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银行家的政坛情仇（下）

（原标题：一个平民银行家的政坛情仇（下））

为陈光甫（1881—1976年）逝世四十周年而作
一山
1927年4月18日，以陈光甫等为首的上海银行界人士联名致电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声明暂与武汉国民政府断绝一切金融关系。声明中称：
“今武汉当局查封备行库存，停止兑现，推其用意，无非强迫吸收各行现金，供给政府需用；一面滥发无准备之中央银行钞票，破坏金融，贻害社会，显系实行赤俄共产政策。……在汉各行处于非法势力之下，无可抵制。敝会各行为保全金融大局、维持人民生计起见，即日停止武汉往来以与隔绝。”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宁汉正式分裂。
千金易得 “诤友”难当
撇开当年政见之争引发的党派激烈冲突不谈，从陈光甫及上海金融界的切身利益出发，武汉政府为纾解自身严重财政危机出台的一些非常手段，确实让他们大失所望。
1927年4月17日，武汉方面颁布“集中现金令”，规定凡完粮纳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之汉口通用纸币为限，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并查封各银行现洋约四百万元。
此举激起上海金融界强烈不满，认为乃武汉政府自毁信誉之举，在汉各银行分支行受命予以抵制，原来准备支持新公债发行的动议，亦即终止。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感叹道：“武汉政府中不乏受过新教育之人物，不知何以竟然下此毫无经济常识之命令。”
到了4月下旬，陈光甫终于答应出任财委会主任委员，竭尽全力发动上海金融界，为南京新政权筹措军费。4月23日，他致函蒋介石表白道：“蒙委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然未尝不时虞陨越，致负钧座之期望耳。”5月下旬，蒋又力邀陈光甫出任财政部次长一职。
当年8月，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结束，陈光甫婉拒蒋介石给予的新职，坚持与政治保持距离。陈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我不想与政府过于密切，一是因为我不想成为官员，二是因为我对我的银行负有责任。我可以帮助政府，但是我并不想与政府过从太密。”
此后的陈光甫，显然把自己置于南京国民政府“诤友”的地位，对其金融经济政策屡有批评，对蒋介石亦不惜“犯颜直谏”。
1928年8月，陈光甫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当时的观感：
“南京政府用钱过于浪漫，前在军事时期月需千万，现在战事停止，每月仍须七百万，但苏浙皖三省收入每月平均仅三百万，所差过半，势须借款度日，一面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结果仍不脱离北京政府生涯之旧态。”
蒋介石向他问起上海一般人民及商人对南京之态度，陈光甫一边答道，“人民前见南北有两政府，今南北统一，人民对南京信仰更好”，一边又直言不讳“上海商人对南京政府不信任”。
对于此前因发售“二五库券”（以江海关、津海关所征2.5%关税附加税担保，故名“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与政府发生激烈争执的中国银行，蒋介石又问该如何处置？陈光甫干脆答道：“如中央银行不办，可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作为一行，择何招牌，但须为民众谋利益，不可专为政府筹款之用。”
而私下里，陈光甫对蒋介石及南京政权的批评更为激烈。早在1927年6月11日，他在日记中就把蒋介石与大军阀张作霖相提并论，内称：
“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一）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引用一班半无政府党之信徒扰乱政治……财政等事古（按即国民党元老古应芬，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钱（新之）毫无权柄，全凭张静江，此人为半残废之人，令其主张财政，则前途可想而知矣。如照此办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
婉拒北上 另有隐情
弹指一挥间，二十二年过去。当初上海银行家们曾寄予厚望，“爱之深痛之切”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竟然走到了政治末路，而令他们惧而远之的共产党，倒是一统江山指日可待。此情此景，陈光甫等人心中是何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本来，1949年1月下旬李宗仁接替“引退”的蒋介石，代行总统职权后，曾数次恳请陈光甫出面参加由社会贤达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探路，陈均婉拒。他的理由是：
“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1月31日，李宗仁由南京亲赴上海向各界名流作最后动员。陈光甫对李代总统说，“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他没有想到，中共方面居然不计前嫌，对南京政府公布的和平代表团成员名单中不见陈光甫，“有点儿失望”。
2月8日，李宗仁再度飞沪，在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的寓所，与陈光甫、钱新之、张嘉璈、徐寄庼（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等上海银行家共进午餐，就当前经济危局如何解决向他们问计。
那个时候，以“下野”之身在奉化溪口作幕后操纵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正秘密下令将上海库存金银运往台湾和厦门。陈光甫、张嘉璈二人均向李宗仁进言，当务之急是要求中央银行将金银保管在上海，反对运往南方。陈光甫说，中央银行现存银元约4500万元，按战前汇率算约值1500万美元，法定货币金圆券已濒临崩溃，央行应适时抛售银元，以作为吸收纸币、控制物价的办法。
此时，陈光甫又流露出“亲美分子”的本色，他觉得抛售银元只是临时办法，从根本上说还是必须依靠美国援助，除此之外，他看不出有其他任何解决的办法。
陈光甫一度在是否同意北上的抉择上“50%对50%”,且“略微多地倾向于去”，愿意为和平早日到来尽一份力。可是他看到中共方面持续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他不能想象，自己如何能与共产党人愉快地谈话，故再次拒绝了李宗仁及和平代表团成员章士钊的劝说。据陈光甫回忆，“他（李宗仁）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这顿午餐很精致，陈光甫还喝了优质的白兰地酒。大概是酒后吐真言吧，他鼓励处处受到蒋介石暗中掣肘、颇为彷徨无计的李宗仁：代总统现在的职务吃力不讨好，而且坦率地说，不可能保持很久，终究必须离开这个位置，因此，必须利用机会，做自认为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这时候的陈光甫，年届67岁（比李宗仁年长约10岁），自从二十多年前身不由己地卷入现实政治以来，确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他自己也承认不再是一个年轻人，早已酝酿退休计划。他的一些朋友，包括胡适在内，都赞同他放弃北上的决定。一位名叫乔治叶的朋友甚至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你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了这两家企业发展的机遇。
然而，在大转折关头的中国，像陈光甫这种有非同一般的经历和声望的商人，欲置身政治漩涡之外，又谈何容易？
破例参政 无功而返
尽管陈光甫在1927年前后那个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南京政权一把，但作为民国时最大最成功的商业银行的创办人及上海金融界领袖，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不想与政府过从太密”的原则。抗战期间，他数次率团赴美，代表国民政府谈判美援借款，却从不担任政府官职，这与其银行界好友张嘉璈、李铭、钱新之等的作风明显不一样。
不过，抗战结束后有一段时间，陈光甫跟国民政府的关系格外密切起来。1947年3月，在国民党干将张群及张嘉璈二人极力劝说下，他甚至打破惯例，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关）委员，“二张”则分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与中央银行总裁。他还获选为立法委员，那年8月，又接受了新成立的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在日记里，陈光甫解释了自己因何违背原则出来“当官”：
“余与公权兄之私交已历数十年，前年在美时即有公权出任总裁之消息，是时余与馥荪皆允各尽其能以为之助，现在公权跳下火坑，岂可袖手旁观。贝松荪亦曾向之述及。此为技术事务，欲余任此，殊非所常，且余已届六十七岁，不能任此繁剧。其爱余之意颇殷，即公权兄亦出于无奈而欲余出居其名。”
张嘉璈字公权，李铭字馥荪，而贝松荪就是贝祖诒，中央银行前任总裁，他们都是人所熟知的“江浙财阀”中的重要首脑人物。“公权跳下火坑，岂可袖手旁观”一句话，带着几分酸楚，可见陈光甫面对政治与经济动荡的艰难时局，仍愿意勉力作为的心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希望同舟共济，抱团取暖。
但政局走向，远远超出陈光甫、张嘉 这样抱着良好愿望的银行家们的预想。到了1948年4月，国民政府内阁重组，翁文灏和俞鸿钧分别取代“二张”的位置，陈就此去职。短短一年的参政期里，一心要争取美援的陈光甫，无法在关键问题上与国民政府达成共识，终致徒劳无功。当他卸下公职之时，高速通货膨胀已如脱缰之野马，蒋介石政权的大崩溃，也迫在眉睫了。
在1949年4月21日上海那一场以请吃茶为名的座谈会上，国民党高官谷正纲（时任京沪杭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向与会资本家们传达“领袖精神”，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无非是要求他们像二十多年前一样，再次倾囊而出，支撑国民党政权的残局。
然而，一切早已今非昔比。那天的会开得很冷清，说话的人不多，也谈不出什么新意，陈光甫更是几乎一声不吭。在当天的日记里，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
“人在香港，心在上海”
其实，早在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激战正酣，国军败象已呈之际，上海资本家就纷纷飞往香港，安排退路了。12月初，陈光甫也到了香港。香港报纸以左倾居多，对内地逃难而来的有钱人并不同情，让陈光甫感到有点像清末遗老流落上海、青岛一样。
香港相对和平稳定的经营环境及相当繁荣的商业气氛，陈光甫很看好，决意转移部分投资到港。他曾筹资100万港币作为资本，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重新向港府注册，成为一家独立经营、与内地没有从属关系的银行，并由总部调拨美金100万元，“以树立港行在国外的信用”。
陈光甫还将上海银行的存款转化为外汇、证券等，先后向美国市场投资近650万美元。这些海外投资，张嘉 和李铭等好友均有参股，李铭对促成陈光甫与美方企业的合作出力尤多，陈特地写道：“李君为人精明可佩，因年来中国政治情形复杂，李君难免转入偏重美国之心理，对于外人之事业比较容易接近。”说的是好朋友的事，却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
陈光甫在港期间，看到当地报纸上刊发的一份“中共及各团体”宣言，称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又觉得内地业务仍有可为。一番踌躇后，他决定暂时留住上海，静观时局。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我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
而一些位于解放区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支行，在国民党政权离开后，便与中共进行汇款交易。相信也得到了他的首肯或授意。
1949年前后那段难熬的日子里，陈光甫的心情可谓起起落落。他曾列举战火平息后恢复和平生产的十二条构想，包括鼓励与保护投资，引进外资和技术，政治上各省自治，速办学校培养非党派公务员，币制独立不以滥发补赤字等等。他自信“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
有时，他不免回想起1927年前后的情景，故在日记中写道：“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他甚至设想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会重演“此一套功夫”。
由此可以推测，他在是否应邀参团北上，再次面对共产党人的问题上几度反复，在大陆政权易手时个人去留抉择上的徘徊犹豫，多少还是因为有些“历史包袱”吧。
1949年5月下旬中共部队占领上海前夕，陈光甫像不少上海银行家一样撤离，再度南下香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沪管理机构则不动，内地各分支行仍然继续营业，由陈光甫的亲信伍克家、资耀华协助打理，营收状况不如从前，但仍可以维持。他本人虽打算过“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却始终没有成行。
很明显，陈光甫的策略跟二十二年前一样，力争左右逢源，绝不轻易放弃。用他的话说就是，“人在香港，心在上海”，希望保持与上海及内地的生意联系，继续“在商言商”。
只不过，后来内地发生的一切，就不是他一厢情愿的遥控指挥所能左右的了。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参考杨天石、李培德等学者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