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于都：起点处，征途未结束）
新华社记者白旭 黄燕 吴锺昊
从于都渡河出发开始长征，红军8.6万人用了4天，而守护这处长征出发地，张小平和父亲已经用了两代人的时间。
“父亲让我一定要坚守在这里。”这位47岁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说。
位于江西省南部的于都县，有2200多年的历史。八十年多前人类历史上那次著名的远征让它广为人知。
从于都，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于1934年10月出发，一年后到达陕北。
张小平所在的纪念馆就建在当年红军过河的东门渡口旁。河边一块一人多高的石头上，有杨成武将军题写的“长征渡口”。
长征中，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几乎参与了所有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战略行动，包括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和飞夺泸定桥。
（小标题）长征第一渡
“三十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讲的就是当年于都百姓秘密帮助红军从全县十个渡口安全渡河的故事。
50岁的于都县渔民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学仁曾听祖父母讲过于都渔民帮助红军渡河的故事。“红军跟船公拉家常，说不会欺压老百姓。他们不像 白鬼子 那样气势汹汹、一副煞相。”
当时，一个家族二十条船一晚上能渡3000人，很多渔民的先辈都帮过忙。
为避免被敌机发现，渡河的浮桥每天傍晚架设，用的多是百姓提供的渔船和门板床板。渡河延续到次日早上五点，随后拆浮桥，船只则隐匿在岸边的树丛中，河滩上留下的脚印要用树枝或扫帚清除。
这段传奇在当地口耳相传。也正是这样的传奇故事，让张小平的养父张德美与长征结下不解之缘。
因为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张小平被过继给了族里的叔叔，也就是后来的父亲。
1968年，张德美参与筹备关于毛泽东在于都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纪念馆。期间，他从老红军老苏区干部那里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此对长征历史产生了兴趣。
后来的十几年，张德美走过大半个中国，访问了两百多位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积累了三十多本采访记录，这些现在成为了纪念馆的珍贵资料。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于都县城的赣南三级干部大会旧址建成。张小平那时在农村上中学，“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懵懂。”
1986年12月，张父按照当时的“顶编”政策，安排儿子到文化系统工作，自己则提前退了休。
张小平因此成为纪念馆的讲解员，背了几星期讲解词，“当时觉得乏味死了，看了都想打瞌睡”。张父出题考儿子，不甚满意，要求他去看书查资料，“不耻下问”。
于是，一到周末张小平就和同事各骑一辆自行车，“跟着讲解词走”，寻访老干部老红军。
在医院病房里，张小平和同事见到了当时已八九十岁的老红军易诗佳。老人问，在他们眼里长征途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两个“小毛孩”给出打胜仗、受表彰、在茅台镇跳进酒池疗伤等答案。
“老人说，是消灭 革命虫 ！就是行军休息时晒着太阳抓跳蚤！”近30年过去了，张小平对此仍记忆犹新。“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想象。老红军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我们触动很大。”
一次，张小平问老红军杨仁照应该享受什么政策待遇。老人说：我们还有命，那些名字躺在烈士纪念碑上的战友享受到什么了呢？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有什么可抱怨的？
对长征的了解增加，让原本想研究古代史的张小平爱上了这份工作。他对工作起初“乏味”的感觉也变成“很有些味道了”。
2003年，纪念馆因扩建迁至现址，与原有的长征第一渡纪念碑组成纪念园。张小平说，纪念园鸟瞰形似一杆步枪，纪念碑是扳机，纪念馆是枪托，“这是一种巧合，不是设计出来的。”
馆外，耸立着一尊“长征五号”模型，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的。“火箭象征着最高科技，它是长征精神的延续。”他说。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张小平为展馆设计了一面草鞋墙：用80双草鞋拼出中国地图的样子，大小红星分别代指北京和于都，“象征着草鞋走出了新中国。”
“守着这段历史很有必要，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行。”他说。
（小标题）于都的长征印记
长征印记，在于都随处可见。
张小平的小女儿去年10月21日出生，“正是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日子。如果是男孩，有可能起名叫张长征。”
80多年前没有一座桥的于都，现有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等近十座桥。走几步，就有可能遇到名叫长征的广场、公园、酒店、网咖、餐厅或印厂。县城两条主干道分别名为红军大道和长征大道。
丁赖香就在长征大道上的长征手机超市工作。
32岁的她自认为“跟长征特别有缘”：家住长征源小学旁边，一双儿女就在这里上学；自己以前在长征源书店工作；爷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她还记得爷爷腰上有个子弹坑疤，是长征时留下的。
这家手机店开了十多年。“叫长征是一种信仰吧。”她说，今年这个店还吸引了媒体前来采访。
长征给于都留下的历史遗产，正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追溯长征历史的人。
2002年，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从这里出发，用了384天重走长征路，并著书《两个人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悲壮的章节。”马普安说，“要了解那段历史，你不但要读要看，还要触碰它，闻到它的气味，品尝它的味道，只有那样你才能知道它真正的意义。”
一位80岁的退休医生从厦门独自来到这里。不愿透露姓名的他曾上过抗美援朝战场，退休后四处旅行，去过叙利亚、以色列，也重访过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印记。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们要记住历史。长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他说：“无论什么时候，爱国都应该是价值观的基础。有了这个前提，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去过遵义、腊子口等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发现当地的经济仍欠发展，人们的生活有待改善。
于都也如此。
（小标题）新起点，新出路
上午九时，50岁的彭小兰还在早市上卖鱼。那些鱼是她丈夫李明富当天的收获。李明富一般晚上八点放网，早上四五点收网。
她六点多到集市，没有正式摊位，就在一个小路口两侧铺上塑料编织袋，摆上鱼，等待买家。
“今天打的鱼多，有二十多斤，这样的情况不多见。”她说，“现在鱼不好打了，平时每天不到十斤。建了发电站河不通了，鱼少了。”
她的忧虑不止这一点。54岁的丈夫患有糖尿病，不能天天打鱼，每月药费还要花几百元。两个女儿已工作，有时会补贴家用。17岁的小儿子不会打鱼，等身份证办好，还要继续外出。
彭小兰一家是于都县渔民村的村民。这个村成立不到三年，2400多村民散居在绵延120公里的河岸边。村里三分之一的人到福建、广东等地务工，不再打鱼，五十多名渔民在县里的楂林工业园上班。留守的主要是中老年人，仍靠捕鱼为生。
村党支部书记李学仁说，近年来城市化、建桥筑坝、环境污染等对渔业的冲击，使得渔民面临渔业资源和收入急剧下降的问题。然而，三分之二的村民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享受城市低保。
李学仁想为村里136名60岁以上的渔民争取到失地农民享有的阳光保险，使他们每月的生活补助能从80元增加到350元，但尚未如愿。
“说我们没有地，不算失地，但我们是 失河 啊，”他解释。
渔民村今天遭遇的尴尬，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李学仁说，为了让这些劳作和生活均在船上的渔民过上安定的日子，政府于1966年给每个渔民分了一块地建房子。
但这些渔民不属于当地的村子，无法享受农民的各种待遇。这也是成立渔民村的原因之一，让渔民诉求有应，归属感更强。
李学仁计划成立渔民专业合作社，建渔人码头及新鲜鱼市，方便渔民靠岸卖鱼。在他办公室不远处，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建设渔民新村。他希望政府能在交通等方面给予更多扶持。
“战争年代，渔民是杀不光的，因为跳进水里就有活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出路的。”他说。
(原标题：于都：起点处，征途未结束)
本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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