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大妥协”危与机（上） 民国肇建史的另一面

（原标题：“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大妥协”危与机（上） 民国肇建史的另一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一声爆炸巨响，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十多个省份先后宣布脱离清廷，在南京组建了临时共和政府。但新政府并没有坚持以武力消灭君主，而是很快与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清廷展开谈判。

作为谈判的结果，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宣布退位，接受民国政府的一系列优待条件，从皇族到满蒙回藏贵族精英的若干特权都得到了保留。三天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两个政府走向统一。袁世凯最终在北京就职，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一个统一的共和中央政府出现在北京。

这一连串事件，笔者称之为“大妥协”。 传统的政治史叙事对这场“大妥协”评价较低，认为其体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投机”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而优待清朝逊帝的做法，也为民国时期不止一次的君主复辟图谋埋下了隐患。

百年之后，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一次“大妥协”呢？

孙中山急踩“离—合”

早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不少学者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重新审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朱浒教授主编的《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当时讨论的盛况。作为讨论的参与者，笔者的著作《旧邦新造：1911~1917》中也专设若干章节，结合法律规范和历史语境，试图对辛亥革命中的“大妥协”作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首先，由于国家建构视角的缺乏，传统政治史叙事对“大妥协”的评价过低，应该有所调整，承认“大妥协”对于中国领土的完整与中华民族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反思革命派视角，不等于其反面的北洋视角就是天然合理的，即将革命中的妥协与革命本身对立起来，把从妥协中产生的袁世凯政府（而非南京临时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民国“正统”，进而认为妥协的成果之所以无法维系，乃是革命派缺乏妥协精神的政治取向的结果。

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类似，长期以来，清王朝能将境内无数民族联合在一起，靠的并不是今天类似“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这样的现代共同体意识的营造，而是各族群上层精英对同一个皇帝的效忠。一旦“皇纲解纽”，而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认同尚付阙如，中国就存在分裂的危险。晚清时期，清王朝在列强入侵的压力之下，开始弱化族群之间的隔离政策，在新式学校里教授“我是大清人，我爱大清国”。但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未能赶上汉民族主义发展的步伐，汉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革命党人打出十八星旗，以汉族聚居的内地十八省代表全国，其革命动员话语也具有很强的汉民族主义色彩。在各省纷纷掀起反清革命之时，边疆却出现了分离主义运动。1911年11月，外蒙宣布“独立”；次年1月，内蒙的呼伦贝尔发生叛乱，随即接受前者号令。3月，西藏噶厦政府又宣布“独立”。随着形势急剧发展，革命者迅速调整策略，抛弃十八省建国方案，代之以“五族共和”的思路。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宣言书》确认了革命党人对国家统一的追求，但其提出的建政方式过于模仿美国模式，试图通过地方单位自下而上的联合形成统一国家，这就要求参与联合的主体明确表态结合成同一国家。但此时内外蒙、西藏、青海、新疆、吉林、黑龙江、甘肃等地并没有派代表参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创建，尤其是蒙、藏的分离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孙文以“脱离—联合”的逻辑，宣布这些地方亦加入中华民国，当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宣示。

如果南京方面有足够军事实力重新控制边疆，消灭分离主义势力，那么宣布“联合”，就能实现逻辑与事实的统一。然而，一个国库一贫如洗、军事上孱弱的革命政权，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广受承认的正统地位？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挑战。

庄士敦“危言耸听”？

南方革命派北伐无望，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感兴趣的也不是消灭革命派，而是利用后者来向清廷施压，以获取更大利益。因此双方才能做出利益交换：南京方面借袁世凯之手终结清廷统治，并承诺给予袁世凯领导地位。为了换取皇室接受退位，双方商定了一系列优待条件，先经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从而拥有了民国特别立法的地位。此后，袁世凯将优待条件转告清廷，作了若干进一步的具体化，并得到在京的重要蒙古王公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清帝下诏退位，以附件的形式发布优待条件。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逊位诏书，首先回顾了革命爆发以来的各方反应，判断民意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作为对天命转变的回应，皇太后“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因此，这份诏书借助了传统改朝换代时常用的天命鼎革话语，向民国完整地交出统治权。

按照笔者的考证，袁世凯和清廷理论家对“统治权”的理解无异于“主权”。清朝君主下诏完整地交出主权，也就意味着民国能够完整地继承清朝的疆域，边疆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以“忠于清朝而不忠于中国”为由对抗民国政府，就失去了法理依据。

这场妥协，究竟避免了何种严重的结局？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宫廷教师、苏格兰人庄士敦在其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中，设想过两种可能性：

如果北洋集团仍然效忠清朝，南北进入长期对峙的局面，“持续进行中的内战，可能会最终导致中国的分裂，形成北方君主制-南方共和制的局面”，最后，君主制也许会覆灭。即便帝制派取得胜利，结果也将是残酷的，“在古老而已腐朽的条件下恢复独裁帝制，将会使中国北方在受到蹂躏之后，重新出现比5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时更为残酷的屠杀”。

而另一种可能是，清廷退居东北，中国分裂。正如我们后来所知，辛亥革命爆发后，皇室中铁良等人就力劝隆裕太后出关，并且亲赴东北作准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持对抗辛亥革命的立场。肃亲王善耆强烈反对清帝逊位，他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发起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溥伟和升允等宗社党人则依靠外力，不断发动复辟运动。

庄士敦预测过清朝退往东北之后的政局：

“在大清王朝的名义下，‘满蒙’（满洲-蒙古）帝国将会成功地宣告并保持其对于中国的完全独立，不久之后，不仅热河与察哈尔，还有中国的新疆、甘肃的穆斯林地区，甚至西藏都可能加入到这个帝国之中，这一切，都绝非不可能发生之事。在那种情况下，中华民国就会发现，它自己被紧紧地包围在具有潜在敌意的地区之中。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恰好是清朝征服中国时，或在此后不久，由清朝的皇帝并入其帝国之内的。”

在此背景下，这场“大妥协”体现了一个重要作用：利用清朝皇帝残余的威望，为新生的民国“加持”，确认民国政府对清政府的取代，是一种“政府继承”，而非国家分裂前提下的“国家继承”，它促使仍然效忠清朝的地方势力尽快放弃抵抗，并为北洋政府处理边疆分离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

没有清室优待条件的承诺，我们很难想象在京蒙古王公们能迅速与外蒙分离主义划清界限，认同袁世凯领导的新政府。从后来北洋政府与蒙藏分离主义势力的谈判来看，袁世凯曾经多次诉诸逊位诏书，以论证边疆少数民族不应脱离中华民国。尽管由于北洋军事实力的局限，谈判的成果终究有限，但如果没有逊位诏书，北洋政府在论证疆土的历史连续性之时，必将更加陷于被动。

袁世凯“借壳上市”

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逊位诏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授权文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根据这一条，清帝逊位之后，有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并不是南方革命者们，而是清廷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这一条成为袁世凯主张自己的正统地位的依据，即他作为民国领袖的地位，系从清帝授权而来。

这一主张如果成立，就需要接受以下两点：第一，天命是最高的权威，它可以决定主权从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的转移；第二，主权在转移过程中，需要设置临时政府作为经手人，因此袁世凯可以取得一个临时的领导资格。

但孙文并不接受“天命决定主权转移”的逻辑，逊位诏书颁布之后，孙文立即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尽管孙并未提供理论论证，但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卢梭式的人民主权理论。在卢梭那里，人民主权是唯一正当的主权形式，主权内在于人民，不可转让，而共和政府当然也只能基于人民公意而产生。

那么，南京方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之后，南北方政府合并，孙文等南方革命者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南京临时参议院于2月16日通过的《中华民国接受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申明：“清帝退位，满清政府亦既消灭。北方各省统治权势必由中华民国迅即设法接收，以谋统一。” 按照此法案，从法理上说，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吸收了，袁世凯显然不愿意接受。但是，为了尽快取得权力，他对南京方面的种种说辞未作出法理上的反驳，而是虚与委蛇，将精力集中在实力政治斗争上。

袁世凯在南北统一中确立主导地位的策略，笔者称之为“借壳上市”。它使得袁世凯能以极小的成本实现南北统合。但是，袁世凯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众所周知，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他很快发现，这个“壳”一旦背上就很难甩掉。因为与其相配套的，是一整套“革命建国”的历史叙事。

比如说，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就必须定在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日，而不可能是二月十二日清帝逊位日。袁世凯能做的，是往这套革命叙事中“掺沙子”：比如把清帝逊位之日也设定为民国公共节日；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之后，袁世凯命令北洋政府将隆裕太后作为共和的功臣来纪念，与徐锡麟、秋瑾、邹容等反清人士并列；在论证自己临时大总统位置合法来源的时候，诉诸“五族推戴”而非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表面上尊重“革命建国”叙事，暗地里将另外一套强调连续性的建国叙事引进来。

到了1913年，两套截然不同的建国叙事暧昧的并行状态仍然延续，直至“刺宋案”发生及“二次革命”平息后，袁世凯相继解散国民党与国会，重新制宪。1913年12月16日，副总统黎元洪与各省军政长官联合致电，援引美国费城会议（1787年）修改《邦联条例》、制定《美国宪法》的先例，不仅将南京政府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视为类似于《邦联条例》的“束缚政府，不能有为”的劣法，还把袁世凯前一天刚刚召集的政治会议，类比为费城的制宪会议。

经过几个月的制宪过程，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时为民国三年，故史称“民三约法”，《临时约法》则称为“民元约法”），同时还发布了《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明确称“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 这就完全抛弃了革命派的“革命建国”理论，将新约法的法理基础，建立在“统治权转移说”的基础之上。

这份新约法还多处强调了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如“附则”一章的第三条称：“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第六十五条写道：“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优待条件、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其与待遇条件有关之蒙古待遇条例，仍继续保有其效力，非依法律不得变更之。”

“统治权转移说”的逻辑，进一步延续到袁世凯1915年的称帝运动中。1915年12月11日 “国体投票”举行总开票时，各省代表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在袁世凯的视野里，这份推戴书与1912年的《清帝逊位诏书》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反向运动：从清帝向民国转移的主权，现在又通过一套法律程序与法律文件，从民国转移给了袁世凯这个“新君主”。

争“正统”成王败寇？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被迫重新恢复了共和制，仍自称总统，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恢复的是“民元约法”，还是“民三约法”。不久袁世凯忧病而亡，各方势力围绕着此焦点展开博弈。主张恢复“民三约法”的段祺瑞在斗争中失败，总统位置落到副总统黎元洪的手中。在武昌起义中“上位”的黎元洪，素有“革命元勋”之称，最终明确恢复“民元约法”。一同回归的，还有作为“民元约法”基础的“革命建国”叙事。

至此，从武昌起义后南北和谈以来的中华民国“正统”之争，以革命派建国叙事的胜利而告终。尽管这套叙事让许多身为清朝旧臣的北洋人士感到不舒服，但在袁世凯之后，北洋集团内部再也无人有能力把它翻过来。

近年来，学界因为重新反思民国建国过程，又出现了“正统”之争，通过以上系统梳理，我们有一些新的思考。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政治史叙事大程度上受到孙文和国民党视角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以“革命建国”的逻辑来讲述自武昌起义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而将袁世凯一方的视角清除了出去。这并非是对那段历史的客观呈现，至少在1912年到1916年之间，两种建国叙事的对立是一个难以抹杀的事实。离开袁世凯主张的建国叙事，我们就不太容易理解北洋政权在那几年的一系列治理实践，如边疆治理与“荣典政策”等等。拙著《旧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增补的第六章中对这两个话题有进一步的探讨。

但另一方面，如果将传统政治史的叙事完全颠倒过来，将革命与妥协截然对立起来，断定通过“大妥协”而掌权的袁世凯才是真正的民国“正统”，恐怕也只是道出了民初复杂法统斗争中某一派别的意见。

清帝逊位之后，在实力政治层面，袁世凯固然完成了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吸收，但在规范斗争的层面，袁世凯并没有与孙文展开深入辩论，也并没有挑战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及其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民元约法”的权威。“借壳上市”的权宜之计，导致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所确立的法统所束缚。取代“民元约法”的“民三约法”体现了袁世凯主张的建国法理，如果袁世凯能够将新约法坚持到底，实现政治整合，这个新法统尚有被广泛承认为正统的可能性。但袁未能坚持下来，在其称帝失败辞世之后，他主张的建国叙事也随之陨落。

“民三约法”代表的法统在1915年因袁世凯称帝而废止，1916年黎元洪重新恢复的“民元约法”，最后也未能逃过1925年段祺瑞的“取消法统令”。一个世纪过去了。作为当代的历史书写者，没有必要在民初革命派与北洋集团之间的法统斗争中选边站队。我们可以做的是，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与细节记录下来，尽可能客观地予以呈现。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中的“大妥协”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不可没，但它很难为中国的共和政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表面上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出现了，可是革命派和北洋集团各自掌握武装，相互警戒，对未来的内政走向严重缺乏共识，连北京共和政府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都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这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共和国，一个不断走向碎片化的共和国。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政治整合，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实现的？“旧邦新造”的道路，由此不断延续，而这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出发的过程。前人言犹在耳：“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未完待续）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及中国近代宪法史、思想史等，近年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2016年增订第二版近日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