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银行家的政坛情仇（上）

（原标题：一个平民银行家的政坛情仇（上））

为陈光甫（1881—1976年）逝世四十周年而作
一山

1949年4月21日，杜月笙亲自出面，在上海邀请了陈光甫、钱新之等金融实业界头面人物一道吃茶。出席作陪的，除国民党高层干将谷正纲外，还有《申报》董事长潘公展及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
就在前一天，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中共与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在北平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双方谈判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随即横渡长江，发动最后总攻。
兵临城下，朝不保夕，他们怎么还有如此雅兴喝茶谈天呢？
原来，谷、潘、赵三人，刚刚从蒋介石“引退闲居”的老家奉化溪口回到上海，要给在座诸公“带来蒋先生的话”。据陈光甫记述，大意是：“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激；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帮他的忙。”
在商言政 弃暗投明
蒋介石旧事重提，陈光甫当然也不会忘记。1926年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了南昌，写信给时任“北四行”（中国盐业、金城、中南及大陆四家北方知名私营银行的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的陈光甫和钱新之，对他们在上海倾向北伐军，“扶持党义”表示钦佩，希望“贯彻初衷”，并邀请他们“来浔（九江）、汉一游，聊叙积愫”。
蒋总司令戎马倥偬，日理万机，当然不光是想请银行家们吃茶叙旧那么简单。
钱新之曾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与北方金融界联系较多，陈光甫在业内素来也享有较高声望，北伐前后“北四行”业务向南方发展，重心逐渐南移，出身江浙的陈、钱二人应约兼任此职，可谓“南北通吃”。
而陈光甫本人一手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到1926年为止，已经营了十一个年头，资产总额达到4700万元，存款超过3200万元，每年平均赢利均在40万元以上，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一家商业银行。
陈光甫创业之初，即确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平民银行”属性，强调为社会服务，注重与工商业的关系，工矿企业和商业放款占到75%，个人放款占到21%，对政府机关和铁路放款合计只占所有放款的2.3%（1926年），与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交通两行经营理念及作风大相径庭。
更重要的是，陈光甫长期在沪生活和工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期业务也集中于南方，与北京政府没有历史关系。他一向秉持“在商言商”的理念，不过，20世纪20年代国内风起云涌的反对列强、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也不可能不对他有所触动。时任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负责人的贝祖诒跟陈光甫关系密切，贝在来往函电中曾谈到：“北洋军阀诚如尊论，已等于晚清之绿营，暮气太深，如能早日淘汰，即是中国之福。”从中可见对北京政府的前景，陈光甫内心并不看好。
因此，他对生气勃勃的广东革命政权的态度更为热切，曾表示：“我等数年来对于改革上海金融以及收回海关权、争回外国银行把持之权利等梦想，深望国民政府成立后能一一容纳，见诸实行，诒必竭股追随诸公之后也。”在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他也坦言：“我反对军阀并相信国民党能带给国家和平与繁荣。”
在南方革命阵营眼中，当年国内最有影响的银行家里，交通银行的梁士诒无疑是“北洋余孽”，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则态度暧昧，相比之下，以陈光甫为代表的上海帮更多被视为可信任的自己人。早在北伐之前，他们就与蒋介石、宋子文以及蒋身边的军需处、经理处人员有交往。北伐开始时，孔祥熙曾函约陈光甫去广东，并托贝祖诒面告陈光甫南方情形。
随着北伐战事节节胜利，战线拉长，战费激增，北伐军及筹备北迁的国民政府急需有力的财政支持。明乎此，我们才能清楚蒋总司令殷勤致信陈、钱二人的良苦用心。
“财政前途 希望于公”
在日后的主流叙事中，1927年那个大动荡、大转折的关头，正是以陈光甫、钱新之等为首的上海银行家，充当了蒋介石政权的“金主”，才使左、右两派的实力天平发生倾斜，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但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926年底至1927年初那段时间，蒋介石尚未与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公开分裂，外界常以国民革命阵营一体视之，而陈光甫等人与南方革命阵营的直接接触，最初是始自汉方的。
1926年12月，武汉国民政府为整理湖北金融，筹议发行公债。贝祖诒受上海金融界之托，前往赣、汉两地观察形势。他致函陈光甫报告称：
“汉口、南昌两处金融败坏，达于极点，亟待整理。苟军事方面稍有办法，财政即易着手，然默察现状，至少须二三月后方有具体办法，阴历年内不知如何过去。论汉口钱庄情形，信用已完全丧失，关于汇划市面，正银行取而代之之时，然全靠财政当局与银行当局处置得宜。”
陈光甫接报后，即与张嘉璈、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等密商，“与议者大都赞成国民政府财政计划”。得到沪、汉金融界支持后，1927年1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2000万元。
根据银行界人士回忆，武汉政府发行公债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表现得最为合作。
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召集银行界开会，要他们认购公债时，别人都在支支吾吾，唐寿民却率先带头认购15万元，同时说服其他银行也来认购。唐是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说话有号召力，由此促成银行界向国民革命军一边倒的局面，总共认购100多万两（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国内银元、银两并行流通），解了宋子文的燃眉之急。事后，宋子文专门致函唐寿民表示谢忱。
唐寿民全权负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汉口的行务，明眼人都知道，他能如此高姿态，是因为背后站着陈光甫。
但陈光甫和武汉政府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27年1月5日，贝祖诒在写给陈光甫的信中说：
“汉口公债已向各行摊派，大约指押款而言。若不在信用方面先树基础，而惟亟亟以政府之权力为威迫之举动，则于事仍不能有济，恐诒所拟计划仍归失败。此诒不愿留汉之一大原因也。……汉口租界有暴徒滋事，深恐操之过急，国民政府将不能自免于赤化之嫌。万一国民同情全失，则该党势力必一落千丈，前途更不堪设想。”
在当日复杂多变的情势下，视私有财产为身家性命所在的银行家，对“共产”“赤化”铺天盖地的宣传与激烈行动心生恐惧，实乃人之常情，贝祖诒的担忧陈光甫岂能不感同身受？何况武汉政府迫于财政窘困，采取了强行干预经济的措施，与陈光甫一向追求的欧美式自由经济的目标相去甚远。
随着武汉、南昌两个权力中心对立日益表面化，陈光甫等人成为双方均极力争取的对象，正如贝祖诒致陈光甫函中提到的，“赣、汉方对于财政前途，均于公有极大之希望”。原本游走其间的陈光甫，逐渐向蒋介石一方靠拢。
党争夹缝 左右为难
在去信陈光甫、钱新之大打温情脉脉的“统战牌”后没多久，1927年初，蒋介石委派自己的盟兄弟黄郛，与北伐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徐桴一道，秘密潜入上海，与陈、钱二人联络，后者应约秘密筹款50万元支援北伐军。
随着陈光甫等头面人物悄然转向，上海金融界与蒋介石一方来往日渐热络。1927年1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汤济沧向蒋介石报告，曾询问陈、钱诸人解决经济问题办法，得到的答复是：
“据（陈、钱）称杭嘉战事一有改动，则指抵一二百万元当易着手，上海如为我军所得，即发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就二五附税一款而论，汉口每年仅得一百八十万，上海则十倍之也。又如用湖北发行新公债券作抵，则一二十万元，随时可以设法。如须较巨之款，可嘱汉行出面押借，而由沪行支拨之。”
所谓“二五附税”，指对进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1926年10月由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征收。蒋介石接报，顿时信心大增。3月26日，蒋抵达上海，当晚即约见时任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的宁波老乡虞洽卿，并和陈光甫、钱新之和陈其采（陈其美胞弟）等商量成立财政委员会。此时，武汉国民政府也特派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到上海，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与商界、银行等筹款或借款等事，必须由财政部部长办理。
3月29日，宋子文抵达上海，翌日即与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然而蒋已抢先一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31日发表陈光甫等15人为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4月9日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陈光甫为主任，主要负责南京政府的筹饷事宜。
不过，对是否应命出掌财政委员会，公开从政，一向对政治持有戒心的陈光甫，不是没有纠结过。就像他的老朋友张嘉璈一样，即便内心倾向南方，他更情愿暗中出手相助，摆开架势，全盘押注，未免太过冒险。
最令陈光甫担心的，是越闹越凶的宁、汉双方最终会决裂。一旦如此，加入南京一方不但会开罪仍有相当势力的北洋政权，还会惹恼武汉，拖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各地的业务。
就在他踌躇未决之际，4月12日，武汉政府财政部下令筹借300万元。四天后，上海银钱两业公会致函财政部，表示：“至此次续垫之款，敝会同人拟请准予分批垫缴。”尽管开出了若干前提条件，但显然上海金融界大体上还是表现出配合的态度。试想如果不是陈光甫等首脑人物对武汉方面仍心存观望，不愿关系就此破裂，这笔借款怎么可能放行？
而正是4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南京政权拉开了反共“清党”的序幕。（未完待续）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