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拿得出刮骨疗伤的狠劲吗 　——读《欧元陷阱：关于泡沫破灭、预警和信仰》

（原标题：欧元区拿得出刮骨疗伤的狠劲吗 　——读《欧元陷阱：关于泡沫破灭、预警和信仰》）

⊙禾 刀

英国公投脱欧引发国际社会震动。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在某微信群里，英国等发达国家不断发红包，而有些国家只抢不发，英国不干了，于是选择退群。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与公共财政学教授、德国联邦经济部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汉斯·维尔纳·辛恩虽然认为欧盟应允许一些国家自由退出，但他指的不是英国这样的欧盟“中流砥柱”，而是财政表现欠佳的国家。欧元自2002年元旦起正式流通，英国始终不愿加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欧盟内部财政制度不合理的强烈质疑。

在《欧元陷阱：关于泡沫破灭、预警和信仰》中，汉斯详尽陈述了欧元的种种弊端及深陷的困境，比如希腊债务危机。汉斯写作本书时英国尚未举行退欧公投，否则，英国必将成为他扩充论据的“上等佳肴”。汉斯毫不留情批评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成员国的纾困计划，认为稳定欧元体系的唯一选择是深陷危机的南欧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对新货币采取贬值措施，在透明的金融市场、收支平衡的公共财政基础上建立财政秩序，进而重获竞争力。从这一层面看，汉斯并非对欧元悲观到失望，而是抱有强烈期待。

没有权力中心化的货币联盟

对曾饱经战火沧桑的欧洲人而言，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化解干戈的重要举措，事实证明欧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而一个稳定的欧洲，必然渴望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打造像美国那样的强大经济，欧元于是应运而生。“在启用欧元时，人们普遍相信，新货币一定会刺激经济、引领欧洲走向繁荣的康庄大道。”出于对加快推行欧元的需要，擅长造势的政治家们极力宣扬欧元的种种优点。虽然1998年至少有155名德国经济学家签署了反对过早引入欧元的公开信，但德国时任总理科尔仍辩称：“作为和平与自由的保证，欧元巩固了欧洲联盟”，他“非常确信……今日对欧元说‘不’的那些人几年后一定会否认自己曾经说过此话”。

可以想象，当每个人都在努力幻想着欧元的种种利好、迫不及待地想从中分一杯羹时，意味着大家忽视了欧元的潜在风险。蒙代尔被尊称为“欧元之父”，然而，就是他亦曾警告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是通过政治联盟走私的一个危险尝试。”

作为追求强化经济联盟而生的欧元，自诞生起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只能说欧元政治人物的想象太过理想化。这也是汉斯着力批判之处。欧元推出后最容易想象得到的好处是，可大大降低货币转换交易手续，降低货物成本，加快货物流通，为欧元区人们往来提供诸多廉价便利。

在融入还是逃离欧盟的数年博弈中，英国“疑欧派们指出了（欧盟）只有货币统一，而没有财政统一的结构只能导致灾难”。也就是说，从市场层面看欧元好处多多，但从顶层看，如果没有统一的财政结构体系，各心怀鬼胎，就难免同床异梦。这样的怀疑确实有着十足的根据。

虽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在启用欧元后，成员国的公债对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而就在条约签署的1991年，意大利的公债对GDP比重为102%、希腊为92%、比利时为128%、爱尔兰为95%、荷兰为79%，此外，原来表现良好的德国至1997年也攀升至61.3%。这意味，严格按照《马约》的话，这些国家均触了欧元区红线。

欧元被确定引入之前，南欧国家和爱尔兰的公、私债务人必须靠提供很高的收益率以补偿潜在的汇率贬值，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在某些国家，GDP中的10%多用于支付公债利息。欧元推出，显然有助于这些国家借助低利率国际信贷，及时化解燃眉之急。当欧元赞成者渴望在欧洲建立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联邦时，他们并没有把想法付诸于政治层面，而是移植于经济上。无奈，“没有权力中心化的货币联盟无法取得成功”，这是欧元先天不足的命门所在。

“输血”固化了南欧诸国糟糕的财政体系

2000年至2010年间，世界经济增长了43%，欧盟仅增长了17%。欧元推出后的第一个10年欧盟便拖了世界经济的后腿，这与政治家们当初为极力推行欧元反复描绘的美景南辕北辙。

欧元推行以来，欧盟内部资本快速重配，总体上由北欧国家流向南欧国家，即“大规模资本配置于危机中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塞浦路斯……”这如同在欧盟内部架起一条联结南北欧的输血管道，通过这条管道，北欧国家的“血液”源源不道地流向南欧国家。“输血”并非“造血”，“输血”实际上固化了南欧国家糟糕的财政体系。从2002年至2008年，这几个国家进口资本达GDP总额的6%，2008年更达到惊人的12%。这意味着，借钱过日子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现象。资本大量进入，推高了这些国家的物价，进一步吹大了泡沫。是泡沫总要破的，泡沫吹得越大，破得就越惨。

理论上，谁举债谁还债。当希腊等国发生债务危机时，按《马约》规定希腊应被“清退”出欧元区，但欧盟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反倒在救助上表现得过于热心，这也成为误导市场资本流动的导火索。“当危机达到高峰时，欧盟成员国和欧央行累计向六个危机中的国家提供了1.339万亿欧元求助资金”。而些救助举措违背了欧元“不救助”条款，似乎也未得到欧元区国家的应有反思。据汉斯测算，如果欧元崩溃，这些国家债务被豁免，仅德国就将损失大约4500亿欧元，人均5500欧元！

再者，按《稳定与增长公约》，只有欧盟成员国处于经济衰退中，即GDP当年下降超过2%时，成员国财政赤字超过3%才被允许刺激经济，而免于受罚，一般情况下这一限值是1%。可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截至2013年底，成员国3%赤字上限被‘撞线’148次”。当规则形同虚设时，欧元跛脚现象几难避免，最终结果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同救助危机国家那样治标难治本。

表面上看，欧央行发挥了较为强势的主导作用，即通过干扰资源配置，对欧洲地区的经济活动及财富分配产生持久性的影响。但欧央行无论怎样强调欧元的一体性，也无法超越欧盟内部的国别性，更不可能为这些国家量身定做财政制度。事实是，往往因为“建议过多”而招致一些国家的强烈不满，致使基于欧元区全体利益的举措常常大打折扣。

此番英国公投退欧，还有一根导火索：“欧共体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共同渔业政策以及预算摊派政策，为此英国每年都要支付一笔钱用于其他成员国的农业及渔业补贴，以至于英国年年都是欧共体的预算净贡献国。”正是由于未能形成美国那样统一的政治联盟，无论付出还是索取，欧盟内部国家难于取得百分百的共识。同理，如“输血”现状始终难以改变，一则会加大北欧国家压力，再则也不利于欧元区经济健康发展，更要命的是，“输血”国对“受血”国的财政改革无能为力。

欧元未来尚需刮骨疗伤

当年欧盟国家走到一起是因为渴望和平，欧元区国家走到一起则是期待经济发展。汉斯虽然认为欧元当前深陷困境，但却不认为要推倒重来。在汉斯看来，考虑到欧盟的客观现实，不太可能形成美国那样的联邦体制，但仍不妨以美国为镜鉴，强化财政纪律，实现欧洲的统一与繁荣。

以南欧国家深陷的债务现象为例。欧元之所以弊病丛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欧国家负债过高：一方面这些国家政府担保过多，另一方面欧盟又为这些担保过多的政府施以援手，这无异于双手接过了这些国家的重负。

美国在债务共同方面的经验是，各州政府必须“各扫门前雪”，联邦政府“不救助”立场成为各州、市财政部门接受的基本原则。许多州设定了债务上限，从法律上禁止政府为项目提供过度的债务担保。此举倒逼政府必须量入为出，充分考虑收支平衡，而不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由此，汉斯甚至赞成让那些财政制度“不达标”者退出欧元区，而为增强货币的竞争力甚至可以考虑让欧元贬值……

可以想象，无论汉斯的哪条建议，对致力于建设统一欧洲的欧盟而言，袖手旁观乃至“踢出”成员国都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只是，没有刮骨疗伤的狠劲，不痛下决心解决欧元区内的矛盾，看似善意的包容无异于纵容，结果很可能是泡沫越吹越大，直至病入膏肓，到时受累的不只是少数国家，很可能是整个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

披沙录

■披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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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

读“书”体验

——读《读屏时代：数字世界里

我们的阅读意义》

⊙杰 夫

“并不长，读一读”——在《读屏时代：数字世界里我们的阅读意义》中，内奥米·巴伦（Naomi S. Baron）用这个带有“协商”口吻的标题开始了她的前言。

巴伦是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学教授。在上一部名为《一直在线：线上和移动世界里的语言》的作品里，她注意（研究了）数字技术广泛使用使传统语言遭到了“破坏”（虽然她并不认为应归咎于电脑、互联网或移动电话），因为世人对数字技术的痴迷也深刻影响着人际交流的方式和关系。多年后，《读屏时代》在相关领域话题上再度延展、深入，在比较了纸质和电子阅读两种方式各自的优缺点之余，巴伦追问：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媒介的变迁对此是否有影响？

在某些媒体话语（词库）里，“读屏时代”又被称作“拇指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是，纸质书逐步让位电子屏，翻页读正被往下划给取代。按照内奥米·巴伦的说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习惯于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有时阅读的量会很小，比如一封邮件，一个网页；有时候阅读的文本可能会很长，比如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甚至是古登堡项目中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书籍。”而据她本人所做的一份调查，除了学术阅读和长篇内容纸质版还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外，其他方面电子阅读在受访者（美、德、日三个国家的学生）中所占比已紧追纸质版，尤其在休闲阅读上已有领先（如小说、资讯等）。显然，屏幕文字的吸引力在显著增强。个中原因，除了成本小、便利性外，还有一个社交化。

其实，阅读的社交化并不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而产生。倘若按马塞尔·普鲁斯《论阅读》中的观点，读者阅读时便在与作者对话，这就是一种“社交”；而另外一种形式便是做标记：“19世纪的许多出版物本身就有旁注，本质上是为了突出作者认为文本中最重要的那些内容。”不过，较为正式的“社交”，还是要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那时候咖啡馆成了人们聚集、谈天交流的所在，他们往往一起喝咖啡，然后就从报纸或书上看来的内容彼此交换意见。对此，巴伦摘录了一段引证：“地方上的书商往往把自己的库存变为图书馆，向读者收取入馆的费用。柔和的灯光，舒适的椅子，墙上再贴些漂亮的照片，订上六七份报纸，这些足以使得书吧在众多书店中脱颖而出。”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在线为阅读打开了便利之门（主要指获取的可得性、便捷性）的同时，也为阅读社交提供了平台。像Facebook、Kindle、Goodreads、zola、Librify等一些网站或者数字工具的出现，让人们可以相互分享、交流、讨论他们阅读时遇到的问题或读后心得。至此，所谓“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私人的、用来与独处相随的实体，而成为一个让人们聚到一起、借“题”发挥讨论各自想法的场所。

由于电子阅读平台的兴起，像内奥米·巴伦这样在思考“后印刷时代人文危机与媒介走向”问题的学者及作品不在少数。早期的研究，有斯凡·伯克特的《古登堡挽歌》、杰夫·纳伯格的《书的未来》、威廉·盖斯的《为书辩护》、罗伯特·达恩顿的《阅读的未来》、艾伦·雅各布斯的《消遣时代的阅读乐趣》等。这当中不乏警告、忧虑的声音，但巴伦所持立场较为中性——既不像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那样的悲观，认为电子阅读容易让人分心、变得肤浅；也不像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那样乐观，彻底相信超文本链接可拓展人类认知的疆域，知识变得流动而又开放。巴伦力求在比较电子和纸张阅读做到中立、客观和实证主义。

譬如，她会像比较数码产品参数那样衡量在不同阅读媒介上视觉、理解、喜好的不同，也会较为辩证地指出“一心专用”和“一心多用”的各自利弊。她不否认有擅长一心多用的人，但她不忘强调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之低：“你怎么知道你属于这2.5%？”至于像通常人们以为的电子设备比纸质书籍更环保的结论，巴伦以一系列读后豁然开朗又令人不安的数据来揭示所谓“电子阅读更环保的真相”。

制作一个电子阅读器需要33磅矿物，而印刷一本书只需要三分之二磅；制作电子阅读器的矿物质包括锰矿等稀有金属，一般都是在非洲等充满战乱的地区开采的，而开采所得利润常用于支持军阀；生产一个电子阅读器需要100千瓦时化石燃料，会释放66磅二氧化碳——而一本书只需要2千瓦时燃料，释放的温室气体还不到电子阅读器的百分之一；而且要知道纸张和电子设备中的许多零部件不同，它是可再生资源；数字科技造成的另一个环境影响是给我们的电子设备提供数据、报纸、电子书的服务器在运转中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为了给一些数字设备或机房降温，又不得不需要风扇来工作，为此发电机又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污染……

类似的，关于两种阅读方式总是有许多吵吵嚷嚷的争执，巴伦不纠结其中或意气用事，而是通过全面梳理、多方比较，力争提供清晰的、不偏不倚的分析。用《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的作者玛丽安娜·沃尔夫的话来说，“（巴伦）这本书全面涵盖了之前出版的相关作品——甚至包括我的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她针对数字时代阅读的变化写下了一本杰作。”

对电子阅读的未来，巴伦向我们展示了当下各类最新应用，像可穿戴式书籍，它会激活读者的身体反应，同步感受书中主角的情绪；也有像kindle推出了“安静时间”功能，帮助读者对抗分心；更有像Spotify模式的在线订阅，每月支付一笔较低的价格，可以畅读50万本电子书。面对电子书，纸质书也在奋起直追——按需印刷、精品书典藏、书店作为线下体验店模式等都来应对来自数字世界的挑战。毋庸置疑，基于技术的推动，阅读方式已然进化。但巴伦也不忘提醒一声，与纸质阅读相比，电子阅读长文本、复杂文本以及做注释等都会变得更很困难，而这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新常态”。换句话说，如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