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中国特别策划《锋谈G20》文字实录

（原标题：意见中国特别策划《锋谈G20》文字实录）

【卢锋】各位网友大家好，2016年G20峰会即将要在中国的浙江杭州举办了，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是应网易财经的邀请，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交流一下有关G20，以及中国G20峰会的一些观察，或者一些思考。

讲到G20，可能我想今天看看是不是可以讨论这几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G20怎么来的，前生今世吧，这个事大家大概都知道一点，今天我们有机会稍微系统的做一个考察，或者交流。第二个，就是中国在准备2016年G20峰会做了哪些方面的谋划、部署和准备工作。

第三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中国举办G20，它有哪些创新或者特色的地方，也就是说G20杭州峰会最重要的一些看点。最后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探讨一下，G20在中国举办它可能有超出一些对短期形势而言的，直接影响的一些更深远的历史性的意义。

首先讲这个G20的前生今世，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G20是2008年10月15号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恐慌性的局面，由美国发起的，邀请20个最重要的国家，包括中国参加的，举办的第一次华盛顿峰会。

随后我们已经过了将近8年整，前后算来已经9年的时间了，这中间一共举行了10次峰会，9个国家。因为美国举行过两次，加上中国这一次就是第11次峰会。这件事情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起的一次会议。

但是这个事你要再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件事情是这样的，G20的峰会的概念，我们说已经有8年之久了，但是G20这个概念其实提出的更早一些。也就是说G20峰会是金融危机派生的产物，但是G20的概念是在1999年，当时的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他们应对当时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新的国际形势，他们就决定扩大G7，也叫G8，后来俄罗斯加入以后就变成G8，这样一个协调的框架，邀请后来我们讲G20其他的一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参加的G20的财长会议，所以这个事情就更早了。

你要再追溯的话，今天我们是在讨论前生，就是它的历史的渊源的话，甚至更早说这个G7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G7怎么来的？G7其实你要追溯一下历史，它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当时战后建立的布林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协调的体制和系统，布林顿森林体系是崩溃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号发表了著名的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那个讲演，就标志着这个系统崩溃。

随后西方国家之间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它的汇率政策，它的宏观政策怎么协调，实际上面临一个巨大的真空。所以在1973年年初，美国的财政部长邀请了英法德三国的财长，也就是他们四国的财长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在美国白宫一楼的图书室，根据有关资料介绍，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所以有关的文件也把它叫“G4”，就是叫四国集团。

四国集团很快变成五国集团，到了1975年，针对当时的这个形势，德国的总统德斯坦邀请五国的首脑到法国郊外的一个地方召开了第一次后来的G7的峰会。当时本来是五国，后来因为赶上意大利的里拉危机，就变成了6国，到了第二年1976年加进一个加拿大，所以就变成后来的G7。然后到1997年克林顿邀请了叶利钦参加，就变成了G8。

但是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G7里面始终是一个象征性的地位，所以最后是一个G7的架构。这个G7的架构尽管有好多偏颇，但是它当时对于解决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形势政策的协调，也还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广场协议，包括怎么来应对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包括怎么来帮助东西德的合并，实际上这个G7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或者在西方国家之间层面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就知道，整个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今天，到了2008年，我们就有了G20。G20跟G7或者跟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它类似，它并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秘书处，并没有一个专门为它执行的机构，这主要是这些国家的首脑，一般的说法是说，以峰会作为引领，以所谓协调人，加上财经这两个双轨机制作为支撑，再加上财长会议，以及专题工作组会议作为一个辅助的这样一套运作的框架。

峰会一年开一次，财长的会议一年可能开个若干次，两到四次，还有各个专题小组的会议，以及副手的会议，以及一些专门领域的部长的会议。

它的工作小组现在大概一共有八个工作小组，再加上两个研究小组。比如我们知道比较多的，一开始2009年就设立的工作组，就是所谓增长框架工作组，那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怎么来保证这个目标能得到实现，所以这个工作组会非常活跃的做工作。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组，像发展工作组、像金融方面的工作组。中国今年专门创设了两个工作组，一个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都看到的，在上海贸易部长会议上宣布的，贸易投资工作组。另外一个是绿色金融，它不是工作组，叫研究小组。由于是中国倡导设立的，并且得到了G20各国批准，所以这个工作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召集人，或者工作组的主席。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运行的。

我前面实际上讲到过，这个会议在刚开始的时候，G20峰会是每年开两次，就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开了两次。再加上2008年底的那次，也就是说2008年到2010年就开了五次了。后来一直到2011年就戛纳峰会，到去年的土耳其峰会，安塔利亚峰会，一共又开了五次，那就是十次。

这一次我们开的这次是第十一次。也就是说中国这次开峰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第十个峰会举办国，第十一次峰会。历史上大概是这么一路走来的。

所以为什么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原因，以及它的发展过程呢？因为它能给我们对于理解G20峰会的使命，或者对于理解全球当代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演变，以及它派生的治理结构的善变，其实能提供一些启发。比如说至少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你看无论是从G4、G7、G8还是到G20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还是到G20峰会这么一路走来，其实这样一些变化。

它代表的都是全球的，或者是国际的，或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结构深刻的变化，它都是特定的、战后特定阶段的国际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格局，大国里消长演变的一个结果，我想这是从这个角度看是很清楚的。

第二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说这个G7、G8、G20，特别是前面的G7，当然主要是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它反映了当时力量的格局。他们在主导这个G7的一个对话或者合作框架，再影响到全球的一些经济形势的变化，或者对一些事件做出反应的时候，难免在有些政策上会带上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具体来说美国，甚至包括欧洲的一个立场、角度，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双重标准，或者有一些局限性或者偏颇，这方面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任何一件事情历史的现象都是两面的，它有局限性，但是它同时实际上也承担了一个维护或者发展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的形势。它客观上也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发展，经济的开放发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第三个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变化，就刚才讲到的G4、G5、G7、G8、G20的这样一个变化，它其实都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个均匀的发展过程，它往往带有某种阶段性的一个跳跃和突变，那往往是一次危机，代表了一次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治理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构成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或者我们今天观察的这个G20产生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历史的辩证法。

我想第一点这个前生今世，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讨论。

【卢锋】第二个问题我想主要讨论中国为了举办2016年杭州峰会，做了系统的谋划、部署和准备，我们也可以系统的梳理一下中国在哪些方面做了这些工作。

我们说在去年的2015年11月，应该是17号，当时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承接了举办2016年峰会的这样一个工作，中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担任了G20 2016年轮值的主席国。我觉得这个里面第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主席自己做了一个，在2015年12月11号，他专门就有一个G20的致词。我个人理解，实际上就是对整个中国举办2016年G20的峰会做了一个总体的定调，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方针和基本的要求，做了一些原则的部署。

这里面大家看到，在网上很容易找到那个致词，那个致词我理解大概他讲了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他实际上就是高度的概括了，G20的产生和它运行，基本的精神、它的原则。并且强调中国要弘扬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他把G20定位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的平台或者论坛。

G20是在应对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下产生的，它代表了一个用合作、协商、相互配合这样的一种精神，去面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推进的挑战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

目前全世界的经济形势虽然在过去的几年内维持了一个复苏、增长的态势，但是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相对的不足，贸易罕见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现了接近零增长，去年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这样一个形势下，中国举办G20峰会，应该发扬这样一个互相合作、互相协调来应对目前经济形势挑战的这样一个原则，从合作中寻求应对目前困难的解决之道，这是我觉得第一点。

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确定了或者宣布了中国举办2016年G20峰会的四个I的基本的主题，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创新、活力、联动和共享。英文因为叫innovative，就是第一个I；invigorated，第二个I；Interconnected，第三个I；最后一个I就是Inclusive，确定了这样几个，八个字的这样一个方针。

第三个最后就宣布我们G20峰会最后会在浙江的杭州举办，他特别的提到杭州城既是一个历史的名城，充满了中国文化特色的氛围，同时又是一个现代的活力四射的城市，有最活跃的网络企业，经济发展非常活跃，在这样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地点举办，中国举办这个峰会，一定能够，并且给世界带来一个别样的这样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峰会它的定位、定调做了一个具体的阐述。

第二点就是刚才讲到的，实际上就是G20峰会主题的确定，刚才讲到八个字的主题的确定，这个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要从中国的角度，认识当代经济形势、特点，判断目前问题，特别重要的是，怎么解决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未来潮流的一个基本的药方，或者一个基本的方针。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创新也是这五大理念之首。创新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也就是说解决世界经济未来持续发展的问题，它一定要以创新作为引领。

这个创新应该是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它包含了制度创新，体制创新，跟后面的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是相通的，包含了技术的创新，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创新的内涵。我们要以创新为基本的首要的方针推动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个他讲的所谓的活力，怎么来一个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一定要有活力。问题是怎么来活力呢？到最后G20的背景下，它实际上需要通过前面讲的创新获得活力，也要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取得活力。通过改造或者改进、完善我们的全球的经济治理的结构，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三点，我们说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联动的。因为当代的经济发展，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实现的发展。开放的环境，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一个互相的联系，互相的分工，深化国际分工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仍然需要把所谓联动性作为一个基本的目标，这跟中国十三五规划讲到的开放也是一致的，强调的五大理念，其中包含的开放也是一致的。

最后一个就是要共享。所谓共享，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要尽量的使经济发展普惠于各国，各个地区，甚至各个阶层，每一个人。这个在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它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是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共享也是作为一个基本的目标。特别是推动扶贫目标，十三五规划也说，要彻底的消除过去的贫困。

在全球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有一个共享的概念，也有一个所谓包容的概念，也就是怎么能使得经济发展，能够使各国，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受惠，得到共同的利益的分享。所以我觉得第二点，也就是说准备峰会的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就是确定了这八个字的基本的方针，阐述了这八个字基本的主题。

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为了开好这个峰会，也是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媒体报道可能也都注意到，我们2月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上海开会，实际上在那次会议上，不仅对怎么开好峰会一些长期的政策方针，包括结构性改革方针做了讨论，或者做了表述，更重要的是，对经济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做了大量的部署。

后来到4月份在华盛顿又开了第二次的两长会议，7月份在成都开这个会议。在这个中间实际上也有很多次专题的会议，包括就业方面的会议，包括女性参与经济方面的会议，也包括贸易部长会议，在上海开的。这里面一共大概开了可能有六七次的部长的会议，这个也是跟我们前面讲到的G20的这种运作的方式，是以峰会为引领，以协调人和财经双轨机制作为支撑，然后以部长会议、工作组会议作为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运作机制。它是一致的。

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开好这次峰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的工作，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配合，使得整个的宏观经济的增长能保持一个大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避免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的波动，或者是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得我们本来这个会议的筹备或者推进，受到意外的干扰和冲击。

这个在G20纪念的历史上也是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特别比较典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2011年，当时是法国举办戛纳G20峰会。实际上法国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上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准备是要聚焦在这个问题上，使得G20体现出法国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作为一个贡献。

但是很遗憾，欧债危机在2011年秋季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以希腊第二次融资作为导火索，出现了一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在这个背景下引起了全世界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安，不确定性增加。所以到最后戛纳峰会可能主要的一个议题，就变成了怎么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冲击，对它原来设定的一个会议的议程，难免就构成了一个干扰和冲击。

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客观的形势也有好多不利的方面，比如我们都知道年初国际金融形势、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动荡，特别是随着美国美联储的升息，带来了新兴市场一些汇率的波动，包括人民币也出现了一些波动，引起了市场很多的猜测或者不安。

当时我觉得在2月份的两长会议上，实际上非常明确的发出了一些信号，一方面肯定了，就是说金融市场波动存在的现实，同时也指出，现在的这个外汇市场的波动，汇率的波动，很大的一个程度并不反应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这样一些在大国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一个政策、形势分析的判断，实际上对于市场的平稳，它客观上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今年这个G20峰会一个很重要的准备的过程中，就是在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后来尽管也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包括欧国脱欧事件，包括少数国家银行系统出现的一些风险的显现，由于世界经济本身的韧性，我觉得客观上也由于G20这样一个管道，中国的努力下，各国的配合，最后我们还是维持了一个大体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格局。根据MF的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速，全球的经济增速大概是在3.16，但是最后可能还有（10：53英），可能还是有一些修正。

3.16这个数应该说比2014年3.41可能还是显著的要低，但是比去年的3.09可能还，或许还稍微能高一点。这个数应该说跟经济繁荣时候的数字相比，它当然不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数字，可是它毕竟维持了整个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大体稳定的环境，给中国开好G20的杭州峰会创造了一个比较适宜的，比较好的一个宏观经济的环境。

【卢锋】我们接着着重的谈一下，中国举办2016 G20峰会，它在一些议程上、内容上的创新之处，也就是它几方面重要的看点。

我觉得这方面的内容是很多的，总体上观察中国G20峰会，当然峰会还没有开，看看它前面的这些准备的内容，以及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参与的一些研究，我觉得中国的G20这次峰会，在整个的G20的八、九年的历史中，非常好的体现了这种，有一些议题是传承的、继承的，但是也有自己的创新。

并且比较好的体现了一个大国，在我们倡导一个多变框架下的政策议程的时候，怎么跟国内的政策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国内、国际统筹，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这样一方面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提出的很多议程之间，它有照顾到一些系统性的内容，全面性的要求，同时也突出了一些重点。

所以真正的做到了这几个方面，也就是说实践了习主席致词中说要给全世界一个别样的精彩这样一个承诺。我相信它会在G20的历史中留下中国的印记。具体来看，我想它可能主要的，至少，当然都是个人的理解，包括五大方面的特点，五个方面重要的特点，或者叫五大看点。

五大看点我想大概是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中国是第一次更为突出的强调了结构性改革，在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中，它所起的一个关键或者具有某中统领性的地位，这个是第一大看点。第二大看点，中国在组建、创建，倡导、创建并且经过G20成员国也同意批准的，建立了投资和贸易的工作小组，制定了一系列的推动贸易和投资发展的文件，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第三个在金融治理架构、金融市场的改革，以及金融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创意，可以叫亮点频频。第四点我觉得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开放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方面，这是一个传统的领域，中国实际上通过中国的努力，也是因为今年形势的特殊，拓展了这方面的合作的议程和内容。

最后一个，就是说把全球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产能过剩这样一个问题，纳入到G20讨论或者说协调的议程中，也代表了G20具体的内容的一个创新和发展。

这五个方面我想着重比较多的谈一谈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他方面我想简单的做一个评论。一方面是因为前面讲了，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跟其他问题相互交叉，甚至具有某种引导性、引领性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问题。基本的求解经济发展思路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另外也是因为我个人和一些研究人员，参与有关部门的研究，可能也是在结构性改革上参与的多一点，我想这个问题多讲几句，其他的问题我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我们都知道结构性改革在国内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方针的概念。什么叫结构性改革？我们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文献，或者说研究一下历史背景，大概它也是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它的基本的含义实际上讲的是跟凯恩斯侧重需求管理的这样一套宏观经济政策相对应的，比较多的强调供给侧、体制性、机制性改革这方面政策的一个总和。

它更多的强调供给侧的这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供给侧整个的潜在的增长能力，朝这方面发力的一个政策的总和。所以它的政策的工具也是体现在各个方面，体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体现在税收政策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竞争政策、管制政策、技术政策等等等等，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在七十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或者提出以后得到广泛的关注呢？这个跟当时全球经济的形势也是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停滞、衰退，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这个就对当年一段时期流行的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药方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实际上被学界就解释为过度的注重凯恩斯的需求政策，可能会带来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结构性的分析的视角，以及它的一些政策的含义就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国际机构像IMF或者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各方面援助的时候，就更多的采用了一些结构性的方法，来制定一个援助方面领域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方针，取得了一些，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实际上结构性改革就得到了更加普及的运用，比如说这个APEC，在九十年代专门的制定了APEC国家结构性改革的一些议程。包括欧盟，欧盟当时也做过关于欧盟内部成员国，它的一些结构性改革的设计或者要求。结构性改革就变成了一个相当大，一定程度具有相当共识的这样一个概念，或者政策方针。

G20出现以后，实际上也是对结构性改革做了很多讨论，并且也对G20的改革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评价，也对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和政策做了一个积极的评价，或者做出了一个认同的这样一个政策的立场。我们知道G20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要应对金融危机，所以最初在2008年和2009年初，主要都是怎么协调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来给失控的金融和经济形势要采取一个急救的措施。

我们都知道到了2009年的二季度，实际上中国是率先复苏，发达国家也随后很快的复苏。也就是说整个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应该说到最后从止血、急救的角度来讲，这个阶段，到了2009年的年中，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更早的就见到了一个积极的成效。这也是反映G20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随着这个形势的转变，到了2009年9月份，匹兹堡峰会的时候，就是第三次G20峰会的时候，实际上到最后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G20峰会的时候，当时就制定了，提到了应该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方针，来部署、协调今后的G20内部的政策的走向。

到了2010年首尔峰会的时候，G20的讨论的议程中，讨论中，专门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做出了讨论，并且在峰会的公告中做出了阐述。在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去年2015年，随着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的调整、深化，结构性改革在G20的探讨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各国都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做出了各自一些承诺，就是结构性改革更加成为G20框架内部的一个比较具有共识的看法。

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它是把G20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一方面是中国对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理性的科学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跟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是派生出来的一个政策立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过去几十年，它推动经济的起飞和追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个当然首先，我觉得根本上应该是从中国依据自身的国情，探索体制创新，探求自己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就。但是你从我们前面讨论的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的这个政策的关系来看，实际上改革开放的政策跟结构性改革的这样一个政策取向，和它的内在逻辑其实也是兼容一致的。

尽管我们不是说从国外拿到了一个什么教条式的方案，套用到中国来。我们是从中国自身的实践中，自身的国情中，自身的发展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但是你走出来的这个路子背后的道理，跟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我觉得也有兼容之处。

特别是随着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深度的调整期，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决策层提出了审时度势，后来又讲到经济新常态这样一些判断。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经济政策上就采取了，一方面我们不搞大规模刺激，但同时也要千方百计的稳增长。

另一方面，更着力的，更加花大力气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特别是去年年底开始，中国决策层全面的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具体怎么说？就是说在适度的保持总需求，提升总需求的基础上，同时要着力的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后来又具体的部署了，我们都知道的三去一降一补这样一个针对目前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特点采取的一些结构性改革的措施。

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中国经济政策的演变逻辑，跟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背后演变的规律实际上就有某种交合，聚焦点或者叠加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着力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中国高层、决策层，或者有关部门在设计中国的G20，今年的峰会议程的时候，一开始就确定，要把结构性改革作为进一步提升结构性改革的地位，作为这次峰会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也构成了我们一个观察G20杭州峰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看点。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中国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基础上，中国在推进G20峰会层面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媒体也报道过，具体的制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九大议题，做了方方面面的部署。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关部门，具体来讲有关部门，财政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就这个结构性改革设计了一个量化的评估指标，这个指标里面一共包括了十个方面的指标，涵盖强劲的增长、平衡的增长和稳定的增长这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形成了仪表盘表达的一个框架，并且经过跟G20各国的协调，特别是跟OECD专家团队的相互的讨论、沟通，最后对十个指标，就这十个指标，对每一个G20的成员国都做了一个最新年份，以及跟五年前指标的一个对比。今后有望这十个方面的指标这样一个动态的更新，也可能对于我们评估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情况，这个形式和效果，提供了一个量化的指标。

所以结构性改革我觉得在G20中进一步提升了地位，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首先我们知道，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困难，当然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发达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采取了，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需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上，包括财政政策上，采取了大量的措施，甚至采取了超常的刺激政策。但是最后全球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也显示，这样一些政策并不能真正的帮助世界经济摆脱增长乏力的这样一个困难。

所以最后我们需要从一个结构性改革的角度，从一个深层体制机制的角度，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改变我们经济管理思维的这样一个角度去探讨新的思路。那我觉得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给我们这样一个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积极的贡献。这是第一点，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方面，我前面讲到了，实际上中国在这次峰会中倡导建立了所谓贸易和投资的工作组，并且各国通过了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个文件。并且还第一次通过了促进全球投资这样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但是不是一个大家有一个具体的法定义务的一个文件，可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各国有大量的双边或者区域性的投资协议，但实际上缺乏一个全球层面的这样一个促进国际投资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框架。而国际的投资进一步的增长，又是推动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也可以说贸易和投资是全球化，或者全球经济开放增长的，用中国中医的话说，任督二脉。

所以我们中国这次倡导，最后得到批准建立的投资和贸易，贸易和投资工作组，通过的这两个重要的文件，我觉得对于推动中国、全球经济未来的增长，通过促进投资和贸易，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个在金融方面，央行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在今年的G20峰会中亮点频频，有很多的成果。这里面包含很多的具体的内容，在国际治理结构的完善、改进，在金融市场的改革，在包括金融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第一次G20同意发行SDR债券，这是30年以后，同意世行再发行SDR的债券。

这方面实际上对于国际治理结构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通过了一个迈向更加韧性的，更加能促进全球增长的一个金融治理改革的这样一个文件。这个具体的我是看有关的报道，具体的标题可能不一定准确，部署了、强调了五个方面的共识。这也是这一轮峰会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另外中国第一次主持形成了一个有关绿色金融的一个文件，对这个绿色金融的概念、内涵以及它面临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做出了阐述。对于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另外强调普惠金融，强调金融跟发展密切的联系，都是显示在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方面，金融治理结构方面，我们这次峰会有很多成果。

【卢锋】第四方面我觉得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上，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一直是G20峰会的一个常规的领域。这一次我前面一开始，上面有关的部分也讨论过，由于我们是面临一个汇率波动的形势，国际市场汇市，外汇市场波动的形势，所以G20峰会上是第一次对外汇市场波动直接做了很多的交流、沟通。这个对拓宽今后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领域，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另外我前面也讲到，我们开了几次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在稳定宏观经济增长方面，联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对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大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格局，也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一个看点之一。

最后一个就是说，G20峰会第一次专门讨论了全球范围的一些部门的产能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对钢铁产能过剩，这样一个一段时期以来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做了讨论，并且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的看法。

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采取市场性的机制，要重视采用市场性的机制来应对产能过剩，这个我讲的表述主要是在讲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中的表述，以及贸易部长从上海贸易部长会议中的表述，我想类似的表述可能在峰会最后的公报中也会有所反映。另外也强调了应该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应对钢铁以及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

我觉得这样一个直面现实问题，尽管过去G20主要讨论的是一些宏观的问题，但是钢铁以及很多一些部门的产能过剩，它尽管是个部门的问题，其实跟宏观经济的形势的特点也具有很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G20最后采取务实的态度，同时也探讨产能过剩的问题，针对一个特别像钢铁领域的产能过剩，形成一些共识性的看法，这个对于应对这样一些部门的产能过剩的难题和挑战，我觉得是有积极意义的。

并且你可以进一步的来考虑，这样一个拓宽原先我们讨论财经问题的领域，这个对于G20峰会机制，从过去主要的应对危机，它确定的一些重点领域的一些内容，转向一个促进未来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或者具有某种聚焦性的领域的一些问题，使得G20峰会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走向一个更加常态化的应对机制。我想也具有某种探索或者创新的含义。

好，今天我们谈到的几大看点的问题，有机会我们再交流其他的问题，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网易财经对G20这样一个重大议题的持续的报道，谢谢。