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经济赶超之旅何以几度被打断

（原标题：拉美的经济赶超之旅何以几度被打断）

——读弗朗西斯·福山主编《落后之源》

徐 瑾

除了写作大师、足球与各类危机，拉丁美洲对世界还意味着什么？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主编的《落后之源》为我们观察拉美提供了颇有意味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想象一个外星人，如果500年前来到地球，那时欧洲人刚来到美洲，这个外星人不需要多聪明，也会发现整个美洲最富裕的地区是现在的玻利维亚与秘鲁境内。从历史记录看，南美洲文明程度显然比北美洲更高级更系统，比如当时的印加帝国已经建造笔直的道路，其中的技术手段以及组织动员能力，直到今天仍令人称奇。

如果这个外星人两百年后再来，他会发现，北美洲与南美洲几乎没什么不同，人均收入也相差无几，当时拉美的人均收入是521美元，而独立之前美国是527美元。直到20世纪初，这个外星人才会感到一些变化，如美国已崛起，但当时阿根廷富庶程度依旧可排名世界前十。然而，最近几十年，如果这个外星人再来看南北美洲，可能会困惑，美国早已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美不少国家仍旧陷于政治动荡、军事独裁不说，经济也在汇率危机、通货膨胀及各类债务危机边缘挣扎。

拉美到底怎么了，它与美国的差距是怎么被拉大的，这是福山等学者新著《落后之源》力图解释的一点，除了福山之外，本书还囊括了诸多领域学者，如罗宾逊、罗特、屈尔瓦勒等人，可谓跨学科跨国家成果。

按《落后之源》的分类，拉美与美国之间对比关系可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1492年到19世纪，虽然有殖民与战争破坏，但拉美与北美基本并驾齐驱；其次是1820年到1870之间，拉美与北美各自争取独立，但是拉美付出的代价高于美国，于是差距开始形成；第三阶段是1870年至1970年，拉美开始追赶美国，政治情况也趋于稳定；第四阶段从1970年之后到2000年，拉美出现各类独裁统治，各类经济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频频出现，南美北美差距逐渐拉大；2000年迄今为第五阶段，不仅拉美与美国差距没有缩小，拉美内部也出现各种不平衡，有的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时光，有的则遭遇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关于拉美为何落后于美国（或说主流西方世界），学界大致有三种解释。首先是自然禀赋说，以颇负盛名的贾雷德·戴蒙德为代表。他认为比起西班牙之类宗主国，秘鲁等美洲国家的地理环境条件对农业有更多限制。与戴蒙德类似，还有自然资源、气候、疾病等不同角度解释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不同，但总体而言，这一说法影响在减弱。

其次，文化因素成为理解两个美洲差异的重要解释。福山强调，文化更多是作为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出现，即不存在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变化更多依赖于社会变化。也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用我国学者秦晖的话作为总结：“文化无高低，制度有高下”，制度说也因此成为主流解释。在国别比较中，制度成为很多学者不得不涉及的领域，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都有探讨。

拉美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更多是以经济作为划分指标的，但福山等学者更看重政治因素，因此制度决定论成为拉美与美国差距拉大的主要解释框架，尤其殖民经历的不同，构成拉美和北美巨大不同。这点在《国家为什么失败》等书也强调过，即北美和拉美不同在于，前者可供剥削的土著比较少，最终有利于形成包容性制度，而后者因为一开始就建立在少数人剥削广大土著之上，不仅不平等问题迄今没解决，而且使得其社会制度越来越趋于攫取性。

当然，制度说并非创见，制度有广泛的定义，其演变进化也依赖于精英群体与一般民众的认同与互动。比起解释制度为何决定一国情况，提出一国政治制度如何进化更有意义。在拉美与美国案例之中，福山提出了三点和制度有关的思考：先是政策因素，即进口替代与开放贸易政策之别；其次是制度因素，包括旨在缓和矛盾、促进集体行动的财产权保护制度、法治制度和政治制度；最后则是社会结构，即承认国家内部潜在的阶级、种族和地区分歧。

对社会结构的重视，是福山务实的一面，不同的制度在不同土壤中有不同的发展。福山的优势就在于他强调国家（state）并非理所当然，在左右两派的各类政策建议以及意识形态幻想遭遇冰冷现实挫败的时候，回顾历史以及制度的起源，尤其有必要。

更大视角来看，二十世纪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之一，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即使专制政体也不得不为自己量身订制自我定义的民主，这也引发福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感叹历史的终结。幸运与不幸的是，历史还在继续，随着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变化，新自由主义思潮遭遇挑战，各个国家也遭遇不同的危机，其中焦点正在于政治制度的朽坏与经济增长的萎靡。再加上社会普遍对于不平等的反弹，导致了不同程度出现民粹上升的态势。福山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变化，在近年继续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等著述中，甚至引发福山是否还是福山主义者的争议。

回看《落后之源》，以拉美作为镜像，其内容正贯穿了这一思路，也借鉴了不少历史学成果，将现实国家的处境与现代化的理论结合起来。也正因此，本书其结论也颇为务实，并没有推销某种打包的政策万能丹药，而是给出一些可能的方向，即一方面承认拉美本身存在很多天生政治缺陷，另一方面指出拉美在有效的经济政策、制度变革以及政治建设之外，提出拉美应建立更为开明的社会政策。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去改变经济政治领域的不公正。不公正，及其副产品不平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撕裂了拉美社会各阶层，以至于政策甚至政治制度不断摇摆，几度打断拉美曾经大有希望的经济赶超之旅。

《落后之源》诠释美国和拉美之间鸿沟，但思考却未必止步于此。拉美与美国的对比，意义并不局限于此，这其实是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国际比较研究时候，因为美国学术影响以及完备数据，很多国家其实是被作为美国模板的对比而在政治经济历史等层面被比较的，其结果无不参考意义，但或许部分也正因此，引发不少反对美国化等反弹之声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一方面，国情特殊论在世界各地都很通行，另一方面，反美在拉美始终是一种流行思潮，即使欧美尤其美国一直源源不断地向拉美输出各类思想（甚至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玻利瓦尔也认可“我们享有的权利源于欧洲”），原因是什么？抛开政治因素以及舆论倾向，民众对于美国政策以及实力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即使在美国有着崇高威望的时期，拉美民众的心中依然涌动着一股不快甚至怨恨的潜流”。

其实，对这些赶超国家而言，最理想的模式并非成为美国还是“到达丹麦”。“到达丹麦”是一个名词，福山也曾借用过，是形容一个国家达到了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等中等发达国家阶段，其核心在于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到达丹麦”是一种参照系，也是一种象征，而且其意象相对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目标也未必如超英赶美那般宏大，所以更容易为赶超国的民众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应该意识到，“到达丹麦”不是童话，不仅是民众诉求与国家发展的需求，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通往丹麦的道路不只是一条，也充满了试错与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