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何以“复归”？

（原标题：康有为何以“复归”？）

章永乐
上接E1


放眼全球，这并不是特别新鲜的现象。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力作《文明的冲突》中曾反复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那些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往往都会积极地重建当下与前工业时代传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只不过再次验证了这一敏锐观察而已。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十余年，他周游列国，考察政俗，以系统更新后的“三世说”（源于公羊学派对于古代经典《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与发挥，认为人类社会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之中循环，康有为将其改造成一种线性的进化论）为框架，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前途。他的名篇《大同书》，是对“三世说”的深化发展，他的“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虚君共和论”、“儒教国教论”等等，莫不在“三世说”的框架之中展开。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康有为的“儒教国教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所切中的，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对的“人心秩序”的问题。一些认同“新儒学”或类似思想的学人群体，也从中获得了激励和启发，试图将百年之前康有为提出的命题接续下去。

“大同”“小康”（小标二）

但是，模仿西方基督教建立有形的教会，乃至获得“监国”的地位，从而在官方之外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且不论是否具有现实操作性，它符合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吗？它真正有利于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吗？对于宗教信仰多元化背景下的中国边疆民族治理，它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这种种话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不管怎么样，正是知识界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议，使得各方不断回到康有为当初的论述，反而让沉寂多年的“南海圣人”有机会“重出江湖”。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晚年的政治思考与近三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存在着某些精神气质上的亲和性。中共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本来就选择性地继承了一些康有为的思想，尤其是经过他阐发的“大同”与“小康”理念。毛泽东时代求“大同”，邓小平时代讲“小康”，目前官方也是将“大同”作为远期理想，“全面小康”才是近期的工作目标。
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生前仅发表片段，他担心书中观点被用来反对他当下的实践主张，晚年尽量予以淡化，强调中国未具备合适的历史条件，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论述面临的历史处境，不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吗？
既然都是强调循序渐进，当年康有为的一些观点，对近百年后的今天的社会治理，也就有了一定的参考意义。康有为预设了一个演变中的国际秩序，晚清中国正处于“据乱世”，面临剧烈的国际竞争。在他看来，中国的政体选择，必须审慎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中国本身是个内部差异很大，也存在某种潜在离心力的国家。康有为曾说过：“以政体言之，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道路未通，种族不一，非有强力之政府，必不能统治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要做到遏制离心力，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参与国际竞争。
比如说，1913年编制《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康有为考虑到中国政党体系的发育尚不成熟，就将重心放在行政体系而非立法权上。该草案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自主任命国务员和驻外公使的权力，同时却不赋予议会以倒阁权，议会在康拟《宪法草案》中的核心权力，仅限于立法和批准预算。按照这种设计，民国政府的议会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与总统长期对立的议会。
也就是说，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就意识到，“议会中心主义”在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近代历史的最终走向，基本验证了他的预想。1913年时，国民党一度是国会第一大党，试图通过立宪创建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新政体，但很快遭到失败。此后，在整个二十世纪，“议会中心主义”的蓝图从来没有变成过中国的现实。


康式“共和”（小标三）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思潮一度相当流行。在地方自治制度的设计上，康有为赞同的是“乡邑自治”，而非“联省自治”。他的理由是，中国一省的地域人口规模，常常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以之作为自治单位，将造成极大的离心力。他主张“废省”，回到唐宋时期的州府制。他甚至觉得，即便是州府，作为一个自治单位也太大了，最好是以乡作为一个基本自治单位，才能够同时满足促进政治参与和强化中央权威两大需要。
尽管上述制度设计在今天未必有直接参照意义，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却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事实上，他是将政治参与放到国家建构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虑，综合考虑多种功能需要，而非直奔一个理想模式，不顾其他。
康有为同样十分重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国家整合的意义。1923年11月在西安所作的《长安讲演录》中，他提出“不能共则不能和”的主张，并解释说，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运作顺畅，与其工业化及基础设施成就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他特别强调19世纪法国铁路的修筑，大大减少了革命和骚乱，而民初中国则是“铁路未筑，电话不通，银行不立，有片面之共和，无公共之共和……”。民初铁路无法到达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于是“凡铁路未达之地，可处处分裂；夫分裂愈甚，兵争愈多矣。夫凡戒严之地，必改行专制。兵争多，则武人执政，时时戒严，日日专制。虽欲至共和，如何至共和？”
康有为的意思很清楚，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尤其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民众“共”的属性，如此才能达到“和”的效果。如今，号称“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在国家基础能力的增强与共和政体运作质量的提升之间，已形成相互促进关系。此时，再回望那些在国家基础能力尚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引入竞争性选举政体之后的种种乱象，康有为早年的许多观察，可谓洞若观火。
故此，“不能共则不能和”，是康有为无意之中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共和主义思想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一个值得今人“接着讲”的命题。 可惜的是，康有为始终没能理解在他晚年时蓬勃兴起的列宁主义新式政党，看不到后者在国家建设方面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大大限制了他的共和思考的深度。


“圣人”预言（小标四）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勃兴的清末民初，康有为就有了非常系统的关于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的思考。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曾将康有为的理论体系，称为“儒学普遍主义”，这一命名强调的是，康有为在中国从“大一统”重返“列国时代”的背景下，改造儒家经学，其意图不仅在解释中国，而且是解释整个世界的变迁。康氏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但他设想了超越这个国际秩序的世界远景。在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今天，这种思考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康有为是晚清对世界最为了解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流亡海外期间，足迹遍及五大洲，以“神农尝百草”自况，考察各国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形成系列游记。他曾在巴黎登热气球，在布达佩斯泡温泉，在斯德哥尔摩东南部稍士巴顿岛上建“北海草堂”，在北冰洋那岌岛看极光，在美国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宰恩小城对数千听众发表演讲，在墨西哥托雷翁投资银行和地产，并与墨西哥总统迪亚斯谈笑风生，许多游历经验是晚清的士大夫们乃至今天的知识分子都难以想象的。康有为对世界秩序走向的思考，正是建立在他亲身游历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康有为对世界局势走向的预测，日后有很多落了空，却仍不乏启发意义。1913年在《不忍》杂志（由保皇会在上海开办的广智书局发行）刊出的《大同书》片段中，他期待“吾国若自强而霸于亚，德统于欧，美统于美，此三国者，大地之候补霸者乎！”并预测“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并于德……其班、葡初合于法，继合于英…… 而英有内变，或与德战而败……”
据此，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建立起来的俄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五强相互协调的体系，将发生最终的大决裂。合并了瑞典、丹麦、荷兰、瑞士的德国，将与合并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英国之间发生战争，而德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随着英国的战败，大英帝国会分崩离析，印度则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成为区域霸权，德国将夺取大英帝国的某些遗产。
第二年即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称欧战），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两次挑战英国霸权虽均遭失败了，却沉重地打击了英国霸权，加速了美国的崛起，印度果然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德国未能以战争手段取得欧洲的领导权，却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借助强劲的经济实力迂回地获得了在欧盟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年以战争手段未能实现的欧洲“区域一体化”，现在用和平方式大体上成为现实了。
康有为的国际经验，仍然统合于他的“三世说”理论框架。根据他的设想，世界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列国将在激烈竞争之中逐渐整合，形成某些区域实体，最终走向世界大同。由此，“升平世”，亦即小康之世，正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关键阶段。今日正建设“全面小康”的中国社会，“区域一体化”同样是曝光频率很高的政策热词。此刻重读康之论述，可谓正逢其时。

余音未了（小标五）

康有为在21世纪中国的“复归”本身，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当代思想史事件。这一“复归”的首要原因，还是时势的变化：当代中国人从自身处境出发，重新“发现”了康有为，将他的某些思想创见和超前观察，作为有益的参照。有人关注二十世纪革命者选择性继承的那部分康有为思想遗产，有人想通过他的另一些思考去否定二十世纪的中国道路，也有人想通过康有为来寻找走出今日普遍信仰危机之路，也这些不同方向的选择，既反映了康有为思想遗产的丰富性，也反映了当下时代的复杂性。
能够以更理性、更全面的态度接受多样化的康有为思想遗产，这是我们时代的进步。他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但提供的答案却未必是最好的。无论如何，今人欲准确把握当下的社会发展与世界秩序，无疑需要像他那样，展开新一轮的“周游列国”之旅，并与历史人物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以求迸发有益的思想火花。
明年3月，就是康有为去世九十周年。对这样一位在近代中国国家构建进程中充满争议，而影响又历久不衰的思想家来说，重新回顾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探究答案的方式，而非固守他所给出的具体结论，或许才是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及中国近代宪法史、思想史等，近年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2016年增订第二版近日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