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急救“好人”无后顾之忧

9月10日是世界第17个急救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条例鼓励经过培训、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倾向于保护主动施救者的权利。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符合条例规定的施救者，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近年来，救死扶伤却反惹官司的事例，媒体时有曝光。针对路人公共场所突发状况，旁观者该不该出手相救，而施救后又该如何确保“好人”无后顾之忧？

保护善意是保护社会的良心

“在具体的突发疾病抢救过程中，不要说普通市民，就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参与抢救，也会面临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损伤的风险。”河北石家庄市“120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崔明说，“例如对病患实施胸外心脏按压，要靠施救者上身重量作快速按压，每次按压使胸骨下陷约3~4厘米，这需要相当程度的力气，一旦把握不好，极有可能将患者的胸骨压骨折。”

在他看来，免除专业施救人员在正常施救过程中对患者造成损伤的责任，是非常必要的。

“个人觉得，‘好人法’的意义在于实施救护者面临某种纠纷时有法可依，能解除行善者的后顾之忧，坦然的施救。这是法治社会的进步。”北京市民程先生表示，这样的立法是鼓舞人心的，“好人和善行该受到相应的保护，这是在保护社会的良心”。

9月3日，北京地铁1号线有乘客在乘车过程中突然晕厥，隔壁车厢一名海军总医院的护士听到有人求助后，立刻赶到晕厥乘客的身边实施急救。急救乘客的一幕被路人拍下，赢得很多网友点赞。

保护专业救护不鼓励盲目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对施救者群体做了表述上的区分。“救护”主要针对具备专业技能的市民；而“救助”，则针对普通市民。具备相应技能的市民的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到法律保护，而普通市民如果冒然实施“救护”行为，并不在《条例》保护的范围。

“鼓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发扬人道主义救助精神，从而挽救更多病患生命健康，这样的初衷无可厚非。”北京市某三甲医院神精外科主治医生史医生认为，“但不可鼓励普通市民贸然参与施救，对于特殊的疾病，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往往好心办坏事。”

“某些情况，非专业的人士的干预比不干预更糟。”他举例说，诸如车祸现场等，至关重要的是事发后非专业人士万万不能贸然变动伤者的体位。“这种情况下，如果为了争分夺秒救人，而不当变动伤者体位，如背、抱等动作极有可能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甚至可能导致本无生命危险的伤者死亡。”

有业内人士表示，不能对《条例》误读，“好人法”旨在鼓励社会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并无鼓励普通市民盲目施救的行为。

《条例》对是否具备相应技能进行了区分，鼓励具备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他市民应当立即拨打“120”电话，可以在“120”调度人员的指导下开展紧急“救助”，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开展紧急救助。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保障硬件和公众急救技能

“公众现场实施专业而必要的急救，可以为120的急救赢得宝贵时间，从而提高病患存活概率。”崔明说。但目前，中国公众应急救护的技能有所不足，而救死扶伤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亦屡见报端。

据文汇报此前报道，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的人数达到54.4万人。而中国公众的急救技能普及率不到5%。在美国，这一数字为85%，法国为40%，新加坡为30%。一般情况下，心脏骤停的急救耽搁10分钟，患者生存率会低于5%，而120专业急救通常很难在10分钟内赶到。

此外，公共场所的急救设施的配备同样重要。目前，我国公共场所的急救设施还相对并不齐全。有业内人士分析，当前推行公共场所的志愿急救，除了“好人法”等法律保障外，急救能否及时有效关键在于硬件设备和技术。

对此，各地都在增建急救设施，“首都紧急救援志愿服务站”新增的31个服务站，其中多分布在学校、养老机构、人流量高的景点等。此外，北京地铁内计划增设紧急救援服务站，各站点配备有16~32名急救志愿者、AED（自动体外除颤仪）、轮椅、急救箱等。雍和宫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做好景区内游客突发疾病的紧急救助工作，我们中心派出26人参加了北京市红十字会组织的紧急救护系统培训，这会让我们紧急救援志愿服务站的建设更专业、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