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生产率变化看我国转型路径选择

（原标题：从劳动生产率变化看我国转型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重构国家竞争优势。由此，落实并全力发挥好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根基性保障作用，成为当下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周子章

国家统计局稍早时发布的一份报告引发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关注：去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去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

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通常叫作技术进步率，系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从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确实还很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巨大。

尽管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回落是市场共识，但潜在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劳动力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众说不一。

央行有关的研究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14年，尽管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高增长，但增长的源泉并不一致，而资本存量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而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变化不一。1992年至1997年，除了资本存量的贡献外，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与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对应。1992年至2014年，资本存量对潜在增速的贡献率呈现明显的逐步攀升态势，2011年之后尤为突出；与此相对应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速的贡献率则从2007年开始逐步下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恶化。

近年来决策层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清醒的认识，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今年的主要任务。

从供给端看，资本存量一直是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攀升，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下行，体现了中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恶化。从这一意义看，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速提升，一方面，不应忽视资本存量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应更多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提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体制优化、规模效应、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说国内近年提出的相关建议政策不少，但依赖于技术进步手段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况下，依赖于土地和资本的传统模式已是缘木求鱼。

技术创新并非孤立的生产要素，而是内生于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现象，产业结构高度服务化，固定资本投资规模严重萎缩，尽管技术创新能力依然存在，但是新技术却无法靠固定资本投入转化为先进的生产装备，无法与劳动者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经济不断下滑甚至停滞。

再次，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将技术创新与组织和制度的关系割裂开来，忽视了组织和制度对效率提升的重大影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科学的企业治理和科学秩序有助企业将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可见，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路径解释更为真实。

依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稳定同样处于变迁的状态。而对于当代各国的经济发展而言，特定的制度约束有着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型。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持续陷入贫困与发展的矛盾中，主要根源在于有制度约束界定下，大部分机会都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活动有利，而对生产性活动不利，这导致了垄断，限制了机会而不是扩大机会，这种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将会越来越有效率，但极少诱发提高生产力能力的教育投资，这种效率越发使得社会缺乏生产性。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来看，可以明显分为英荷体系和葡萄牙西班牙体系，制度选择的烙印非常显著。西班牙、葡萄牙及原来的殖民地继承了葡西两国的政治经济等系列制度，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制度困境，英荷体系因从制度上较好地落实了产权，发展制约瓶颈较小，顺利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这一阶段，多种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消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重构国家竞争优势。由此，落实并全力发挥好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根基性保障作用，成为当下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金融网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