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们的上学路

编者按：

又到一年开学季。看着学校门口车水马龙的情景，与多年前我上学时的景象毫无二致，“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时代在变，学子们求学心切的愿望却不曾改变，看看古代学子们的求学路，我们应该为生活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而感到庆幸。

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初建时，有这样一则轶事。体育课上，口令是这样下的，“大人，请迈步”。当时大学堂的学子，有许多是生员出身，这些人本就有做官的资格，被叫做“大人”并不例外。

在古代，不要说能入国子监，就算是地方学堂的正式入学者，也堪称“大人”。明清两代，地方上设有府学、州学、县学，明、清指经本省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俗名就是秀才。而从府、州、县生员中，选出的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可以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被称为贡生。

入学 ： 待遇真不少

考中秀才，首先的好处是能“吃稳食”，有一份固定收入。《明史》中载，明代进学的学生，即秀才“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一升米大约1.5斤重，足够一日所需了。各州县有多少人能吃上廪膳是有定额的，数额因州县大小而异，又叫做廪生。童生如果想参加入学考试成为秀才，需要有廪生作保，证明其身家清白。

而秀才真正的福利，还不在于收入本身，而在于地位。秀才可以免除徭役和一定程度的赋税，这样的好处，自然是乡村小土豪们求之不得的，无论花费多少，都要为子孙求得入学的机会。除此之外，秀才见了知县不用行跪礼，有公事可以登门找县官喝茶。

最关键的是，若是犯了错误，县官也不能随意处置，要由县学堂里的正八品教谕，即学堂教师来处理，这无疑是给秀才的护身符。毕竟，如果不是什么大事情，教谕一般不会太过计较。若是平时在乡里横行霸道的小吏不小心“看走了眼”没认出来，对秀才出言不逊甚至动手，吃亏的肯定不是秀才。

可是，秀才脸上又没写字，谁又知道迎面走来的是“大人”学生呢？所以，明朝时，秀才要戴方巾。不是秀才的人戴方巾，后果很可怕。《儒林外史》中，巡商支剑锋戴了方巾附庸风雅，被盐捕分府，即知府下面专管盐务的同知看出来不对头，“衙门巡商，从来没有生、监充当的”，直接就锁拿了。不过对于同样黑夜酗酒的生员浦墨卿，身为正五品的同知老爷也不能自行处置，只能“送到儒学里去”，听候学堂处置。

当然，不是每个生员，最终都能考上举人。对于在乡试中多年未考中者，可以进入国子监做贡生，只不过等待名额的时间比较漫长。能成为贡生的，也就有资格走上仕途。蒲松龄就是72岁才补上贡生，得到了“候补儒学训导”的从八品虚职。

学费 ： 不是谁都能上得起

想进入朝廷办的“官学”，成为“大人”学生，要么是具有“免试入学”资格的贵胄子弟，要么是能考入学校者。后者若想通过考试，自然就要先请老师来教。或者是家族请老师，形成家族学堂，或者是同乡同村共同请一位老师，也有同族或同乡中的有钱人捐资建学校。当然，大家族请来的老师，档次当然和小村庄不一样，学费自然也就不同了。

《儒林外史》中，有百十户人家的务农村庄薛家集，打算设个学校，能请来的老师只有穷困潦倒的老童生周进。也就是说，周进自己都没有考上秀才，授课水平如何就不言而喻了。全村有意上学的人家，凑出来的学费是这样的：一年馆金十二两，另外每天出二分银子给他当饭钱。这笔费用平摊到薛家集全村人家，每家每户其实没有多少钱。

当然，如果想上好学校，学费就更加不菲。一些大家族的家塾，因为子弟非富即贵，教学质量怎么样先不说，起码能认识一些“爸爸是大人物”的同学。

《红楼梦》里，营缮郎秦业的养女秦可卿是宁国府少爷贾蓉的夫人，也算是“亲戚”，因而想把儿子秦钟送去贾家的家塾上学。名义是上学，其实也是为了“积累人脉”，“秦钟此去，学业料必进益，成名可望”，与如今打破脑袋想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的家长们无异。

营缮郎，即工部营缮司郎中，正五品，主管皇家宫府陵寝和城垣仓库。本来算是个肥缺，可不知道为何秦郎中手头并不宽裕，“只是宦囊羞涩，那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容易拿不出来，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也就是说，贾家学堂的校长兼老师贾代儒，收一个学生的钱，就顶上周进教两年。

二十四两银子相当于多少钱呢？刘姥姥曾计算了贾府螃蟹宴的花费，“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这些钱足够她全家人过上一年了，如果按螃蟹算，一两银子，可以买到20斤螃蟹，而且是上好的大螃蟹。秦钟的学费，相当于280斤螃蟹。

当然，薛家集村小学民办教师周进每天的饭费，不够半只螃蟹。

出路 ： 并非一帆风顺

对于大部分生员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过是继续走科举之路，通过乡试成为举人，通过会试成为贡士，最终通过殿试成为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或者外放。

但是，这条路的淘汰率太高了。更何况，倘若天下太平，朝廷的官员更替正常，继续考下去或许还有希望。但若是藩镇割据，朝廷能任免官员的州县数量锐减，读书人以科举而做官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一些屡试不第的书生便选择去藩镇任职，一来不用考试，二来竞争公平。

韩愈曾写《送董邵南序》，董邵南就是因为考不中进士，不得不去河北藩镇讨碗饭吃。韩愈生活的年代恰逢“元和中兴”，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力量对比，前者还有些胜算，比如韩愈本人就参加了平定淮西之乱。此时人才流动倾向尚且如此，等到晚唐之时，朝廷连长安城的粮食供给都保证不了，更别说读书人来考试了，就算“明天子在上”，馒头不够也没有办法。

如果说中晚唐时期是“位置少了”，那么到了清朝中后期，则是“有资格的人太多了”。《官场现形记》中，陕西乡试的第四十一名举人赵温，会试失败，就有“高人”指点他，不如捐个官做。晚晴时国库空虚，开捐官之滥觞，四品道员以下均可捐钱获得，大字不识一个者也可以，各省“候补道”尚且无事可做，价格更便宜的“候补知县”就多如牛毛了。当花钱捐官者占据了许多位置时，能分给科考及第者的位置就少之又少了，特别是真正能做事的实缺岗位。

《官场现形记》的结尾，借一个病人之口说了这样一番话，“从初等小学堂，一层一层的上去，由是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

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蒙小学堂开始在各地设立。从此，进官办学堂不再是“大人”们的专属福利。这样的改变到现在，不过才整整1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