困施策、标本兼治”。

“精准脱困”目的在于建立解困脱困退出机制，细化量化考核标准，符合标准条件退出的困难职工继续保留系统档案一年，原帮扶政策保持不变，“有效防止脱困后的返贫返困。”

“三个精准”尤以“精准识别”为最重要，李枝兴说：“我县困难职工‘精准识别’主要按照‘进、看、算、议、评、公示、确认’的方法进行。”

他介绍，“进”就是要求工会干部亲自入户调查；“看”就是见人见家底；“算”就是详细了解困难职工家庭收入支出情况；“议”就是认真听取困难职工所在单位和调查反馈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情况准；“评”就是对照标准进行评审，符合的进入，不符合的退出；“公示”就是在所在单位公开列入对象的名单，接受监督；“确认”就是公示后没有异议的，重新建立档案，列为解困脱困对象。

所以要扼住“精准”两字做文章，程云川认为，“再丰富的资源也总是有限，‘三个精准’其实核心就是‘好钢用到刀刃上’这句话，其次，还有个公平正义的意思，如果不精准，该帮的没帮，不该帮的帮了，‘祥云样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四项机制”首先是“系统集成机制”，然后是“结对帮扶机制、服务清单机制、目标责任机制。”

“四项机制”中“系统集成”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的雏形可以从30年前中国式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美国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中找到基因，但显然，它的视野景深和契合实际的效果远在简单的“综合治理”理念和“一般系统论”之上。

“通过‘系统集成’机制，我们不仅策动了党委、政府积极的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优势资源，而且因此调动了县人社局、财政局、卫计局、民政局、妇联、金融、乡镇等27个部门的协力，”程云川认为它是一项工会依托党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经典之作，“它是一个汇集党、政、工和全社会，构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支撑、工会牵头、单位负责、社会参与’的庞大体系，全县各部门脱贫攻坚政策措施与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有效对接、系统集成、全面覆盖。”

当然了，这4项机制本身就是“系统集成”的典范。

对此，程云川认为，不特如此，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

最后是实施“五类帮扶”。

“五类帮扶”立足于全县困难职工实际致困原因，制定“一户一档案，一户一计划，一户一措施”，坚持“分类帮扶，精准施策”，实施好“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社保”帮扶。

由于有了“系统集成”的合成效果，这被细化为“就医、就学、就业、住房、社保”等5个板块的帮扶，分别由人社、卫计（负责就医帮扶）；民政、妇联、团委、关工委、残联、红十字会、企业家协会、慈善会（负责就学帮扶）；人社、扶贫、金融、工商联、团委、妇联（负责就业帮扶）；住建部门的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有关政策措施（负责住房帮扶）；人社、工信、商务、供销、工商联、工业园区（负责社保帮扶）。

很明显，为了293户困难职工，祥云县是全县总动员。

在这个庞大的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网络中，有两个核心人物必须点出来，这就是县委书记王正林和县长黑尚锋，他们都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领导组”的组长，李枝兴认为，“这意味着，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两位县里最主要的领导都是这项工作的奋力推进者，也是亲力亲为者。”

李枝兴介绍，此外，整个工作的推进，监督和督办的负责机构为县纪委，“若工作推进不力，或者缺位不到位，或者疏漏闪失，或者胡乱作为，以及出现其他对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有负面影响的现象，县纪委将及时跟进问责。”

从县委发的文件中不难发现，在推行这项工作的组织架构中，县纪委占有十分突出和重要地位，比如，具体的“督察考核工作组”，由“县委督察室”和“县政府督察室”及两室主任王星灿、杨志才担纲牵头，责任部门则囊括县纪委、组织部、教育局、民政局、人社局、住建局、统计局、卫计局、县总以及各乡镇工会等。

换言之，党委、政府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所有责任部门及其领导的头顶，敷衍塞责或者胡乱作为、弄虚作假之类的毛病一旦出现，或许“定斩不饶”。

党政和社会资源从工会工作角度被调动、运用到这个份上，在云南129个县、（市）区，迄今尚无第二家。

“祥云样本”的核心价值：“用5%的工会资源撬动95%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囿于工会的角色和资源的有限性，工会不可能“包打天下”，而是应该借力而为、顺势而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因此，云南省总10多年前在推出“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项金牌工作时，就总结出3句话，把工会与党政、职工之间的辩证关系分得甚为分明：“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

换言之，工会工作必须在“谋、需、能”3个关键词上做足功课。

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对这3个关键词作了解读，她说：“党政所谋的事，必然是一定时期和一个地区的中心工作，工会‘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的基本准则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党委政府的各种筹谋；职工需要工会办的事会有很多，要选择他最急需、最紧迫、最重要的事去思考；工会不是全能的，不能包揽一切，工会要做的事，必须是我们有条件、有资源、有能力顾及的事。一句话，省总党组总结的这3句话，要求我们必须在‘谋’、‘需’、‘能’这3个节点上寻找到平衡点，这的确考人，12年前，在‘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个问题上，是云南省总找到的最佳平衡点，也是一个工会工作的范例。”

事实上，大理州总素有这个理念和做派。

州总党组原书记、常务副主席赵明光说：“大理州总早在10年前，就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并付诸工作实践，“当时我们就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巧妙化为工会工作的抓手，比如当时全州的构建和谐企业、建立健全基层工会组织、动员职工参与技术技能大赛这几项工作，既是州委、州政府关于企业和职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同时被我们变为借势取得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帮助的工会工作抓手，最后取得了令党政领导十分满意的效果。”

他介绍，2007年，州总就争取到州委和州政府的支持，联合安监局、劳动保障局、文明办、经委、企业联合会、国资委、工商联等7家相关单位，从劳动用工管理制度等11个方面，评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很明显，从10年前的大理州总工作范式，就可以找到今天系统化并高度成熟的“系统集成”机制的脉络。

赵明光认为，“只不过今天的‘系统集成机制’更系统、更成熟、更有高度，效果也更好。”

云南省总、大理州总这种“到位又不越位，热情不乏理智”的工作模式实际上与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思路非常“合辙押韵”，省委、省政府不希望工会超出自己的角色、领域、能力、资源等等既定范畴而“越俎代庖”。

10月10日下午，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长陈豪到省总工会调研，在听取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汇报云南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思路时，他插话指示说：“政府人社部门能做的事，工会别去抢，要和人社部门联动。工会帮困就3句话:一般困难积极帮、突发困难及时帮、突出困难重点帮。”

有意思的是，大理州总和祥云县委、政府在策划和推出“祥云样本”时，并不知悉陈豪为工会帮困所划定的“界线”，但其思路和做法却别无二致。

“祥云样本”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路径，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动员策动党、政、社会多达27个部门或者行业，乃至全社会进入参与，“这系统所整合的能力不是27个部门或者全社会合力的简单叠加，它的力量相当巨大，因为在这些部门、行业中，各自有自己的政策、财力、人力、物力、经验、技术、背景等等资源，这段时间这项工作的顺利进展”，程云川说：“以前缺乏的不是各类资源，而是缺乏整合，因此没有形成合力，单打独斗或者单兵突进，对于要解决城市困难职工这个社会阶层的贫困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系统集成机制就是把陈豪书记关于工会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指示具体化了。”

至于“祥云样本”如何调集整合了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多少资源，工会自己又“支出”多少资源，囿于技术困难无法精细地计算出，但程云川用了一个百分比来表述，他说：“用这个百分比的意思，我是想表明，对于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这项工作来说，工会资源的投入是极少数，通过工会的努力所富集的党委、政府以及社会资源，占这个百分比的绝大多数。”

“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把这项工作投入的各种资源总的量化为100元，那么，党委、政府和社会投入占95元，工会的投入最多就5元，换句话说，工会用5元钱的投入，调动了来自党政社会的95元，在你所说的城市解困帮困的‘祥云样本’中，工会主要是在其中起到‘牵头’的作用。”

不夸张地说，“祥云样本”具有普适性，具有可复制性，它对当前各级工会积极融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是一种有益的启示，在全国同步奔小康的扶贫脱困大格局中，它可以成为各地工会和党委、政府从事城市解困脱困的一条成功经验。

“祥云样本”业经各种调研反映，引起省总领导的高度关注。

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当然不是大理州的特例，云南全省目前有在档困难职工85852人，涉及供养人口23.95万人，其中低保户24518户，低保边缘户32461户，意外致困户28873户。

面对这85852位困难职工，全省有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总工会，加上企业工会，大家都在思考，并探索一些方法，比如昆明市作为全省的核心区域，昆明市总所属各县区市总工会都有动作——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主席戚永宏告诉笔者，昆明市总早在2015年就针对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做到了一户一档案，一户一计划，一户一措施，因困施策，精准帮扶，要保证建档立卡的困难职工如期解困脱困。”

在市总的总协调和指导下，各县市区总工会纷纷行动，各显其能。

该市盘龙区针对困难职工实际，积极推动“贷免扶补、小额贷款”，竭力鼓励并推动全区的困难职工自主创业、实现就业并解困脱困，据区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许永春介绍，“2014年以来，共发放各级财政送温暖资金217.47万元，帮扶困难职工5575人次，发放职工医疗互助金1289.4万元，惠及职工7.7万人次。”

宜良县总举办了家政、育婴师、烹调、电工、焊工、种植、养殖等培训班，3100名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实现了培训合格率和就业率100%。

安宁市则从加大帮扶力度，提高救助标准建立就业救助机制，促进再就业顺利实施，开展贷免扶补、小额担保贷款以助力困难职工。

节日慰问是工会扶贫的一个重要契机，五华区总工会根据实情，确定了低保户、低保边缘户、意外致困户、孤居老职工、失独职工、困难劳模、困难先进农民工、节日期间坚守重点工程、一线岗位的劳模先进和职工代表八类慰问对象，将帮扶救助范围细分为“大病救助”“特殊救助”和“临时救助”三类，将职工大病救助标准由原个人年度4000元，视病情和困难程度提高到个人年度6000元至1万元。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期间，嵩明县总工会根据解困脱困工作要求，对全县劳模、困难职工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一线困难职工326人进行了送温暖活动，慰问金额达32.6万元。西山区总工会积极开展下岗、失业和创业人员创业帮扶贷款工作，共为从事日用百货、副食品销售、餐饮、服装、文具办公用品、饰品皮包、汽车零配件、运输业等行业的72名创业人员发创业担保贷款534万元，带动146人就业。

不仅地方如此，企业工会也在探索如何对困难职工施以援手。

比如，昆明铁路局工会2006年以来将“输血”与“造血”并举，在对困难职工家庭以救助金和实物等进行帮扶救助的同时，认真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包保制度，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生活、大病就医、子女上学和就业等困难。10年来，昆明铁路局工会共救助职工9万余人次，切实解决了职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协调帮助困难职工家属女子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

通过各地的努力，截至2016年9月，昆明市建档立卡的困难职工数量已经由之前的12574户(涉及供养人口33532人）减少到7233户（涉及供养人口16026人)。

很显然，以上所例举的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主要还是利用工会有限的资源在作最大的努力，宅心仁厚，其忠可鉴，其情可嘉。

而基于效果的考量，这些工会也在翘首有一种普适而有效的助力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方法可资借鉴使用，因此，“祥云样本”一旦破题，它或许就是全省工会的福音，而不是大理州所独享的“专利”。

“天下工会是一家，哪能成为我们的‘专利’呢？”程云川朗声而笑，“推出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全省工会普遍适用的，帮助党委、政府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一种方法，因为有这个考虑因素，从一开始设计具体的方法时，我们既从大理州、祥云县本地实际出发，也考虑了全省，甚至全国相同的问题，我们感到，全国540万名城市困难职工所面临的困难情况，全国县级基层工会所遭遇的困境，全国县级党政所必须应对的扶贫攻坚任务，诸如这些，与大理州和祥云县只有微殊，没有显别，所以祥云县这个做法普适性很强，实际上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复制。”

“换言之，我想表达的是，‘祥云样本’中的3个核心举措，一个是构建系统集成机制，再一个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的工作格局，第三是党委和政府一把手亲自担责，亲力亲为地出面组织出面抓，只要有心有情，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在所有县市区都可以办到，因此，的确没有门槛。”

“还要强调的是，‘祥云样本’所以称之为‘样本’，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帮助县内293户、1080位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而在于因此产生的理念、运作方式和价值评判，在于它的高复制性，我们是想通过在祥云县的试验性实践，把它的模式推向全州，乃至被各地结合当地实际采纳修订后推向全省，以至全国。”饱浸中外经营管理理论的程云川颇有想法，“西部工业化滞后地区，不等于不会产生前沿性的工运理论，现在的工会干部好学习，求上进，他们的素质今非昔比，而且网络发达，大家学习思考交流的条件没有‘东部、西部’的先进与落后之分。”

在云南省总，对这个问题，省总领导早已倾心、倾情、倾力，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和省总党组成员无不对城市困难职工恫瘝在抱，他们对这个困难群体不仅有着殷切的关注，还有着精到详细的分析。

“我省职工困难程度深，自我脱困能力较弱，”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说，“严峻的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我们估计困难职工群体还会不断扩大，因此也急需按照陈豪书记的要求，尽快找到一条行之有效，放之全省而皆准的工会帮扶路子来应对这个困难群体如何解困脱困，在这个问题上，‘时间紧，任务重’不是套话，是实实在在的紧迫问题，因此，大理州总和祥云县党委、政府以及工会的探索，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我想，如果‘祥云样本’在实践中获得普遍成功，甚至可以把它推荐到全国，毕竟全国还有540多万名困难职工及其家庭等待解困脱困。”

但是，囿于工作性质，地、市级以上的工会领导机关很难出经验或者工作样板，他们也在期待基层工会的“探索和发现”，所以，一听说大理州总在祥云试点以“集成机制”整合党、政和社会资源，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工作进展顺利，立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9月13日，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彭增梅专门带着省总有关部门和昆明市总副主席李祥到祥云实地调研“祥云样本”。

彭增梅作为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州总主席，对祥云县的情况十分熟悉，在认真详尽走访调查之后，她对“祥云样本”很看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建议省总也以“祥云样本”为参考蓝本，拷贝“祥云路径”，尽早出台全省类似文件，以推动云南85852名困难职工尽快脱离困境。

从“祥云样本”本身的特色考察，它之所以有广泛的可复制性，还在于程云川、王正林、黑尚锋、赵明光、李枝兴等人在创意和设计这个“样本”一开始的理念，他们认为，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最大难度不是别的，而是相关领导的认识和理念是否统一在“系统集成机制”上，所以，所谓“祥云样本”就有一个与以往任何一条政策出台后有待于实践去检验其成效相迥异的价值和“特色”——

“它最大的困难在于‘破题’，或者在于‘系统集成机制’的有效建立。”对工会工作颇有研究，观点总是深入独到的大理州总工会党组原书记、常务副主席赵明光认为，“一旦‘系统集成机制’得以建立，工作‘破题’后，这项工作基本上就做成了，余下的，就是一个按照各自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有序进行的过程。”

就是说，“病”已找准，“药”是特效，“药”到“病”必除，“疗效”的取得只需假以时日。

“‘祥云样本’的点睛之作就是‘系统集成机制’的有效建立，集则成，集则大成，”程云川说，“什么是系统集成？就是用系统的思维和眼光去集成，以系统性的方式去集成，最后把来自党委、政府、工会以及社会的所有这些资源汇集成为一个更为强大、博大的大系统，这样就能应对困难职工解困脱困问题了。”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是城市贫困的重要一环，致贫的原因或许不复杂，但解困脱困的药方构成却很复杂，在今天，这项工作不仅具有高度政治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技巧性，我认为是个技术活儿，仅有高涨的激情和正确的立场还大大不够，其实，通过这项工作的实施，我们也想在工会改革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比如，工会怎样有机、自然、巧妙地融入政府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去。”他说。

“祥云样本”推行以后，因为它的精细、精致、精准、精明，程云川从中发现了一个有益于工会改革的新角度，他觉得，“祥云样本”对云南工会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启示，“从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中，不难发现包含着不少去‘四化’，强‘三性’的工会改革内容，全总在2012年开年就提出‘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去‘四化’，强‘三性’的一剂良药，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这项活动，把工会改革落到实处，抓出实效来。”

苍山之巅，赤旗猎猎；洱海之滨，鼓角争鸣。

千年南诏故地，七彩祥云驾临……

(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所涉及的困难职工姓名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