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突破之路

（原标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突破之路）

□谭浩俊

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近20年来，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最快的。1996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是1535美元，至2015年已提升至7318美元，增加了近4倍。1996年至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至200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3%、12%和13.1%，均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

但数字的另一面是，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这也意味着，尽管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在飞速增长，但实际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且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之下，经济增速仍维持在6%以上，那么，劳动生产率应当处于怎样的水平，才能稳步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呢？要知道，在低劳动生产率下，纵然能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也都是在低端产品市场、低端领域，而无法进入高端产品市场和高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体量已如此庞大，而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却与经济总量身份完全不相称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在高端装备制造、新经济、新技术等领域，我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方面如高铁、核电等具备一定的国际市场话语权，其他方面基本被发达国家所控制。特别是前些年在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时，我国是进口铁矿石规模最大的国家，却在铁矿石定价方面毫无话语权。因为，我们的钢铁企业，依靠的仍然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廉价劳动力，还未能全面转向拼技术、拼质量、拼品质、拼劳动生产率。自然，对铁矿石的需求就多，外国铁矿石企业卡我国钢铁企业脖子的手段也多。

如果不是这八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不是市场需求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企业仍然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许劳动生产率不高的问题仍会淹没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满足之中，仍然认识不到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给中国经济留下的隐患。想一想，美国劳动者生产一件产品，只要我国劳动者十三分之一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国劳动者必须每天上班，才能赶上美国劳动者休息12天然后上一天班的效率。这样的劳动生产率，还如何去竞争、去创造效益？

很多人担心，在我国劳动力素质还没有得到全面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上升，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从理论上讲，确实这样。可是，为什么不从现实去仔细考量，劳动力价格不提高，怎么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企业仍能通过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多数企业就会选择利用廉价劳动力，而不会在劳动生产率上做文章。如此一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又如何得到提升呢？如果劳动力价格的提升，能够倒逼企业尽快改变现状，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岂不能够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之，企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升，又会迫使劳动者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更好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要求。这才是良性循环。而若人为遏制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永远也不会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

应当说，近年来，在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的逼迫下，我国企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认知度在逐步提升。问题的关键是，尽管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较快，但须知这是建立在原先的劳动生产率低水平基础上的，还不足以有效改变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的现状。更多情况下，企业仍然满足于用“人海战术”来获取微薄的利益，仍然满足于低劳动生产率下的低回报。多数企业抱怨劳动力价格上涨过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么？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除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冲击等因素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劳动生产率水平过低的矛盾充分暴露。而劳动生产率水平过低，又使得劳动力价格、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假设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那当前的诸多社会要素的矛盾就不会那么激烈，经济发展环境就会舒缓很多。

成绩不讲跑不了，差距不解决永远是差距。在劳动生产率问题上，我们必须打一场硬仗。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向主要依靠新技术、新产品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更强调质量效益，把改革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随着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行业的涌现、发展与壮大，劳动力配置结构不断得到优化。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年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我国教育模式正向强调创新思维的素质教育模式转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已经并将继续取得明显成效。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对打胜这场硬仗充满了信心。

（作者系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